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不是「老朋友」，親過「老朋友」

文 | 雷頤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領導人和官員褒稱長期對華友好的重要外國人士的正式用語，如何使用，有一定之規。劉檸兄近日發表的《兩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明確說：「所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一個具有特定的歷史和意識形態內涵的概念。」這個稱謂不是個人隨意定義的，至少，他的文章是遵循這種定義的而不是個人定義。

他進一步說：老朋友「具體指1949年以後，生活在海外（且主要是美、日、歐等西方國家）的外國人或外籍華人，他們擁護中共政權，基本認同大陸的發展成就，並承認『一個中國』」。「能在八十年代之前回到大陸的海外華人，基本都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將「外籍華人」包括進來，不確。在這個「正式用語」中，基本不包括外籍華人。

對外籍華人，都是稱為「X籍華裔」或「X籍華人」。不稱「老朋友」，是認為他們比「老朋友」更親，是「親人」。例如，美籍華人李振翩醫生，年輕時在湖南與毛澤東過從甚密，在毛澤東介紹下參加了「新民學會」，一同參與「驅張運動」，並且為楊開慧接生了第一個孩子毛岸英。1973年，他應邀「回國」訪問，毛澤東主席會見了他和夫人。

1973年8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有關通稿寫道：「我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主席今天下午在中南海會見了美籍中國醫生李振翩和夫人湯漢志。」十餘天后，《人民日報》又刊登了新華社消息：「美籍中國醫生李振翩和夫人離廣州前往美國。」說他「前往美國」而不說他「回國」或「返回美國」，骨子裡認為他是「中國人」。不知道「美籍中國醫生」如何英譯，應該是Chinese doctor，如果據此回譯，應是「美籍華裔醫生」或「美籍華人醫生」，其實更貼切一些。

1984年11月中旬，李振翩在美國病逝。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布希親自打電話表示哀悼，駐美大使章文晉在追悼會上致悼詞說：「他不愧為一名偉大的科學家，全美華人的傑出代表，他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比「老朋友」親得多。

相反，早早來華、在戰爭年代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革命鬥爭的外國人，如馬海德、沙博理等，後來加入中國國籍，已經是中國公民，中國人民中的一員，但仍被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劉檸兄提到美籍華人記者趙浩生，在文革中中美開始接觸後，在中國突然大名鼎鼎。誠如劉檸兄所言：「少時讀《參考消息》，『趙浩生』的名字簡直是碰鼻子碰眼，對中國人談美國、日本，對外國人談中國。」

趙浩生

1971年，以台灣地區留美學生和美籍學者為主體的著名的「保釣運動」發生，參與者的政治態度明確左轉。此時正逢中美關係「破冰」，一大批在49年前離國前往美國、此時已入美國籍的華人專家、學者，終於踏上了睽違幾十年的新中國。其中多數，此時都是對新中國嚮往的左派，至少是左傾，接待方也做足了「準備」。文革中來訪的外賓、海外華人本就不多，這種「準備」，確讓新來乍到者難以識破。

回到國籍所在國後，他們發表了一篇又一篇讚美文章，其中趙浩生的系列文章是影響最大者之一。仍如劉檸兄所說：「趙作為那個時代能自由出入中國的屈指可數的海外華人之一，高度認同時代的主流價值，對中國的現狀幾乎是照單全收。」大量文章為「文革」辯護，甚至覺得「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教育的影響不是混亂，而是新生」。

當時在《參考消息》上與趙同樣大名鼎鼎，如果不是更有名的話，是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在歷史學界早已功成名就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何炳棣。《參考消息》也大量轉登他的文章、演講，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在香港左派雜誌發表的長文《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熱烈讚揚「文革」，經《參考消息》分五次連載，一時洛陽紙貴，名動四方。

何炳棣

何是學者，他的文章不如新聞記者趙浩生的文章生動，卻很學術。這篇文章洋洋二萬餘言，縱的方面從中國商周時期一直論述到文革，橫的方面從亞當·斯密、邊沁、當時中國人知之無幾甚至根本不知道的托克維爾、羅爾斯的理論，從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幾個方面論證新中國的偉大成就，尤其是「文革」的偉大：

「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論動力雖是自外引進的共產主義，但革命的最高領導，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來，不斷地以理論與實踐互相印證，不斷地就國內外情勢因時因地制宜決策，將一個引進主義逐步變成了一個適合國情的革命建國綱領。在這個新的革命建國綱領之下，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

「不用多說，凡是沒有政治偏見，訪問過新中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為準繩，無一不暗合羅爾斯的立法標準。與其他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在窮索民主真諦時，我個人覺得還須應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過的第三尺度——從日常生活上權衡比較今日中國與西方人民『當家作主』的程度。無論在何國家，人民與政府最高決策的關係，都是很間接的，所以人民是否當家作主非從最基層單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小規模獨立經營者雖仍存在，大多數人民都是大小企業和各種機關的僱員，僱員當然不是主人，理論上，只有在一切生產工具都屬於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蘇聯及東歐，生產計劃之擬定與執行自上層層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層單位中是處於被動的。惟有在新中國，人民在基層單位中充分表現出主人的地位。以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而論，最基層的單位是生產隊。在生產隊中，每個成員都參加草擬全隊的預算和生產計劃，計算工分，攤派收入，決定公積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係平等、直接、親切。通過負責人，生產隊對生產大隊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產及分配都能參加商討。十九世紀前半，西歐有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曾極小規模地作過類似的試驗，但因整個社會未變，都失敗了。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的一頁。」

「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只有徹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國人民在基層當家作主。惟有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才能憑籍組織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資、新技術全部動員，『自力更生』地逐步經濟建國。以一個本來一窮二白的國家，在短短的二十四年之內，能克服種種的困難，建設起一個不愧稱為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成就不可謂不大。」（《參考消息》，1974年3月11－15日。）

幾十年後二人都寫了回憶錄。對於「那個年代」自己的文字，有不同的處理，讀來甚是有趣。

趙浩生在《八十年來家國》(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中，依然以記者的筆法，談了一些生動的細節。他說自己在「文革」中的寫作、發表，還受到過「四人幫」的干擾。1973年他第一次回國之後（恕筆者在此重複，趙用的是「回國」，也不把自己當外人，哪怕是「老朋友」，依然有些見外），寫了系列歌頌新中國、歌頌「文革」的文章。這些文章，都在香港一家左派刊物發表，絕大多數被國內《參考消息》轉載。

當時，他就想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但在經過香港前往北京時，那家刊物負責人突然告訴他，其中有一篇「大陸有人不喜歡」，要求他集結時去掉這一篇。但這位刊物負責人又不告訴他是哪一篇，只說到北京後，有人會告訴他是哪一篇，煞是神秘。

到北京後，住進北京飯店不久，果然有個不肯報姓名的陌生人給他打電話，約定晚飯後來見他。此人準時來到房間，大概四十多歲，依然不報姓名，只是要求他出書時禁《吳作人、李可染談齊白石》這篇採訪。趙甚是好奇，問為什麼，並請教來者尊姓大名、工作單位等，來者均笑而不答，悄然而去。趙「如墜五里霧中，不知是什麼把戲」，不知這篇文章犯了什麼大忌，問在北京的一些熟人朋友，大家都呑呑吐吐，到了兒在北京也沒有打聽清楚究竟為什麼。

最後還是回到美國紐約，見到了與中國高層領導人交往多年的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英，才明白原因何在。她告訴趙浩生，江青在中國發動了「批黑畫家」運動，吳作人被罷免了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一職，懸掛在國內各大樓堂館所和駐外使館的李可染的畫全部被摘掉，原因就在跟他談了齊白石，齊早為江青所批鬥，而吳、李在回答他的問題時竟為齊翻案，江青就把此二人列為清算對象。當然，他當時寫的讚美「文革」的文章，對此絕口不提。

1978年夏，趙在粉碎「四人幫」近兩年後第一次「回國」。他說「『四人幫』的倒台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我們在國外的感覺也是一樣。在這種形勢下，我想趁此次回國的機會做一些在『四人幫』時期難以做到的事」，其中之一是採訪當年受到「四人幫」迫害而今仍然健在的作家、藝術家。他的要求立即得到有關方面批准，由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出面在北海仿膳請他吃飯，作陪的有夏衍、曹禺、臧克家、吳作人、李可染、蕭淑芳、趙丹、張瑞芳……趙浩生大發感嘆：「據說他們都是剛剛從『牛棚』中放出來的，劫後餘生，還能復出活動，真乃文藝界之福，國家之福」。

此後他常常「回國」，積极參与推動改革開放事業，介紹外國情況，引進外資等等。他以記者的細膩，細緻入微地較了「文革」時期與改革開放初期衣食住行的巨大變化。

對自己當年歌頌「文革」，他未著一字。或許，他是以這種「今昔對比」的方式告訴人們自己當年文字多有虛假？

對自己當年那些文字的態度，何炳棣先生的處理非常乾脆。在《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中，他滿懷深情地寫了多篇懷念清華師友的文章，悲痛地寫到了其中許多人在「文革」中遭受種種磨難，有人甚至被迫害致死。但他沒有說明，這些故人遭遇他是「文革」中寫歌頌「文革」文章時就知道，還是「文革」結束後才得知。

不過，歷史終須面對。許多年後，有朋友勸何炳棣先生在文集中重印當年那篇名滿天下的《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他回答說：「我卻願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數十年來，何先生研究橫跨諸多領域，也因此打了許多學術爭論的「筆墨官司」，有的爭論甚至斷續十幾年，他從來都是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自信甚至自負，頗有些聛睨一切的氣慨。唯獨此文，他坦率地表示「願意把它忘掉」，承認自己「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表明了他對自己當年那些文字的態度。

「少小離家老大回」。董鼎山回國雖然比趙浩生晚了五年，但應該說，能在八十年代之前回到大陸的海外華人，基本都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董也不例外。

董鼎山

可是，董出國前只是一介在孤島困守小資生活的普通知識分子，與1949年後大陸的權力層幾乎沒有任何接點，何況還有胞弟董樂山的問題。因此，董既是「老朋友」，也有被忌憚、被警惕的一面。而這一面，從他剛踏上大陸土地的那一刻起，便戲劇性地凸現出來，「在廣州，我首次發現中國面孔反被自己同胞歧視的現象，沒有金髮碧眼的妻子在場，我一定會吃虧」。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期望住進一家較為舒適的賓館，但被中旅人員送到隔壁的華僑旅館（因我畢竟是「華僑」），房間內陳設簡陋，女兒碧雅的床是一架臨時搭起的行軍床。碧雅提出抗議，於是行軍床成了爸爸的睡床。吃晚飯時，我們前往隔壁的外賓餐廳，一位老同胞見到蓓琪（董鼎山的瑞典裔夫人——筆者注），用手指點著左邊的外賓餐廳，而我是「華僑一家」，必須前往隔壁華人就餐的地方。

本文題圖為李振翩

【作者簡介】

雷頤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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