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村社財權的喪失及其影響

摘自《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1期，注釋從略。

十月革命後的公益捐與村社的雄厚財力

公益捐是俄國農村自古以來的傳統，也是村社作為自治組織的重要標誌。

傳統的公益捐有四個特點：

1.封閉性，徵收對象只針對某地域單位內的居民。

2.強制性，只有村社大會才有權通過有關公益捐的決議，決議通過後每位成員都必須執行。

3.專用性，每種公益捐通常都有專門用途和獨特的徵收方法。

4.平均性，須指出，蘇維埃政權成立後，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公益捐的徵收方式開始出現變化，某些村社開始用統一的徵收方法來代替專門用途的公益捐。

1917年二月革命後，在農民自發進行的徹底重分地主土地的革命過程中，古老的村社得以復興。擁有自治性質且不斷壯大的村社，不利於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對基層的統治。

為此，蘇維埃政權試圖建立一個嶄新的基層農村政權單位——村蘇維埃，以取代村社。

可是，1928年之前，在與村社的競爭中，村蘇維埃一直居於劣勢。村社佔據優勢的決定性因素是其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能支配很多公共資金。

公益捐是村社公共資金中最主要、最穩定的來源，也是村社財權最重要的保障。

十月革命後，農村生活發生巨變，現實生活的迫切需求讓各地農民不得不求助於公益捐，公益捐種類不斷擴展。

公益捐不限於貨幣資金，還有實物等多種形式。新經濟政策時期，公益捐又產生一些適應形勢的新種類。

公益捐之所以被廣泛採用，一是因為村社傳統的強大力量，二是緣於農民不信任以村蘇維埃和鄉蘇維埃為代表的地方政權機關。

在整個20年代，村社與村蘇維埃財政實力差距巨大。與村社相比，絕大多數村蘇維埃都沒有獨立預算。

可以說，集體化前，村社是農村財權的實際掌控者，村蘇維埃只不過是名義上的基層管理機構，不僅影響力微弱，而且村蘇維埃工作人員完全依靠村社公益捐資金來供養。顯然，這是蘇聯政府不願看到的。

於是，在允許村社保持運轉的同時，蘇聯政府亦不斷施加限制和打壓，其中的重要一環便是剝奪村社財權。

公益捐被收歸國有

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政府開始實施工業化計劃。

這一時期蘇聯出現糧食收購困難，為從農民手中獲取資金和糧食，蘇聯政府決定採取一箭雙鵰的措施：通過行政高壓迫使農民上繳各種捐稅。

為此，政府將農民繳納的公益捐和其他稅款視作向農民施壓的重要財政槓桿，促使農民按固定價格向國家售糧。

1924年8月29日，蘇聯中央執委會和人民委員會出台了一部全聯盟的《農村居民公益捐法》，這標誌著公益捐的封閉性被打破，蘇維埃政權開始從國家層面控制村社公益捐。

1927年8月24日，蘇聯政府通過《關於居民公益捐的決議》，這部法律的實質是將公益捐資金從村社手中剝離出來，轉交給村蘇維埃。

十五大結束後不久，1928年年初為克服「糧食收購危機」而對農民採取的非常措施，突然改變了農村的政治氣候。

1月7日，全俄中央執委會和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居民公益捐制度的決議》，2月13日和10月4日該決議又得到補充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關於公益捐制度的新規定。

1928年後的公益捐具有國家稅收性質，由國家政權機關確定和負責徵收，並與農業稅掛鉤，財政人民委員部稅務司負責領導公益捐事務，由此村社喪失了計算、分配和徵收公益捐的職能。

公益捐具有國家強制性，在糧食收購危機高潮期推出的公益捐運動，既可以刺激農民賣糧，又能強制沒收農民「余錢」。

正因為如此，公益捐與歷次政冶經濟運動無異，在運動過程中，各種緊急措施被廣泛運用，國家機關有權提高公益捐徵收額度，降低了村社通過公益捐決議的標準。且每戶繳納公益捐的數額取決於該戶的富裕程度，不交農業稅的貧農經常免交公益捐。

《關於居民公益捐制度的決議》及隨後頒布的相關決議，將村社的公益捐資金收歸國有並不斷提高徵收額度，使其成為蘇聯政府強制要求農民上交的直接稅，這意味著村社失去傳統的財權，是蘇聯政府為控制村社財權打出的一記重拳，大大削弱了村社力量。

蘇聯政府以徵收苛捐雜稅的方式，強奪農民手裡的余錢，激起了農民的普遍憤怒和反抗。

農民和基層黨政工作人員的反抗

為了在田間勞動開始前收齊村社大會確定的全部公益捐數額，聯共（布）中央給各地下達命令，必須加緊徵收公益捐，期間不乏行政高壓和強制手段。

強制措施的重新使用，標誌著新經濟政策被拋棄，轟轟烈烈的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即將拉開序幕。

公益捐運動與其他大規模經濟政治運動一起，導致村社與蘇聯政府的關係複雜化，農村社會緊張程度大增。農民對蘇維埃政權剝奪村社公益捐的非常措施進行了不同形式的反抗。

第一，在村社大會上投票反對實行公益捐。對此，蘇維埃政權簡化了村社大會通過公益捐決議過程，反覆要求重新召開村社大會，用階級分化手段宣傳、鼓動和說服農民，對反對實施公益捐者採取鎮壓手段。

第二，通過書信、請願代表等方式表達不滿情緒。且不滿情緒不斷傳遞到軍隊內部，導致紅軍戰士群體對蘇維埃政權不滿。

第三，暴力反抗乃至武裝起義。事實上，農民暴動數量相當大，且逐年遞增，反抗的人數也相當驚人。

除農民外，基層黨政工作人員也對公益捐運動進行了抵制。針對基層蘇維埃工作人員的暗中破壞和抵制態度，國家安全機關採取撤職、開除黨籍等在內的清洗手段，逮捕、審判惡意抵制的基層蘇維埃工作人員。

儘管蘇維埃政權強征公益捐遭到農民和基層黨政工作人員的反抗，甚至引發各地農民暴力相抗，使得蘇維埃政權實現掌控村社財權的過程十分艱難，但蘇維埃政權最終憑藉強大的國家機器幫助村蘇維埃獲得預算獨立，成功剝奪村社財權。

村社喪失財權的影響

村社喪失對公益捐資金的管理權，標誌著村社財權的喪失，村社最終喪失農村基層的公共服務職能，轉而由村蘇維埃承擔，加強了村蘇維埃在農村生活中的作用，村蘇維埃獲得對農業企業和其他國家財產的處置權和管理權，壯大了其物質基礎。

同時，村社與村蘇維埃的相互關係發生重大轉折。村社財權的喪失觸動了村社自治的經濟基礎，增強了村蘇維埃的行政管理能力，強化了蘇維埃政權對農村基層的管控，有利於推行農業集體化。

蘇聯政府剝奪村社財權以為工業化建設提供資金、利用公益捐為經濟槓桿推動糧食收購的目的都實現了。

這些成績的取得，與其說是官方以公益捐為槓桿來推動農民「主動」交糧的結果，不如說是國家機器向農民施加巨大壓力所致。

需要指出的是，剝奪村社財權對村社最終的滅亡只起到有限的作用，因為它只是蘇聯政府為發動全盤集體化採取的一系列準備措施的一部分。

1928年年初至1929年年底，為將村社自治組織納入國家管理體系，在糧食收購危機的背景下，蘇聯政府採取三項關鍵措施：

第一，通過合同訂購等方法加大對村社農業生產的干涉力度。

第二，從組織上清除村社的「有害」分子，如取消被剝奪蘇維埃選舉權的人在村社大會上的投票權。

第三，通過將村社對公益捐資金的管理權轉給村蘇維埃的方式，減少乃至切斷村社的收入來源。

這樣，蘇維埃政權分別從農業生產、村社的領導權和財權三個關鍵領域向村社施加壓力，迫使村社逐漸屈服於蘇維埃政權。

隨著1933年全盤集體化的結束，截至1934年年底，具有千年歷史的村社在蘇聯主要農業區基本消亡。

但是，公益捐並未隨著村社的滅亡而消失，反倒在蘇聯農村地區長期存在，仍為地方公用事業和文化建設服務，只不過集體農莊莊員繳納的公益捐稅率比個體農民要低25%。

而且，從集體化結束直至蘇聯解體，中央政府對公益捐問題的關切從未停止，且不斷頒布關於公益捐的行政法令。

在21世紀初的俄羅斯，公益捐依然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其原則與傳統公益捐基本保持一致，不僅是地方預算的補充來源，還是提高公民積極性的現實手段之一。

END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原文載《世界歷史》2016年第6期，原文約17000字。

關於《史學月刊》網站的公開聲明

據反映和編輯部發現：近期互聯網上有假冒的《史學月刊》網站，並以本刊編輯部名義組約稿件、收取費用等。對此非法破壞我刊網站、涉嫌詐騙的犯罪行為，我刊已向公安機關報警立案。

《史學月刊》官方網站（http://sxyk.henu.edu.cn）由於遭到黑客攻擊，目前暫時無法使用，修復啟用時，將登刊告知。作者來稿，請採用列印稿和電子文本同時寄送的辦法。列印稿請寄至「河南省開封市河南大學明倫校區《史學月刊》編輯部」，郵編：475001。聯繫電話：0371-22869623。來稿請勿寄至個人，以免誤時。

在此鄭重聲明：本刊嚴格按照國家有關政策法規進行出版，發表文章不收取任何費用，凡以我刊名義收費者，均系毀壞我刊聲譽之假冒詐騙行為，我刊有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再次提醒作者，謹防上當受騙。

敬請廣大讀者和作者相互轉告周知，感謝您的支持和厚愛。

《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史學月刊∣一個有深度的公眾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