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男人喜歡嫖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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嫖妓究竟有什麼魅力，引無數男人競折腰?是人類本性的正常釋放，是畸形的病症，還是幽暗人性的原罪?歷史、文化以及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綜合原因，決定了一些男性更樂於在陌生的女性身上探險，而在各種方式的性活動中，嫖妓往往是性價比最高的一種選擇。

民國作家郁達夫壓根都沒有想到他會把自己的初夜獻給一位妓女。那是一個雪片飛揚的午後，正在日本名古屋留學的郁達夫，按捺不住心中的寂寞，踏上了去往東京的客車。夜半，車停路邊一座小站時，受熱酒和慾望驅使的郁達夫，毅然跳下車廂，用圍巾包著頭臉，大聲叫人力車夫把自己拉到「妓廓的高樓上去」。

第二天清晨醒來，窗外雪晴，大團的陽光照進屋內，郁達夫的心情卻糟透了。看著身邊一個「肥白高壯」的妓女袒露全身，朝天酣睡在那裡，他「竟不由自主地流出來了兩條眼淚」。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遠志，我的對國家所抱負的熱情，現在還有些什麼?還有些什麼呢?」郁達夫在自傳體散文《雪夜》里回憶他當時的沮喪。是年，郁達夫20歲。但他很快就在返回的列車上原諒了自己：「沉索性沉到底吧!不入地獄，哪見佛性，人生原是一個複雜的迷宮。」

此後，郁達夫成了妓院的常客。回國後在安徽安慶任教時，他還獨樹一幟地為自己的獵艷對象設置了三個條件：年紀大的;相貌丑的;無人問津的——電影《一路向西》里，導演兼男配角也親口說出過類似的標準，理由是這樣的女子生意不好，所以服務起來就特別用心。

郁達夫的中學同學徐志摩對嫖妓這件事一樣也不陌生。他自己披露的就有兩次，而且是在他和民國才女陸小曼婚姻存續期間。1931年6月25日，應胡適之邀離家赴北大任教的徐志摩在給陸小曼的信中寫道：「說起我此來，舞不曾跳，窯子倒是去過一次，是老鄧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

但沒過幾個月，他就食言了。1931年10月1日，徐志摩在給陸小曼的信中再次坦承了自己逛窯子一事：「晚上，某某等在春華樓為胡適之餞行。請了三四個姑娘來，飯後被拉到胡同。對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說有他不妨事。」

民國是中國狎客們的最後一個黃金時代。在當時的社會風尚里，狎妓雖然談不上光彩，但也只是一種小節和個人私德，無傷大雅。甚至有人把狎妓當成了畢生事業，唯有做學問可與之比擬，如前清遺老辜鴻銘和康有為。前者創立了著名的「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理論，後者娶了六房太太，卻不妨礙他四處欠下風流債。

如果為他們中的「狎之大者」列一個清單，這會是一個非常龐大而豪華的陣容：陳獨秀、蔡鍔、袁世凱、吳佩孚、郭沫若……就連後來執掌一國的蔣介石也赫然在列。一生服膺宋明理學的蔣介石，年輕時一直在和「色」做鬥爭，一邊戒色，一邊也在犯色。他在日記中對此有忠實記載。比如早年間路過香港時，他警戒自己「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經受考驗，就看今天」，結果當天晚上他就破了戒，然後懊悔地在日記上寫道：「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

1949年後，隨著妓院關張、妓女被改造、賣淫嫖娼非法化，狎客們的春天宣告結束。在新的意識形態里，嫖客和妓女成了道德敗壞、世風日下的代名詞，是陽光下的罪惡，只能在暗處交易。但嚴酷的環境並沒能阻擋一些人冒著身敗名裂的危險去以身試法，就像去年微博大V薛蠻子的入獄不曾撲滅演員黃海波和導演王全安召妓的念頭。

嫖妓究竟有什麼魅力，引無數男人競折腰?是人類本性的正常釋放，是畸形的病症，還是幽暗人性的原罪?

與生俱來的「風流」因子

男人有追求多偶的本能，而嫖妓相對來說是一種單次成本最低的性

日本情愛作家渡邊淳一在《男人這東西》一書中，從男女生理構造上的異同出發，對男人為什麼愛「風流」給出了他自己的解釋。

他認為由於男女生理上的差別，使得男性在性行為上處於施與地位，女性處於接受地位。這種施與和接受的分工，讓他們在性活動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相形之下，男性的性模式顯得直截了當，衝動、熱烈，只要有合適的機會，就想一泄為快，很少會去考慮對方是什麼樣的女性。而女性通常會在眾多的施與者中進行挑選。

這在精子與卵子的結合中亦表現得十分明顯。通過顯微鏡觀察卵子的受精過程，會發現卵子總是安安靜靜地待在一處，精子則是積極進攻的一方，爭先恐後地游向卵子，其中游得最快的往往會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精子具有無條件地沖向卵子、進入卵子的本能，而卵子則有從無數的追求者中選擇出一個候選者的本能，這就是性的原理。」渡邊淳一說。

這種生理上的構造，決定了男人在性活動中既是主導者也是征服者，常常為慾望和好奇心所驅使，踏上未知的征程;一旦得手，就會將注意力轉移到陌生的異性身上，以為下一次征服做準備。

某種程度上，男人在性方面就像是一個獵手和探險家，他們對於陌生的女性及其肉體，抱有強烈的好奇心，哪怕冒著一定的風險，也樂於挑戰。

「所以對男人來說，即使身邊守著一位年輕美貌的嬌妻，有時候還是情不自禁地想接觸其他女性。」渡邊淳一認為，男人的強烈性衝動並不會簡單地為女方外貌所左右，「很多時候對男人來說最關鍵的是新鮮感，男人為這種對新鮮感的渴望所驅使，有時雖然新結識的女性遠遠不及自己的妻子，但僅僅因為她有未知性，所以極大地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大多數男人會對婚外性行為感興趣，以及「王全安老婆那麼漂亮，怎麼還嫖妓」。

而在各種形式的婚外性行為中，嫖妓由於既不用付出情感，也無須事後負責，直接、簡單、高效，所以選者甚眾。

《金賽性學報告》被認為是「塑造美國的88本書」之一，作者阿爾弗雷德.金賽和他的同事們搜集了18000多個與人類性行為及性傾向有關的訪談案例，然後梳理成書。這本主要反映1940年代美國人性生活情況的巨著顯示，在絕大部分州都明令禁止性交易的美國，男性中曾經與妓女性交合過的佔69%，其中許多人只有一兩次，有15%到20%的人是多次，且至少連續5年如此。

由於嫖妓省略了送禮物、看電影、逛街、聚餐、旅遊等約會細節，使大多數男性認為「嫖妓比與任何其他姑娘進行性交合都更加便宜」。根據行情，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人嫖一次妓只需花1~5美元，而追求一個普通女性所需花費就會昂貴很多，要命的是最後還不一定能成功。

「各階層的男性中都有人覺得，嫖妓比追求一個非妓女姑娘更省事。即使是那些與姑娘性交合相當容易的大多數底層男性，當他們急於性交合又想不費多少力氣時，也會去找妓女。對上層男性來說，若不長期約會並為之開銷一大筆錢，就別想跟任何一個姑娘性交合，於是某些人就只好與妓女性交合。」金賽說。

由此也可以理解一個可以花600萬元為女友買戒指的知名導演，為什麼會花800元去嫖妓—和可能造成無窮後患的圈內熟人相比，找一個文化水平低、不認識自己臉的妓女，要更安全一些。

不僅僅是釋放性慾

男人在妓女那裡除了買性，還能買到平時生活中不可能實現的生理和心理體驗。

去年夏天，德國知名攝影師Bettina Flitner專門潛伏到一家妓院，連續待了10天，前後採訪了數十名買春者，為他們拍照，並提出了一個十分露骨的問題：為什麼你要為與一個陌生妓女的性交合買單?

「我從來得不到妓院里那樣的女人，在那裡我還可以挑戰大尺度，比如肛交，我沒有勇氣讓一個正常的女人這麼做，但在妓院里可以，只需多加100歐元。」49歲、離異、帶有兩個孩子的銀行職員Kai告訴她。

「女人常常讓人討厭，如果我很快，沒讓她們過癮，她們就令我很有壓力。我只想幹完就走，就這樣。我很快就會厭煩女朋友。為性買單是對某種事情的肯定，這是一種權力。你擁有這個女人，無論什麼時候你想要就可以跟她做。」這是23歲的單身青年Christian的回答。

Bettina Flitner把這些人的嫖娼動機和經歷如實發表在自己的網站上。他們的答案各具特色，有人僅僅是因為「我需要性，它讓我很興奮」，有人則把它視為生活的一部分，「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然後你就習慣去做了」。

Bettina Flitner的訪談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金賽的結論。「釋放在其他方面無法釋放的性張力，或者尋求唯有妓女才能提供的性活動」，這是金賽歸納的美國男人嫖妓的首要原因。在他的調查里，除一些人是為了排遣正常的性慾望外，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為了滿足自己的SM心理、異物摩擦、群交等特殊性癖好，這是他們在現實中很難得到的生理和心理體驗。

性學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銀河接受《博客天下》採訪時，也談到了這個話題。「我沒有專門研究過賣淫嫖娼的人，不過我聽到這樣一種說法，比如說某種方式他的妻子或者固定女友是不給他做的，像口交、肛交，可是要去嫖娼的話，娼妓什麼都願意給你做。」李銀河說，「另外我還看到一份資料，說絕大多數嫖娼的男人他是想被動的，他往那兒一躺什麼都不做，讓女方來做。」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將國人買春的原因大致分為四種類型：一是去買「性的自私」，即可以不顧小姐的任何反應和感受，隨心所欲，隨便撒野;二是去買性技巧，以彌補正常性生活中缺失的性體驗;三是去買「風流女人味兒」，這是他們平時生活中難以見到的一種女人形象;四是去買一種親密關係，往往並不包括性生活在內，比如「三陪」。

「言而總之，有需求才會有供給。男人去小姐那裡買的，其實就是他們在普通的性關係中所缺乏的。」他在博客中總結。

可見男人在為什麼嫖妓這件事上，大致有著相同的驅動力，沒有國別之分，跟膚色、體質等也沒太大關係。目前，世界各國對賣淫嫖娼有不同的管理制度，有的明文禁止，有的放任。金賽認為，嫖妓並不一定都是壞事，比如一些畸形、相貌醜陋或弱智的男性，往往也只能去找妓女，「如果沒有這種釋放，他們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會更多、更嚴重」。

市場經濟的邏輯

和過去認為的「受壓迫」形象不同，市場經濟下，確實有一些女性願意選擇這種來錢很快的法子。

性交易堪稱是世界上最為古老的一種商業行為，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倫王國就已經出現。

法國歷史學家維奧萊納.瓦諾依克在《世界上最古老的行業：古希臘羅馬的娼妓與社會》一書中表示，妓女最早是神殿里的女祭司，出身優渥，主要為宗教服務，居於「神」與「祈禱者」之間。她們的收入，是神廟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

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這樣描寫她們：「每一個當地的婦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須去神殿里，坐在那裡，將她的身體交給一個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個男人將銀幣投在她的裙上，將她帶出與他同卧，否則她不準回家，女人沒有選擇的權利，她一定要和第一個投給她錢的男人一同睡去。當她和他共卧，盡到了她對女神的職責後，她就可以回家。」

中國關於娼妓的記載最早見《戰國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清朝學者褚學稼也曾撰文寫道：「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管仲由此成了青樓始祖，民國時期，揚州和鎮江等地的妓院里都供奉著管仲像。

與數千年妓女史相對應的，是一樣古老的嫖客史。嫖客與妓女共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而誕生名妓的時代，往往也誕生著名嫖客，如柳永，如白居易，如周邦彥，如宋徽宗。在那個嫖妓還沒有被法律明文禁止的年代，他們因為善「嫖」，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人的文藝生活。

李銀河把中國性文化的變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古代，那時的人們把性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沒有什麼罪惡感。到了宋明理學佔主導地位以後，進入第二階段，受「存天理，滅人慾」觀念影響，中國開始啟動反性禁慾的思維模式。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後，人們重新開始肯定性，認為性並不是壞事，有種回歸的意思，「但又不是完全回到古代去，是螺旋式上升的感覺，加入了一些現代的觀念進去」。

中國人對性交易的態度大致也隨著這三個階段流轉。黃海波、王全安嫖妓事件在媒體上曝光後，網路上出現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聲音，他們一改往日大肆謾罵、批判鞭撻的網路風格，而是很理性、客觀地去分析和看待人性，這是李銀河希望看到的。她認為早年的計劃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封鎖了人們的慾望，也封鎖了性，而市場經濟正在將其解凍。

在她看來，中國現行的賣淫嫖娼管理制度主要依據的是1950年的社會狀況，當時社會普遍貧困，新生政權以解救婦女逃離苦海、打擊階級壓迫為由，取締了妓院。但60年過去，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的妓女心態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以前老覺得她們好像是受壓迫、被欺負，需要解救，現在看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她們大部分人都沒有覺得自己水深火熱，很多都是自願的，有些農村出來的小丫頭還成了家裡的頂樑柱，贍養父母，給家裡蓋房子，供哥哥弟弟上學……」

實際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嫖妓不再只是男人的獨有屬性，召男妓的女性也大有人在。在一次研討會上，一位性工作者組織的代表向李銀河等人講述了她嫖男妓的親身經歷。「她平常老是為別人服務的，現在反過來讓人來服務服務她。講得可興高采烈了，說有一排漂亮小夥子，等著她挑選。」李銀河轉述。

現在大家有錢了，有人想往這方面消費，馬上就會有人來提供服務，這是用多嚴厲的刑罰都掃不掉的。現在完全是一個由市場來決定的狀況。」李銀河認為，法律對妓女和嫖客的打擊往往也只是把他們趕到地下，並不能做到完全取締，這反而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幾年前，她參加北京市刑警部門的一個座談會時了解到，某一年北京市160多起未破謀殺案中，37%跟小姐有關，「因為身份證都是假的，出來幹什麼家裡也不知道，受了侵害也不敢報警，犯罪分子抓住她們的弱點，就搶劫她們」。

近年來，李銀河一直在通過多種途徑就「賣淫非罪化」、「取消聚眾淫亂罪」等議題向兩會提案，但鮮有收到迴音。

王全安因嫖娼被抓後，她在博客上寫了一篇名為《性慾望及其界限》的文章。文末，她提出了這樣一個設想：可不可以思考一下荷蘭德國等國家以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性交易的處置方式的內在邏輯，可不可以借鑒一下他們的成功經驗，把中國人的同等行為處置得更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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