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遠舉：共享單車應該拒絕與個人徵信掛鉤

文 | 劉遠舉

共享單車的出現，給老百姓帶來的方便，無需多言。但與此同時，共享單車也遭遇了一部分市民的素質陷阱。有人為了方便自己騎乘，將自行車放到了小區甚至搬到了家中；有人刻意噴改解鎖二維碼，目的在於只有自己知道這輛車的二維碼，獨佔用車；更有極端者，故意損毀自行車，讓一些單車支離破碎。

為了應對這些情況，共享單車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比如，設計得比普通自行車更堅固，推高了車身成本；同時也降低了消費者體驗，比如取消車籃；還付出了更多的運營成本，運營人員需要到居民樓中尋找被藏匿到使用者家中的自行車，甚至需要到物業部門調看監控視頻來確定單車停放在哪一層哪一戶。這些成本最終會轉嫁到全體消費者頭上，最終導致消費者面對更高的價格，更差的體驗。實質上，就變為了「好人」因為「壞人」而多付費，「好人」因為「壞人」而更加不方便。這是不公平的。共享單車企業沒有太好的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企業可以根據使用信息拒絕那些風險較大的客戶，給出半小時100元的懲罰性價格，但那些不誠信的消費者無非再另外選擇一家同樣的公司。

最近，交通運輸部會同相關部委，起草了《關於鼓勵和規範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展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指導意見》提出，對於用戶不文明行為和違法違規行為，記入信用記錄，對建立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

信用機制，有積極的一面。

交通部的徵求意見中的信用機制，已經在有些地區開始實行。從5月15日起，南京實施共享單車信用共享機制，交警部門與8家共享單車企業建立共享單車用戶的信用共享數據，一旦騎車人被列為交通違法失信人員，各共享單車平台均對其停止註冊、使用。

共享單車失信，不管是在道路上違反交通法規，或圖自己方便停在小區，或為了自己一個人用把共享單車藏起來、加鎖等，都是違背契約、違背公德的。這種發生在公共場所，針對他人財物的行為，不屬於隱私範圍，是可以被公開批評的。南京此次實施的措施，是警方向共享單車企業提供違法者信息，本質上這是向全社會公布信息，是合理合法的。

從企業角度來看，在市場中，不管是大公司，還是小個體，或者消費者，都是平等的民事主體。消費者有拒絕一個公司的權利，反過來，公司也有拒絕特定消費者的權利，或給那些更有誠信的人一個更低價格、或更方便的使用方法，比如免押金。那麼，共享單車企業，依據這些信息，判斷出這些消費者帶來的風險較大，拒絕他們使用自己的產品，也是合理的經營判斷。

所以，各共享單車平台對有違法行為，或者缺乏公德的人，均對其停止註冊、使用，可以看做企業達成一致行動聯盟，共同拒絕違法者。這是企業間的價格聯盟，信用聯盟，而並非道德檔案。結成這種信用聯盟後，比起一家企業單獨行動，對不誠信、違法行為的制約變大了。

不過，這種信用聯盟是節制的、溫和的。考慮到企業對利潤的追求，這種拒絕很可能並不是終身制，而是有一定時效。這種信用聯盟有可能變得更大，但無論如何，都是基於企業自主選擇的，而企業的選擇，都會從企業經營角度考慮必要性。比如，有人使用單車是有缺乏公德的行為，那麼，在租賃汽車的時候，企業也會相應收取更多押金，或者提高價格。這是有必要的。但是，不會有企業因為有人使用單車的時候違法，而調高其買外賣的費用。所以，這種企業間的信用聯盟，通過價格機制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勸導用戶更加誠實守信，比起政府的徵信機制更節制、更溫和、實際上也更高效。

但是，一旦信用記錄超過企業間的信用聯盟時，就很可能會出現不節制的情況，擴大為道德檔案。

南京的辦法，還規定了騎車人的車駕管業務也將停辦，並且納入市民徵信系統。而徵信系統，大至不能貸款，不能買房，小到不能坐飛機。由於徵信系統並非企業間的平等聯盟，就不會像企業的信用聯盟那樣，有基於利潤的節制。

共享單車企業，不應該企圖從中受到額外的法律保護。

共享單車失信行為，發生於共享單車公司與消費者之間，本質上是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共享單車企業在法律上是一家普通的租賃企業，雖然其經營行為發生在公共場所，但也不能稱之為公共財產，也不因共享兩字沾上特殊的色彩。這就意味著，政府對待共享單車應該像對待私人的自行車、飯店的盒飯、水果攤的水果一樣，依法提供同等的保護。

實際上，不要超過法律的保護，依法獲得平等待遇，才是共享單車長遠發展的真正保障。這是因為，共享單車在法律上不受特殊對待，意味著共享單車與私人自行車有一樣的法律地位，不會因為共享二字享受更多的保護，也同樣不因為規模巨大，有共享的稱號，就承擔額外的義務與責任。

實際上，真正困擾共享單車企業的，正是這些額外的義務。最近，北京市交通委指出「關於共享單車的停放，無論在居住區或是其它社會公共區域，本應遵循與普通自行車停放區域和要求相一致的原則。共享單車運營企業和承租人均應承擔各自的規範停放責任」。

一輛車是居民的財產，還是公司的財產，居民是買一輛自行車還是租一輛自行車？從城市出行的角度，這些車的法律屬性並沒有區別。所以，北京交通委的表態積極的一面在於，明確了共享單車在法律上的地位和居民的普通自行車是一樣的。在依法治國的當下，這當然應該是管理共享單車的根本出發點。

但是，如果把這段話中的共享單車換做其他東西，不難發現其問題——「關於煙頭的丟棄，無論在居住區或是其它社會公共區域，本應遵循與其他生活垃圾丟棄區域和要求相一致的原則。捲煙廠和吸煙人均應承擔各自的規範丟棄的責任」。捲煙廠應該為城市隨處亂扔的煙頭負責嗎？顯然，在現實中，要求捲煙廠為城市亂扔的煙頭是荒謬的，也是不現實的，因為香煙已經在消費者個體手中。

一輛亂停的共享單車，違規者是消費者，處罰也應該針對的是亂停的消費者。當然，根據相關條例，相關管理執法部門，可以收繳亂停放的自行車，但違規責任，仍然是消費者的。比如，如果要繳納罰款才能領車，這筆錢不應該由企業來出。正確的、符合法律邏輯的辦法是，相關管理部追究責任人，平台根據政府要求提供責任人的數據，再輔以攝像頭的方式確定證據，最後，向個人發出違規的通知。這才是嚴格符合法治思維的違規處理方式。不過，在現實中，要求共享單車為消費者亂停放的車負責，在很多人看來卻是天經地義的。

所以，如果共享單車想得到法律額外的保護，顯然，也要為此付出額外的代價。

本文原標題《共享單車應該拒絕徵信系統》

【作者簡介】

劉遠舉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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