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想獨自去東交民巷與外國談判，被太后脫了衣服！

文/郭媛 運營/祥哥

隨著天津陷落等戰敗消息逐漸傳入京師，北京義和團也紛紛逃竄，京師人心驚亂，慈禧已有了「軍敗國辱，乘輿播遷」的打算，據記載早在庚子年七月十六日，「兩宮已有西狩之志」，但「以車輛未備緩刑」。二十日夜，亦召王文韶、剛毅、趙舒翹三人言明出走之意，「今只余爾等三人，佘均自為計，不復恤吾母子矣。爾等當隨吾行。」二十一日，天未明，即倉皇出走京師。

對此出走，應當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出走之意是慈禧的主意，並非記載所言的「兩宮之志」（即包含光緒的意願），或者群臣力勸所為的。

國都破門在即，為首的國家負責人卻丟下國之中心一走了之，並美其名為臣下勸諫：「我本決意不出宮，一老婦耳，生死何足介意，而端王、瀾公勸予即行，復以喬裝相勸」，「造至七月二十一日之變，朕與皇太后誓欲同狗社稷，上謝九朝之靈，乃當哀痛昏瞀之際，經王大臣等數人，勉強扶掖而出，於槍林炮雨中」倉皇出走。

而且在西行時，以光緒的名義「下詔罪己」（七月二十六日上諭），其文在解釋她被迫出走的原因言到，此舉為忠孝之志，「敬念聖母春秋已高，豈敢有虧孝養，是以恭奉蜜輿暫行太原。所幸就道以來，慈躬安健無恙，尚可為天下臣民告慰」。

再者從光緒個人的角度考慮，在諸多野史與思維認識上看，光緒的意願是留京與「支持」他的諸列強談判，而這在慈禧看來則是認為，光緒想藉機「奪回」政權。據記載：

「太后之將奔也，皇上求之曰：『無須出走，外人皆友邦，其並兵來討拳匪，對我國家非有惡意，臣請自往東交民巷向各國使臣面談，必無事矣。』太后不許。上還宮，著朝服欲自赴使館，小閹奔告太后。太后自來，命褫去朝服，僅留一樣布衫，嚴禁出戶，旋即牽連出狩矣。」

連珍妃死之前亦對此意思也有相關的記載，「珍妃向與太后反對者，……膽敢進言於太后，謂皇帝應該留京」。

第二，慈禧下詔出京，大多數王公大臣並不知曉也因事出倉促，所以潦倒不已。

雖然就在出走前一夜，慈禧還召集了王文韶、剛毅、趙舒翹三大軍機言明出走之意，但是並沒有告訴他們第二天出走的具體時辰。據王文韶回憶，他於二十一日一大早即入宮，才知道兩宮已經出走了，「至二十一早七鍾，我坐小轎進城，始知兩宮已黎明出城矣。」於是，於「八月十八號（庚子年七月二十四日）追及乘輿於懷來」，才與兩宮相遇。

由此亦可想見，其他大多數王公大臣對兩宮的出走，提前更是未得到任何風聲，「蠻輿之出也，肅王不知，後數小時始聞之」，「當兩宮倉促西幸，京師王宮近臣，強半不知，其能追隨扈從者，僅端、庄兩王及瀾公等數人而已」。而張之洞等多數督撫，也是在後來才確切知曉兩宮入晉的。至於出走當日至懷縣來時（庚子年七月二十三日）的情形如何，因為記載不夠明晰，所以更突顯其當時之混亂。

但據有關記載言，這日「老佛寅時即起，只睡一個時辰耳」。「太后皇上均坐車出德勝門，行至貫市，始由光裕騎行孝敬驅轎三乘。皇上與倫貝子同坐一乘。直至懷來縣、宣化縣，兩宮皇后大阿哥始均坐轎。復因倉粹出宮，太后僅穿藍布夏衫，頭尚未梳。皇上則僅穿黑紗長衫及黑布戰裙兩條而已。鋪蓋行李一切均不及隨帶出京，三日夜間只睡火炕，既無被褥，復無替換衣服。飯更無人進奉，只以小米粥充饑。狼獨情形，不堪言狀。妃嬪及宮女等均未帶出，太監雖有隨駕者，然亦寥蓼無幾。諸王貝勒等隨扈者亦少。禮王、榮相、啟秀等，均未相從隨行，只端王、慶王、那王、肅王、倫貝子、櫥貝子，及公爺數人而已。堂官則有剛、趙、吳、王、溥興五人。又部院司員十一二人，滿小軍機二人，漢小軍機一人，神機虎神營八旗練兵約千餘人，馬玉昆保駕各營牟兵約亦千餘名。沿途各鋪戶均閉門逃遁，到處均無從購物，故凄慘處尤覺非筆墨所能詳記。」

《拳變余聞》中亦與其記載無二，「二十一日，黎明，兩宮聞洋兵已入城，倉猝出宮，妃主均委之以去。兩宮皆乘道旁疆車，王公內侍皆不行。出德勝門，炮聲不絕。趨行至貫市東，光裕都行獻能轎三乘，帝與貝子溥倫同一乘……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於民居……兵無所得食，沿途掠於民間。時酷暑途行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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