"國貨大王"方液仙自己研製化妝品,因抗日遭暗殺

方液仙艱辛創中化

方液仙，名傅沆，1893年12月生於上海，是近代著名的鎮海方氏子弟。方家世代為商，在上海、杭州、寧波等地經營錢莊、典當、銀樓、南北貨等業，僅錢莊就設有二十多家。方液仙少年時就讀於寧波斐迪中學和近代上海著名的教會學校中西書院，接受了良好的西學教育。他尤其喜愛研究化學，曾師從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驗師、德國人竇柏烈學習，其同學中還有後來著名的「味精大王」吳蘊初。他在家裡設立簡易的實驗室，購閱有關製造日用化學品的書籍，苦心鑽研，學會製造多種化工產品。

1910—1911年，上海發生錢莊倒閉風潮，方家大多錢莊亦未能倖免，僅存3家。方液仙之父方選青不擅經營，打算讓方液仙繼承家業，但他對經營錢莊並無半點興趣，令父親非常失望。鑒於當時外貨化妝品，如歐美夏士蓮雪花膏、勞氏白玉霜及日本金剛牌牙粉等充斥市場，方液仙決計自己研製化妝品。

1912年，19歲的方液仙開始籌設中國化學工業社（簡稱中化社），但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他並不氣餒，多方奔走籌款，最終說服母親方李氏，拿出私蓄1萬元給他作啟動資金。他在圓明園路安仁里家中設廠，購置一些簡單設備，親自率幾個工人和學徒，生產三星牌雪花膏、白玉霜、生髮油、花露水、牙粉等化妝品。當時因外貨泛濫，中華社產品銷量極微，連年虧損。家人、親友見此情形，都力勸其停手，可他仍不改其志。他還和友人合夥開辦了龍華製革廠、鼎豐搪瓷廠以及橡膠製品廠、硫酸廠等，多為國人首創的化輕工廠。在洋貨大行其道的近代中國市場，本土產品幾乎沒有銷路，最終都無奈停產了。

1915年，在1萬元全部蝕本後，他又設法自籌3.5萬元，並爭取其舅父李雲書投資1.5萬元，在重慶路租了三間廠房，增加設備，聘請經理、推銷員等，增加果子露、皮鞋油等產品。這時，中化社因大量資金注入，初具規模，但營業仍是年年虧損，不見起色。1919年初，中化社又虧損殆盡，瀕臨倒閉。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全國掀起了抵制洋貨、振興國貨運動，中化社從而絕處逢生。中化社的產品質量並不亞於洋貨，因此深受消費者歡迎，紛紛購買，三星牌各類化妝品、日用品迅速打開銷路，生產迅速發展，不久轉虧為盈,甚至一度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1920年，方液仙請求上海錢業巨擘、四叔方季揚投資，方季揚同意入股，卻有個條件：要求李雲書撤資。方液仙左右為難，一位是舅父，一位是叔父，兩位長輩都不好得罪。他權衡利弊，思慮再三，最終決定苦口婆心勸服舅父李雲書退股。這樣，中化社重組資金5萬元，方液仙自認七成股份，方季揚認三成，中化社改組為無限公司，方季揚任董事長，方液仙任總經理。自從方季揚入股後，中化社得到金融界支持，有了穩固的後盾，在河南路設立總公司，採用新的管理方式，建立各項規章制度，擴大了生產規模，企業煥然一新，先後推出四大名牌產品。

1923年，方液仙的同學吳蘊初試製調味粉成功，由張崇新醬園老闆出資投產。起初，方液仙見調味粉市場前景不錯，打算投資參與，但張崇新老闆堅持獨資，因此方液仙決定中化社自己生產。他責成徒弟王修蔭按照公開發表的製造方法試製，但生產環節繁多，整個生產過程需要2個月，而且質量也不穩定。方液仙遂偕王修蔭同赴日本，通過郭永康介紹，參觀了日本「味の素」廠，並取回一些半成品，回國後經過進一步仔細分析研究，終於解決了生產技術問題，生產出「觀音粉」和「味生」。觀音粉質量不如天廚味精，銷路不好，味生售價比天廚味精低30%，頗受歡迎。中化社調味料品的副產品醬油精、醬色的銷路也不錯。中化社與天廚味精廠作為同業有競爭，同時也有共同利益，在質量與價格方面形成互補，最終將日貨「味の素」擠出了中國市場。

國貨精品領馭市場

20世紀初，產自日本的「野豬」牌蚊香傾銷中國，幾乎獨霸了上海及東南沿海市場。方液仙決計研製大陸蚊香，與日貨一較高下，經過鑽研，成功研製出蚊香。隨即，他派職員赴日本學慣用機器製造盤型蚊香的技術，撥款建廠房、置機器，進行機制蚊香試造，終於獲得成功。產品取名為「福祿壽三星」蚊香，打破了日貨壟斷的局面。方液仙打出「國人愛國，請用國貨三星蚊香」的廣告語，通過報紙、招貼等形式廣為宣傳。在民眾愛國熱情支持下，「三星」生意日漸興隆，不僅暢銷國內，而且遠銷南洋各埠。從此，市場上三星蚊香基本取代了野豬牌。

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生產的獅子牌金剛石牙粉在中國市場傾銷。1912年，方液仙瞅準時機，開始生產牙粉，取名「三星」牌，為最早的大陸潔齒劑。最初的幾年中，三星牌牙粉在大陸牙粉市場上可謂獨領風騷。但短短几年後，隨著其他品牌牙粉的相繼出現，三星牌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境況大不如前。這些新品牌各有所長，如無敵牌香味宜人，嫦娥牌包裝精美，都是三星牙粉的勁敵，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在牙粉市場遭遇激烈競爭的情況下，方液仙思慮再三，最後決定與其苦苦支撐，不如另闢蹊徑。

當時的國際市場，牙膏作為新生代，以其獨特的優勢成為牙粉的替代品。但在中國市場上，卻只有洋貨，最著名的是美大陸的絲帶牌牙膏。方液仙靈機一動，何不仿照絲帶牌的配方和包裝，試製牙膏呢？功夫不負有心人，牙膏研製成功了，但卻遇到一個問題，牙膏管怎麼辦呢？幾經周折，方液仙決定從薛路登洋行進口軟管。終於，最早的大陸牙膏於1923年誕生了，也叫三星牌。

當時，絲帶牌牙膏每支賣7角5分錢，平民百姓都覺得是奢侈品。而三星牌最初定價2角5分，後降為2角，大家認為絕對是物美價廉，因此甫一問世，便風靡一時。很快，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抵制洋貨，三星牙膏更是供不應求，方液仙大大賺了一筆。

相對於蚊香來說，牙膏雖利潤不高，但其優勢在於產量大，不受季節限制，資金周轉快。由於三星牙膏的先鋒效應，一時之間，其他各種品牌的牙膏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比較著名的有黑人牙膏、留蘭香等，但三星牙膏卻一直遙遙領先，成為同業中的領頭羊。

方液仙極其重視廣告效應，規定拿出營業額的3‰作為廣告費，並在中化社專門成立廣告科，延聘著名漫畫家張樂平等為科員。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上海藝華影業公司拍攝了一部歌舞片《三星伴月》，由上海灘最耀眼的明星「金嗓子」周璇主演並演唱了主題歌《何日君再來》。隨著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何日君再來》紅極一時。1938年，香港大地影片公司拍攝抗日影片《孤島天堂》，片中引用了這首歌，從而一發不可收，各歌舞團競相引用。1941年，著名影星李香蘭也將該曲灌製成唱片。其實，從片名《三星伴月》即可看出，該片是由中化社投資拍攝。以「三星牌」冠名影片，可謂匠心獨具，此廣告效應隨著影片的走紅而紅，真是令人叫絕！

孤島時期遭汪偽特務暗殺的著名報人朱惺公，曾任中化廣告科科長，為吸引消費者，他專門為三星牙膏設計了獎券廣告，並起名叫作「玻璃管里的秘密」。在牙膏管內放一個小玻璃管，管內放三種彩券，分別面值1元、5元、10元。更為引人的是，還設有「福祿壽」三星獎，湊齊「福祿壽」三星的幸運消費者便中頭獎，可以獲贈一所住房。這樣一來，購買三星牙膏的消費者更多了，而且還會一直堅持用這個牌子。中化的廣告形式多種多樣，除了報紙、牆欄、廣播、霓虹燈外，還做路牌廣告，在滬杭、滬寧鐵路沿線都製作了大型的廣告牌，而且專門組織「國貨廣告旅行團」，長年奔波，從上海到西安、四川，甚至到雲南，每到一處，都樹立中化的路牌廣告。中化的各類產品不但吸引住了人們的眼球，而且深入人心，真正做到了婦孺皆知。

在銷售方面，中化社利用多樣化的推銷方式廣拓銷路。中化社推銷人員各司其職，相互間不兼管，從而能深入地了解市場情況，熟悉本職業務。凡牙膏、香皂以及各種化妝品，統由營業部直接掌握，向華洋雜貨批發商聯繫銷售；蚊香、洗衣皂由各煙紙店組專職推銷；洗髮皂精和止癢奎寧水由專職推銷員向全市各理髮店推銷；調味粉由海味組向海味店推銷；新產品和滯銷品則採用寄售辦法，指定幾位推銷員負責。此外，中化社在南京、杭州、天津、漢口、長沙、南昌、廣州、梧州、青島等地廣設發行所。中化社還在南京路各大公司租有專櫃推銷。海外則派人常駐印尼，專門負責聯繫南洋一帶的產品銷售業務。

三星牙膏不僅在國內暢銷，而且遠銷東南亞，甚至連非洲都有售。直至太平洋戰事爆發，迫於無奈才停止了國外市場的銷售。以後同業中紛紛繼起生產牙膏，但中化社的三星、白玉牙膏一直處於領先地位。1949年後各種牙膏集中在中化成產，改名為上海牙膏廠，當時品種有30多種，產量佔全國牙膏生產的70%。

中化社十年全盛

1931至1940年的十年間，是中化社的全盛時期。中國化學工業社從初創時的一個小作坊，20多年間發展成為業中首屈一指的綜合性大型企業，是與方液仙知人善任、注重科技、嚴格管理分不開的。方液仙非常重視生產技術的改進，數度派人並親自去日本、美國考察，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引進先進設備。如中化社30年代引進的德國全套精鍊甘油設備，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方液仙深知建立嚴密的組織管理系統是實施科學管理的前提保證。1930年，他聘請留美回國的表弟李祖范為中化社經理，引入西方科學管理方法，規範管理制度，使中化社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全盛局面。

中化社改革原來的經營管理制度，制定了詳盡的規章，明確各部門職責，實行四級管理，做到制度嚴格、職責明確、賞罰分明，提高工作效率。生產方面，實行分級質量檢查制度，從原料進廠到成品出廠，各個環節都有專職人員負責檢查，保證產品質量。財務方面，建立成本會計和統計制度，實行經濟核算，每月的產銷效果，都能及時、快速反映。

中化社通過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企業經營管理，生產不斷增長，加速資金積累。1935年，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100萬元，並成立董事會。1937—1938年間，將歷屆股東紅利作為股本，資本額增至200萬元。1939年，中化又開設了設備最新、規模較大的第四廠，製造箭刀牌肥皂，後來還製造甘油、薄荷素油等，並設立了成品倉庫。同時，方液仙還投資興辦了一批直接為中化服務的晶明玻璃廠、中國制管廠等企業。至此，中化產品齊全，原材料基本自給，經營管理有所改善，生產成本降低，業務蒸蒸日上，成為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的日化企業。

甘油為牙膏的主要原料之一，同時又是洗衣皂的副產品，為了能做到原料自給，方液仙決定生產洗衣皂。1935年，中化社從德國進口精鍊甘油的全套設備，並把洗衣皂品牌定名為通俗易辨的「剪刀」牌。為使「剪刀」牌肥皂的質量能趕超當時英商中國肥皂公司的「祥茂」等洋牌肥皂，曾派人不辭辛勞地進行市場調查，走訪過一些家庭主婦，採納家庭主婦提出的要求：「剪刀」肥皂要做到「三不」，即「不縮布料、不易變形、不傷皮膚」的三點要求。1938年春，「剪刀」肥皂研製成功，終於達到了「三不」要求，遂正式投產，並很快進入市場，因其脂肪酸含量高、質量佳，受到消費者的青睞。由於「剪刀」牌肥皂價廉物美，加上中化社將「剪刀」牌商標在各大報紙上做廣告，使「剪刀」商標的名聲越來越響，並對英商中國肥皂公司的「祥茂」等洋牌肥皂的銷售造成了影響。可不久之後，剪刀牌遇到了侵權的麻煩。原來，由於中化社負責經辦商標的職員粗心大意，未發現「剪刀」商標已為英商中國肥皂公司所註冊，因此向商標局申請註冊時遭駁回。無奈之下，由方液仙表弟、經理李祖范親自出面，與中國肥皂公司董事長商量轉讓商標事宜。該公司英籍董事長提出以特價供應甘油為條件，要中化社放棄生產肥皂，並允諾承擔中化的一切投資費用帶來的損失，但決不同意轉讓商標。同時，該董事長還建議，中化可以改「剪刀」為「箭刀」。中化社本意並非冒牌，見對方不同意轉讓，於是自1939年起便改用「箭刀」商標。

除了中化社之外，方液仙還參與投資了多家工廠，這些工廠大多是為中化社提供原材料。如1925年開設永盛薄荷廠，為中化社提供化妝品及牙膏所需原料薄荷油，任董事；1932年與方哲年、方作舟合資興辦肇興化學廠，供應中化社化工原料，任董事長；1934年投資開成造酸公司，供應中化社工業用酸，任董事；1934年創辦中國膠木廠，為中化社提供膠木瓶蓋等，任董事；合資創辦美龍香精廠，供應中化社酒精及香精，任董事；此外還盤進天一味母廠，成為中化社的聯營企業，任董事；此外還投資健華化學製藥廠，任董事長。方液仙通過所屬5個工廠及聯營企業，組成基本自給的工業製造系統，使中化社成為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的日用化學品工業綜合性企業。

「國貨大王」慘遭暗殺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廣泛開展了提倡國貨、抵制日貨運動。1932年九一八事變周年紀念日之際，方液仙聯合了華生電器廠、美亞織綢廠等9家國貨工廠，選出18種主要商品，在南京路舉辦「九廠國貨臨時聯合商場」。此後，又投資支持李康年籌設中國國貨公司。1933年2月，該公司在南京路開業，方液仙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李康年任經理。國貨公司大力宣傳「中國人應用國貨」，專銷國貨，並為各國貨廠設專櫃展銷商品。1937年5月，方液仙聯合吳蘊初、蔡聲白等在上海創辦中國國貨聯營公司，還成立聯銷機構，並在南京、鄭州、桂林、漢口等地設立中國國貨公司，積極推銷國貨。由於方液仙在國貨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被社會各界譽為「國貨大王」。

抗戰期間，中化與國貨公司日益發展壯大，成為日軍的心腹之患，加上一二八淞滬抗戰和八一三抗戰時，方液仙先後兩次在廠內及膠州路申園舉辦傷兵醫院，救助抗日傷員，還積極支持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領導的「益友社」，並擔任名譽理事，日軍對其恨之入骨。

1939年，方家的鎮海同鄉、時任上海特別市市長的傅筱庵前來遊說，希望方液仙與偽政府合作，並許以偽實業部部長一職。方一口回絕，表示只會經商，不懂政治，並勸傅筱庵晚節要自重。日偽利誘不成，便用恐嚇手段，方液仙終不為所動，最後敵偽惱羞成怒，決定下毒手。

1940年7月25日上午11時，方液仙乘汽車由星家坡路（今餘姚路）住所外出。汽車剛駛出大門時，突然間衝出多名持槍者，攔截在車前，喝令停車並開槍射擊，陪坐在車中的貼身保鏢陳浦生被打傷，歹徒將方液仙拉出車外，並挾持到預先停在路旁的另一輛車上，疾馳而去。

方液仙被綁票，方家頓時大亂，即刻向公共租界巡捕房報案，請求緝拿匪徒，營救方液仙。但方家心急火燎等了一個多月，仍沒有任何消息。方夫人戴氏見捕房沒有查出頭緒，更加憂心如焚，無奈之下向上海特別市政府求救。結果苦苦等了許久，偽政府回答是「查無此事」。直到該暴徒因他案被捕受審時，才知曉這是日偽精心策劃的政治謀殺案，方液仙早已被殺害，年僅47歲。

時世艱難求自保

抗戰期間，上海淪為孤島，局勢惡化。為維護中化社的整體利益，避免汪偽特務破壞，公司經理李祖范與方液仙商量後，決定利用自己是中國扶輪社上海分社副會長的有利條件，通過美籍律師阿樂滿向美國政府註冊，改為美商美聯實業公司，各工場均掛美國國旗，並增加阿樂滿、安迪生兩位美國人為公司董事。

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日軍開進上海租界，借口中化社系美商註冊，認為「敵產」，派駐監督官，實行軍管。中化社被軍管三年中，日軍大肆劫奪，將2萬箱原料油脂和成品肥皂，以及1000籮牙膏強行運走。為保存資金實力，中化社在南京路慈淑大樓內設立了一個德豐昌商號，對外宣稱是經營批發中化社產品的商號，實則為秘密轉帳機構。通過這種方式，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將公司大量資金轉移，日軍從未察覺。直到1945年5月，日軍才將公司移交給汪偽政權，解除軍管。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統治腐敗，法幣政策無濟於事，通貨膨脹日益嚴重。中化社在此局勢下，為保全實力起見，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一是在年終利潤結算時，原材料價格以再生產成本計算，而不按帳面成本計算。如此便提高了帳面上產品的成本，而利潤則相應下降。年終分配時，稅金、紅利減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通脹所引起的損失。二是利用銀行資金。發售產品前，先向銀行借款，購入原料，然後出售產品，實行先進原料後銷產品，通過借款來彌補不斷下降的幣值。所以，中化社在幣值穩定時是行庄的存款戶，在下跌時是行庄的欠款戶。通過這兩種方法，中化社才不至於破產。1949年解放後，中化社實行公私合營，對新中國工業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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