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聰明：媽媽的心（下）
作者簡介
田聰明：1943年5月生，陝西府穀人，1970年7月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曾任新華社社長。
40天打伴子結束了，張五仁5塊錢給了，但那塊毛巾死活不給，理由是我打伴子不聽話。媽媽的氣不打一處來，厲聲厲色地盯住質問張五仁:原來說定我兒子給你打伴子40天少一天沒有?張五仁說沒有。媽媽說，那你就非給不可，少一根線也不行。張五仁還胡攪蠻纏，叫嚷他要是給了這塊毛巾就不再姓張。媽媽找了農會領導，說明了情由，農會領導批評了張五仁。張五仁不得不給了毛巾，媽媽手拿這塊毛巾在村子裡當著眾人的面，一邊晃一邊取笑說:張五仁從今天起不姓張，姓田了。在場的人都笑了。媽媽昂首挺胸說，新社會了，我能給我娃娃做主了!我從小親媽媽、愛媽媽、一步也不願離開媽媽，而到了這個時候，又產生了一個新的觀念:媽媽真了不起!從而發自內心敬佩媽媽。
媽媽深信「養兒要用千張紙」;失學一年後媽媽說「只要不到萬不得已你就一直念下去」;考上了大學你就去念;「咱再窮他五年」。
從我記事時常聽媽媽說兩句話:養兒要用千張紙，養女要費千條線。意思是說，做父母的，要培養兒子多讀書，而女兒則要練就一手精巧針線活才算撫養成人。對女性的這一封建觀念，我家祖輩、父輩均認同，而對讓兒子讀書這一點則有不同說法。
據說，在我曾祖父那一輩曾有一本家叫田紅，讀了一些書，但由於嗜睡而一事無成。由此留下話柄:讀書沒用。而媽媽則常說起少年時就去世的二舅，說他比大舅、三舅都懂事，原因就是念了書，知書達理。說二舅晚上睡覺前要讀書，早上起來就背書。媽媽說不清二舅讀書讀到什麼程度，但常聽媽媽說二舅背誦《名賢集》。媽媽還說二舅有空就幫大人幹活，對兄弟姐妹都忍讓，特別說二舅很孝敬老人，因此二舅的早逝對姥爺一家打擊特別大，媽媽的奶奶心疼得常常不由自主地發出悲傷的呼喚。
我親眼見到讀書是在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那是1949年冬，當地還沒有進行土地改革。村裡有個「堂院」，實際是神父辦的學校，常看到一些小孩拿著書從那裡出入，當地叫做「上書房」。有時趕上那裡上課，我就悄悄站在窗外聽裡邊的讀書聲。從那時起我就嚮往著有一天也能夠進「上書房」。
可我們家太窮了，又四處流浪。達拉特旗土改比土默特右旗還晚，且什拉胡同村方圓幾十里內也沒有一所學校。1952年土改後，同院范里權家來了一位識字老人，經媽媽同意，我和村裡的幾個孩子用給范家砍沙蒿作柴燒，來換取老人教我們認字，就是拿一個器具，盛上沙土，用柴棍在土上寫字。就在這時，聽說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舅舅家的兩個孩子都已經上學了，我就不斷地向父母表達想讀書的願望。
當地土改時有個政策，就是農民要從牧區遷到農區種地，耕地要從30里以外的黃河沿岸分，但何時能分下要等待。為了我讀書，我家於1953年春節後趕著土改時分得的一頭驢，馱上僅有的一點「家當」，再次來到竹拉沁村。開春後在舅舅家的土地邊種了些荒地，我給人家放了一夏天牛。9月1日，與二姐一同上了竹拉沁小學一年級。1954年秋天，學校決定我和二姐「跳班」上三年級。就在這時，達拉特旗劉五圪堵村給我家分了25畝耕地。父親首先考慮第二年春天的耕種。當時我家的情況是:父親有腿疼病，耕畜僅一頭毛驢。且人缺口糧、毛驢缺草料。據此，父親就決定我和二姐停學參加勞動。在媽媽的力主下我還是上了三年級，但到了1955年春節後，父親就不讓我上了。是啊，父親盼望了半輩子的土地分到了手，當然要克服各種困難來耕種，當時還能有什麼選擇呢?我雖只12歲，幹不了多也可幹個少啊!看得出媽媽當時是兩難的心情，她沒吭聲;我則是「只做不說」。開學後我照例去報了到、領了書、去上課。
後來，父親從離竹拉沁村不遠的南窯子村借了一頭母牛，與我家的毛驢「合犋」組成一付犁杖，條件是我給人家放牛。清明過後的一個早上，父親要我去南窯子村放牛。我知道這回沒辦法了，只說等到學校將書取回來再去，但父親讓我當時就去。無奈，我跟著父親一邊哭一邊往南窯子村走……大概是由於心情複雜，媽媽始終未說一句話，我想她也一定會和我一樣在掉淚。我的班主任常俊德老師得知後專門來我家，試圖說服父親讓我繼續讀書，但父親最清楚家裡的處境。事後聽媽媽說，常老師也是流著眼淚離開我家的。
我三叔是氈匠，六七月間帶著扞氈家什從准格爾旗來到我家。這時的我仍是身在放牛心想念書，一肚子不痛快。三叔聽後要我跟他去扦氈子。當時，父親和二姐到劉五圪堵村將25畝地分夏田、秋田種上後，全家也從竹拉沁村搬到了劉五圪堵村。我扔掉了放牛棒，跟三叔背著家什在達拉特旗、准格爾旗、伊金霍洛旗等地走村串戶扞氈子。
三叔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擔水、燒水、掃地、倒垃圾等我都主動做。特別是一家一戶送來的羊毛我都要看有無雜質、稱分量，問清要求，並一一記下來，還要在頭一天安排第二天在誰家吃飯。氈子扞好後交給主家，將工錢算好收回後交三叔。我當時個子比較矮，人們說我是個碗大的氈匠。但幾乎都說我應該念書。達拉特旗何家圪堵村有個叫楊河的老人，曾在傅作義的部隊干過，屬起義人員。老兩口反覆向三叔說應該讓我去讀書，不要「枉」了孩子。三叔對我很滿意，一說我「寧可身吃苦，不讓臉吃苦」。這是陝北的一句俗話，意思是說我寧願多受點累把活干好，也不願因不幹或干不好活而受人數落。二說我記賬、算賬很利索。
這些話也都傳到了父母的耳朵里，他們對我的失學更加無奈和後悔。195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竹拉沁小學上三年級第二學期，媽媽還表示:以後不到萬不得已你就一直念下去。從此，我先後上過三個小學、兩個中學，直到1970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其間，我家的基本狀況是:父親一直有病在身，不僅不能以整勞力記工分，還常需花錢治病;我如果在家就是一個整勞力，而上學不僅不能勞動掙工分，還需要花錢。對此，作為長子的我內心一直很矛盾。如果不是「里里外外挑大樑」的媽媽傾心支持，我不要說讀大學，連中學甚至小學也不一定能讀完。在我讀書十幾年中遇到的所有艱難曲折的坎，之所以能扛過來，無論物質上、精神上，媽媽都是「頂樑柱」。
1958年冬，給生產隊放羊的父親大口吐血，醫生說是肺結核。扛不過去了，注射了幾支鏈黴素有了好轉，但實在沒錢繼續治療了。為了相互照應，1959年春節後，二叔將我們一家遷到了他所在的烏拉特中後聯合旗烏加河公社天倉圪旦村。父親一直在病中，不久兩歲的小弟弟夭折了。就在這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媽媽仍支持我到五原縣一所農村小學讀六年級最後一學期。要高小畢業了，我覺得難以再上學了，生產隊也希望我回隊里當會計。可學校決定保送我上初中後，又是在媽媽的力主下跨進了五原縣第一中學的校門。三年困難時期，班裡同學多數離校了，而媽媽則說再苦也要念下去，除非領導說不念了。1962年，我要初中畢業了。由於國家困難，全地區僅只招三個高中班，五原一中不招了。為此,除考試分數線外還規定了一條年齡線，即超過18周歲的不招，而我已超過19周歲。我已死心塌地準備回家務農，照顧父親了，只是由於我任班團支部書記，班主任是體育老師，常外出，就要我領著全班同學複習。為了穩定人心還要我也參加考試。讓我沒想到的是竟被杭錦後旗第一中學(今奮鬥中學)破格錄取了，離家240里路。
對此，我確實沒有一點思想準備，還在猶豫的時候媽媽說話了:讓你念就念，反正有媽兩隻手。我按規定從生產隊領了5個月的口糧交到五原縣糧庫，縣糧庫給杭錦後旗糧庫開了手續，學校給了我助學金。我就這樣讀完了三年高中。而這三年家裡的基本狀況是:隊里分得的口糧加上每人一份自留地基本能吃飽。媽媽一年掙100多個工，父親身體稍好些時就給隊里放羊或給場院下夜(打更)，也能掙百十來個工。可所有工分加起來也不夠4口人的口糧錢。這一處境逼出了媽媽一個新的勞動本領:縫皮衣。爺爺早年做過皮活，父親也曾幫爺爺做過羊皮的熟、晾、鉤、鏟等工序的活，但剪裁和縫紉從沒做過。爺爺年歲大了，就將這套皮匠家什交給了父親，但未用過。我至今也不知道媽媽是怎麼想起來的。她比著皮衣的前襟、後襟、兩袖子、兩褲腿等都剪成紙樣，再照紙樣很細心地拼對皮茬和毛的色樣等，解決了皮衣裁剪的問題，縫相對要好辦些。媽媽先給我縫了一領山羊皮襖，中間有幾次縫了拆、拆了再縫的「返工」。這領皮襖縫成了，媽媽也「練」成了「縫皮匠」。媽媽靠這一新的本領，每年冬天能掙大幾十塊錢，對解決家裡這一時期的困難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媽媽付出的辛勞也是常人難以承受的。我1963年放寒假回到家，一進門看見媽媽正坐在炕上縫皮衣，媽媽抬頭時我發現她瘦了許多，臉色也很不好，鼻子不由地酸了。而媽媽看見我後卻立刻精神了起來，一邊說「我的兒子回來了!」一邊放下針線起身下地。原來，媽媽入冬後感冒就未斷過，除了咳嗽有時還頭疼，而且一頭疼就吃不進東西。可她吃上個去痛片，躺下歇一會兒就又坐起來縫皮衣。這一幕「鏡頭」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記憶中，每每想起來就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語:有誰能理解我那媽媽的心啊!
1965年夏，我要高中畢業了，可父親又犯病吐血了。課程上完後，我借了同學家裡一輛自行車，一天騎了240里路趕回家。父親到公社衛生院打了幾針、躺了幾天已好些了。公社領導對我家的處境很同情，王虎高副社長建議我畢業後回公社辦農業中學，既可增加收入也好照顧父親。是啊，怎麼辦呢?我回學校後和班主任齊茂成老師講了情況。齊老師是校黨支部委員，還給我們帶政治課。他對我的家境和心情既同情也理解，但他還是很認真地說:貧下中農政治上、經濟上翻身還不夠，必須要在文化上翻身。黨的精神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你一定要參加高考。於是，我參加了文科班複習，學校和齊老師對我一直很關心。但我心裡常牽掛著父親的病和媽媽的艱辛，所以內心裡確實是「兩種準備」:考上好，考不上也好!
高考後學校組織同學勞動，我就帶上行李回家了。臨走時五原的幾個同學約定，8月15日在縣郵局碰面，給學校打電話詢問高考情況。我們5個同學按時到了，並湊錢打了電話，得知只收到我的錄取通知書，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政教系。幾個同學都為我高興，而我在高興的同時，原本已比較踏實的心又忐忑起來。回家給父母弟弟一說，全家又喜又憂。考上了大學，又是首都的大學，不僅祖祖輩輩沒有過，就連我也沒敢多想。如今考上了怎能不高興?但也確實很為難。且不說父親有病，家裡生活困難，就連我去北京上學的衣服和路費也沒有啊!更何況公社正在根據上級部署籌辦農業中學，有意讓我負責。這是個可按月拿工資的工作，對於當時的我無疑是很有吸引力的。第二天，我和媽媽趕著驢馱著一口袋小麥去加工麵粉。快要加工完的時候媽媽突然問我:「上大學要幾年?」我說5年，媽媽便斬釘截鐵地說:「你去上吧，咱再窮他5年!」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但感覺到這是媽媽考慮兩天後的「決定」。我覺得眼前亮了，腦子裡的思緒清晰了，全身有勁了，心氣也足了。媽媽將我秋天穿的外衣又縫補了一遍，然後買了袋煮黑(染料)染了一下，「統一」了顏色。在公社李子玉書記的支持下，縣文教科補助了路費，信用社貸了35元款，我帶了25元於8月26日踏上了赴京上大學的路程。
咱在家，老有老樣，小有小樣;咱在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無論走到哪裡，分里外，知好歹，咱就甚時候也是個有模有樣的人。對那些不把自個兒當人看的人。他有錢咱不愛，有權勢咱也不向他低頭，咱抬起一隻腳也比他孫子們頭高三分。
媽媽的很多地方口頭語一直銘記在我腦海中，如我從記事起就聽媽媽常說:「鞋新鞋舊利落點兒，窮來富個質骨點兒」，意思是鞋不論新舊都不能走樣，人不論窮富都不能沒有骨氣。小時候只是覺得說起來很上口，聽得多了，特別是隨著逐漸長大、經歷的事情多了，才慢慢體會出其中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來,也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自己的思想和行為。
媽媽說我從小就「多嘴」，特別愛向媽媽問「是什麼」和「為什麼」。儘管我問得很幼稚，而且由於不能全聽明白而反覆地問，媽媽卻沒有一點「不耐煩」，有時哈哈大笑也充滿愛意。她常常是一邊撫摸著我的頭一邊比山說水地反覆給我講:比方你腳上穿的鞋，從新鞋穿成舊鞋，它的基本模樣始終是一個:底是底，幫是幫。這才能穿在腳上走路。如果鞋破了，不管是底還是幫，都得釘補，不論底掉了、幫倒了。就穿不在腳上了，也就不成鞋了。媽媽說，咱現在窮，吃糠，吃野菜，穿得爛，挨餓受凍，但咱在家裡，老有老樣，小有小樣;在家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無論走到哪裡，無論對誰，分里外，知好歹;咱無理的不做，反胃(受欺負)的不吃……這樣，咱就甚時候也是個有模有樣的人，而不像某某那樣的人，人前一套，人後一套。遇到不順或有權勢的人就點頭哈腰當孫子，自己的臉面早就丟在一邊了;而一旦得點勢，就連爹娘老子也認不得了，見了平常人眼睛總是朝著天看。這種人說話做事，想的都是他自個兒，特別到了「事頭」上，不是亂咬就是亂吹,不是拿就是訛，沒準頭，沒良心……時間長了，誰還能把他當人看?這種人有金錢咱不愛，有權勢咱也不向他低頭，他自己就不把自己當人看，咱抬起一隻腳也比他孫子們頭高三分。
媽媽這樣「說人」，也這樣「做人」，且天長地久。在家，媽媽總是先人後己、尊老愛幼。當地早飯多為酸粥。媽媽總是先給父親和我們盛，剩下的往往比較少了，她就加點米湯用鍋鏟子將鍋旁鍋底鏟一遍，不管多少、稀稠就是她自己的早飯。姥姥去世早，姥爺每年冬天都要來我家住些天，媽媽一是讓姥爺睡在「熱炕頭」。那時我家的炕經常是只靠燒柴做飯取暖，一到冬天就只有靠爐灶的炕頭熱，越往後越不熱。加上鋪蓋少，睡熱炕頭就成了家裡的「最高待遇」:二是盡量做點順口飯給姥爺吃。土改後，我家每年喂口當年豬(春天買豬仔冬天宰)，養幾隻雞，有時還養幾隻家兔。殺豬後，比較能多放些時間的骨頭和頭、蹄等，盡量等姥爺來了吃。夏天姥爺來了總要給殺只雞或兔子，而且頭頓是全家人吃，給姥爺要留下後頓。記得弟弟到七八歲時，想吃點好的就調皮地對媽媽說:姥爺要來了!有時媽媽還真被「騙」了。弟弟成家後有兩兒一女，對女兒意重。有人說起來，他就笑著說是為老了能睡上「熱炕頭」。媽媽對待奶奶自然比不上對姥爺那麼親，但也是輩分分明，禮數周到。1971年秋，我和愛人帶著幾個月的女兒回到家裡，一家人都很高興。父親趕著毛驢從20里外接奶奶來我家。媽媽嘹見奶奶來了，遠遠就迎上前去熱情地問候:媽媽來了?媽媽常說:親從親上來，不親要從禮上來。
在家外，媽媽確信世上好人多，凡她走過的地方都有很好的朋友。在舊社會，媽媽不僅有很多一起受苦的朋友，還能與有的掌柜家老太婆成為「朋友」。我至今記起有兩個有錢人家的老太婆稱媽媽「你嫂」(即她孩子的嫂子)，說媽媽幹什麼活兒像什麼樣兒，對別人的東西連邊也不沾。媽媽常意外地得到同情和關照，土改時農會給困難人家發救濟糧，父親出民工了，媽媽有身孕，農會發給我家一些糜米後又加了一點穀米，讓媽媽坐月子時吃。媽媽常說，咱給人家初一，人家才可能給咱十五。媽媽特別同情有困難的人。在農村「大鍋飯」時期，內蒙古河套地區的農民吃飽肚子還是有保證的，經常有外地到那裡討飯的人。一天吃午飯的時候來了一個討飯的。媽媽剛端起飯碗就下地給開門，聽了訴說後順手就將自己的碗筷遞給討飯的人吃，走時又給了些土豆。有人說媽媽不該將自己飯碗給討飯的人吃，媽媽卻說:都是人，都是嘴，有甚不能的?!
也有人說媽媽脾氣不好，主要是因媽媽不願受欺負或對看不慣的事常表示不平。媽媽是個愛憎分明、疾惡如仇的人，她既敢於據理抗爭，又知恩圖報，特別看不起和痛恨那些恩將仇報的人。我頭腦中「毛主席大救星，共產黨愛窮人」的觀念根深蒂固，首先是土改時從媽媽嘴裡聽到的。在我的記憶中，解放以後，媽媽從來都說現在生活好。即使在困難時期和「文革」中受苦、受委屈，她罵的只是有人沒有聽毛主席的話，不像共產黨。是啊，是減租反霸工作隊和農會發給我家救濟糧和救濟衣，開始能吃飽穿暖;是土地改革使我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耕畜;是國家免學費、助學金使我讀了書……所以，媽媽經常教育我們多會兒也不要忘記共產黨、毛主席對咱的好。媽媽對所有的人也都是這樣。困難時期，見到了曾經深夜為父親請大夫的胡喜大叔，媽媽熱情招待，走時還給帶了吃的:1959年春大隊支部書記劉二才交待衛生院及時給父親治病。媽媽經常要我們記住這樣的好乾部:公社書記李子玉支持我上大學有恩，「文革」中挨批鬥在廣播中播放，李子玉哭著「檢討」，媽媽哭著聽;在親戚中，多數對父母不顧困難供我和弟弟讀書不夠支持，二姑卻借給我們30元錢。媽媽按時還了錢，還要我們一定記住這個好。二姑已87歲高齡，我和弟弟有機會就感恩……
媽媽最痛恨沒良心的人，最典型的是經常罵林彪。「文革」中，我們村家家都裝了小喇叭，媽媽就是從廣播中聽到毛主席對林彪的好和林彪妄圖謀害毛主席的罪行。媽媽說林彪「人心沒足」，罵他的良心被狗吃了，而且也從言語中看出她特別鄙視林彪這一類搞陰一套陽一套的小人。
參加工作了，媽媽一直幫我們帶孩子，還儘力做些家務。媽媽對於「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這個說法，好像有著天然的「順勁」。中央決定我去西藏工作，媽媽聽到長期在那裡會對身體有害的議論後，有擔心也掉過淚，但她說天塌對眾人,那裡的那麼多人也都是娘生的，人家能活咱就能活。她對到家裡看望的西藏同志說，我的兒子有共產黨關心，我放心的。媽媽從未要我利用職務之便辦家裡的事。我到北京工作後，有同志偶爾得知我兩個姐姐仍在農村種地表示不理解。其實，我在呼和浩特工作的弟弟，也是我調兩藏工作後中組部決定從巴彥淖爾盟調去照顧媽媽的。
媽媽不識字，但記憶力很好，而且常能把人們的一些說法和社會現象聯繫起來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說法。我任副省部級幹部時間比較長了，不免會有人說些「應找找人，活動活動」的話。有時我在場有時我不在場，而媽媽卻總是說:官不在大小在做事，在做「揚名留後世的事」。我們陝北農村流傳很多民間諺語和故事，媽媽常講給我們聽。這些故事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鞭撻那些欺上瞞下，一心為自己撈好處的昏吏貪官，頌揚那些敢為民做主、能為百姓做好事的清官。所以，在媽媽看來，不管職務高低，能為民做主、為民辦好事才是好官，老想著當「大官」就很難能把心思全用在為民做事上。這些話從我當小「官」開始媽媽就說過。對這些觀點我都很贊成，也從未有過「找人」、「活動」的事，但同事們卻覺得很不理解，只有我的老領導、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第一書記周惠同志十分贊同。上世紀90年代，周惠同志由於修房子住在西直門的女兒家裡，他在六層我家在十層。周惠同志當時還可以拄著拐杖行走，我們上班時他有時就乘電梯到我家與媽媽聊天。媽媽把這些話也給周惠同志說了，周惠同志說媽媽是「農民政治家」。
媽媽用慈愛、勤勞、堅強、正直「呵護」了我50多年。有道是「有生一日，皆報恩時;有生一日，皆伴親時」。媽媽留給兒女們不盡的思念，也是永遠激勵我們堂堂正正做人、做事的精神財富。我們將用忠誠和儘力對待黨、對待國家、對待社會;用尊重他人、尊重自已的原則對待親戚、朋友、同志;用言傳身教傳給後人。
圖文轉自「天下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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