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錶：勞動者的「顯擺」

懷錶是裝飾品，亦是複雜的工藝品。它們嬌小的尺寸，優雅閃亮的銀制外殼，玻璃反射表面，琺琅或者陶瓷針面，結合了很多18世紀首飾的元素。歷史學家托馬斯認為勞動人民因為工業化而擁有懷錶，並以此顯示身份。

歷史學家一向將遺產清單作為證明個人財產的主要證據，但在此處卻用處不大。因為遺產清單大多跟比較富裕的人有關，並且1740年後保存下來的很少。

因此，分析這些清單對於找出工人所擁有的財產並不合適，反而他們被偷盜的東西通過犯罪法庭記錄流傳下來。

歷史學家的研究表明威廉並不是特例。在18世紀晚期，普通民眾——小農、短工、工匠、小攤販組成的社會底層男性人口——構成了法庭受理的懷錶偷盜案的主要受害人群。

偷盜案的起訴記錄顯示懷錶一直是18世紀可以從工人那裡偷盜來的最值錢的東西——比昂貴的衣物，像外套、背心、斗篷、禮服更有價值。

這是因為當時懷錶的機芯都是純銀打造，沒有其他廉價的替代品。另外，懷錶的花費並不是買來就結束了。懷錶必須定期進行專業清理和上油，還有一些部件，比如彈簧，用久了之後必須更換。

昂貴的懷錶是怎樣在最不可能負擔得起它的工人中被廣泛擁有的呢？英格蘭北部犯罪法庭記錄確認的銀質懷錶中，47塊懷錶中有42塊偷盜自平民。在約克郡典當商喬治1777年至1778年18個月的典當抵押書中，176塊典當的懷錶中，168塊是銀質，其餘是四塊金錶以及四塊便宜的合金錶。

在18世紀前半期，英格蘭鄉下的工人很少能夠達成他們擁有一塊懷錶的夢想。巡迴法庭留下來的具結書證明，倫敦之外的地方，經常審理懷錶盜竊案。

巡迴法庭1640年至1800年之間在約克郡、諾森伯蘭、坎伯蘭郡、威斯特摩蘭郡審理的117件案子中，僅有7件發生在1750年之前，只有一名受害者是工人——懷錶在1749年被偷的一名水手，其他確認的失主都是紳士。

相比較而言，絕大多數的懷錶盜竊案發生在1770年之後，這些案件中有一半的失主是工人，比如小農、短工、工匠、小攤販。這種趨勢延續到英格蘭北部地區。在伍斯特郡和牛津郡也是如此，有關懷錶偷盜的起訴在1750年之後變得非常普遍，雖然現在很難確認失主的身份。

倫敦的情況不同。眾多懷錶盜竊案的紀錄出現在18世紀初，顯示懷錶在首都的普及快於其他地方。18世紀初到18世紀70年代，涉及懷錶的案件在中央刑事法庭的審訊比例持續上升。到1756年，工人占懷錶偷竊受害者的半數以上。他們直到1785年都是少量多數。

通過技術改進，懷錶在17世紀後半葉達到了較為準確計時的目標。在倫敦，工人擁有懷錶的數量在這一技術提高後的半個世紀里迅速增長。

懷錶在鄉村流行的遲滯，可以解釋為首都民眾購買力大於鄉下人。也有可能是由於倫敦的顧客靠近開設在首都的懷錶工廠，懷錶製造業最後的工序都在這裡集中完成。超過2/3的出現在法庭記錄中的懷錶都帶有倫敦製作人的名字。同樣的現象出現在喬治的抵押書中。

計時還是收藏

時鐘和懷錶的普及，在歷史學家托馬斯看來是文化變遷的證據，亦是文化變遷的推動力。他堅持認為時鐘和懷錶的大面積普及只有可能發生在工業革命需要大量時間上校準的勞動力的時候。

擁有懷錶對工人的吸引力是源自確定時間的需要嗎？這就需要了解懷錶是否真的在工人的工作中起到計時的作用。

發生在1749年至1799年間的53起北部法庭審理的平民私有的懷錶盜竊起訴案中，超過半數罪犯從事和貿易有關的工作，有些是單純的僱員，其他人是為了買表在帳戶上做小範圍的改動。

其中最大的一組是海員（9人），接著是紡織工人（5人），然後是從事各種貿易的人，從礦工、園藝工人，到裁縫、鞋匠。其他的工種包括傭人、農夫和士兵。

婦女的財產所有權在18世紀的犯罪記錄中被她們丈夫或者父親的所有權所遮蔽。婦女的懷錶被盜在北部起訴案中所佔的比例，和其他被盜物品相比較，是非常小的。

喬治的記錄也證實了這一點。雖然婦女典當物品佔了他那些年收到的典當品的3/4，但是他的抵押書里記錄的197塊懷錶中，僅有11位是女性典當的。這表明婦女很少有能力購買懷錶或者以自己的名義擁有一塊表。

擁有銀質懷錶在掙錢較多的從事手工行業的男人中是最高檔的，是事業有成的標誌。18世紀末，編織業、採煤業、海運業僱用的年輕男人可以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負擔起一塊懷錶。

很難想像這些男人在工作的時候需要用懷錶來計時。水手在海上根據船主擺放的四小時鐘辛勤勞動，織工根據每周的收入產出系統工作，礦工輪流採煤按產出配額計算工錢，甚至那些城市裡面的熟練工人的工作時間也是根據那個時候用教區里的報時鐘聲計算出的，不同產品在夏天和冬天的日產量都是規定好的。

極少數懷錶在主人工作的時候被盜。部分原因是因為主人在非工作狀態下更適合偷盜，特別是夜間的卧室，混亂繁忙的旅館，醉酒時的性愛幽會，無人看管的保管箱，和單獨一條的大路。

然而，犯罪法庭審理的案件清晰地顯示擁有者在工作時並不時常佩戴懷錶。約克郡的礦工布魯克的銀質懷錶，在1789年6月的一個周五早晨，他離開家去工作之後，於家中被盜。紐卡斯爾附近的傭人詹姆斯，在1751年12月工作的時候丟失了他的銀質懷錶，懷錶當時懸掛在他床底下的釘子上。

然而，有一類工人除外。從事運輸業的工人依賴準確的計時——他們也是工作時間懷錶被盜的受害者，特別是四輪大馬車或者馬車的司機。司機工作時無人監督，並且必須嚴格遵守時間。

實際上，1784年建立起新的信件馬車運送系統之後，郵局保護郵遞馬車的守衛都配備了校準倫敦時間的懷錶。他們被要求記錄一路上馬車的抵達和離開時間。

北部犯罪法庭起訴案中的懷錶被盜受害者包括一名郵遞馬車司機和一名受雇於旅館主人的輕便馬車司機，均在路上遇劫。

對於大多數不需要佩戴懷錶上班的擁有者來說，他們掛在床架或者壁爐上的懷錶在工作日叫醒人們去上班，代替家用時鐘的功能。然而，懷錶的設計首先是為了佩戴。懷錶被盜更經常地發生在在主人不在家，在旅館裡娛樂或者在賽馬場的時候。顯然這些時候是佩戴或者展示懷錶的最佳時機。

一塊帶有陶瓷錶帶的銀質懷錶於1765年11月當所有者站在賽馬場起跑線附近的時候被盜。1775年一名工人放在胸口表袋裡的一塊陶瓷表面的銀質懷錶在公共議院被盜。

身份的象徵

雖然懷錶本身被放在胸口的表袋裡，但用來拉取它的裝飾帶或者鏈條，一般掛著印章和搭配的開表的鑰匙，通常懸吊在背心下方，好讓大家都看見。

大部分用明亮的金屬做成的錶鏈，和二十起北部起訴案相關。另外三塊懷錶帶有彩色絲綢緞帶。十五塊表被盜時，鏈條或者錶帶上綴有印章。大多數是便宜的鋼印，價值一到兩便士，很少的幾塊是銀質或銅質的，還有用半寶石，像紅玉髓或者水晶製成的。

毋庸置疑，懷錶印章和錶鏈為平民所有者提供了顯擺的機會。錶鏈和印章可以不用懸吊在表袋外面，但是通常它們都被露出口袋。

居住在約克郡的小販本傑明那塊帶有鋼錶鏈和鑲嵌紅石的銀質印章的銀質懷錶在1778年被盜，他一路追蹤小偷到60英里之外的紐卡斯特。就是小偷將錶鏈和印章露在口袋外面的時候，引起了本傑明的懷疑。

懷錶是裝飾品，亦是複雜的工藝品。它們嬌小的尺寸，優雅閃亮的銀制外殼，玻璃反射表面，琺琅或者陶瓷針面，結合了很多18世紀首飾的元素。除了普通的收藏，展示自己的懷錶需要在表被取出口袋的時候配有一定的誇耀說辭，這種表演增強了懷錶值得展示的感覺。

倫敦工人約翰遜在1789年第一次穿昂貴西服的時候，他「堅持佩戴他的懷錶和閱讀眼鏡；他說，我是風度翩翩的紳士」。

人們不能低估懷錶作為實用計時器的功用。然而，除了從事運輸業的工人，懷錶並不是不可或缺的計時必需品，而是快速變現的價值貯存，和展示聲望的男性首飾。

特別重要的展示功能被懷錶靚麗的美術設計突出，表上帶著的附屬品將懷錶私人化了。銀質懷錶標誌著富足以及適當的男性對於技術的掌控，就像富有的人喜歡購買科學儀器一樣。對像威廉這樣注重衣著的年輕熟練工人，佩戴懷錶，哪怕是二手貨，也是他生命中的驕傲。

（編譯/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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