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上台，英國脫歐…西方劇變對戛納有何影響？

戛納電影節慶70周年合影

鳳凰網娛樂訊（編譯/柯基塔）戛納電影節上的喧囂生意和貴族做派，一直代表著電影世界高端大氣的那一面。明星和導演們在紅毯上的漫步，就如同教皇的出巡般莊嚴，從紅毯走向電影宮盧米埃爾大廳的22步台階，不止象徵著聲名榮華，更是通往天堂的藝術之梯。這一整個場面都沉浸在敬畏、尊嚴與新老交匯的傳統之中。

然而，考慮到過去一年的那些風起雲湧的動蕩，今年的戛納卻可能會是風雨飄搖的海上的一座孤堡。在美國，是新總統特朗普的當選及新官上任數月來的種種亂象，在歐洲，則有英國的脫歐，以及法國剛剛選出不久的新總統馬克龍——很多人對這個結果歡欣鼓舞，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勒龐代表的極右翼就此退卻了。所有的這些現象加在一起升級成了更大的分裂，整個西方世界都有種陷入混沌的感覺。

那麼，這又對戛納這樣的電影節有怎樣影響？

「我想人們會感到一種責任感要去發聲。」CineticMedia公司的娛樂律師、製作人約翰·斯洛斯說道。他相信，電影業「代表著異見者」，他還稱特朗普以及脫歐帶來的不確定性其實恰巧與市場規律相一致。這是最好的時刻，電影的故事、創作方式、放映的窗口都是不確定的，整個系統都充滿不穩定，而戛納展示了最新的結果。

在公布今年的入圍名單時，電影節主席皮埃爾·萊斯庫爾曾經說道：「鑒於我們每天都會因為特朗普驚訝一回，我希望敘利亞和朝鮮不會給電影節再來點陰影。」他近期在接受《綜藝》的採訪時，又換了溫和一點地的說法：「我們希望來電影節的人們會渴望從政治裡頭得到他們急需的休息，放鬆一下。」不過，政治依然是難以迴避的一件事。這是戛納第二次在全國處於緊急狀態中舉辦了——自從2015年的巴黎恐襲事件後法國就一直維持在緊急狀態。這是第二年，參加電影節的人們需要帶著對恐怖主義的高度警戒湧入會場，也是為什麼萊斯庫爾每天早上都得跟反恐小隊、警察以及地方官員討論安保措施。

戛納電影節誕生於分裂與動蕩中（電影節原本定於1939年啟動，然而因之後掀起的二戰而取消），中間也曾幾度受到外界事件的干擾。1968年「五月風暴」前夕，讓·盧克·戈達爾和克勞德·勒魯什等人宣布當屆的戛納電影節應當中止，與全國上下此起彼伏的抗議人群站在一起（但並非所有人都同意這項動議，電影節直到兩天後才真正中止）。當時戈達爾認為戛納已經成為了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問題的解決途徑。然而，在全然不同的2017年的世界，當今世界最激烈的騷動都源自右翼的時候，很多人卻感覺，當下的這些動蕩只會會給電影節注入更多活力。

「我想在這樣的時刻，有那麼多問題被提出卻有太少肯定的答案，現在是最完美的時刻，來看看那些有話想說的電影人如何以電影來應對當下的形勢。」索尼經典的聯席總裁邁克爾·巴克爾說道。

獨立製片與發行公司Acramorama的總裁理查德·阿布拉莫維茨對此表示同意：「電影節的存在本身，和它為人們提供的觀看和討論影片的機會，是讓人們在目睹公民自由和人類尊嚴不斷崩壞時的安慰劑。」

儘管今年放映的大部分影片都是遭遇特朗普上台、英國脫歐和勒龐崛起之前創作，但戛納也同樣是一個敲定合作、夢想誕生之所。

藝術片發行公司Kino Lorber的總裁理查德·羅伯認為，在獨立電影界，如今最不需要有的就是跟合拍夥伴之間的「牆」。「越來越多的國際性玩家們在聯結各個地區，比如Netflix和亞馬遜都在全球性地擴張。我想戛納更多會是推動國家間的聯合，與民族主義的消極勢頭正相反。越來越多的國家正意識到，它們所可能擁有的最有價值的出口產品就是一部電影。」

電影會對現實世界產生如何影響，恐怕也是今年的熱點。去年的金棕櫚得主《我是布萊克》，片中對英國福利系統的展現，激起了上至國會下至民間小酒吧里的激烈議論。今年戛納也有圍繞熱點問題的紀錄片，例如阿爾·戈爾的《難以忽視的真相2》，克勞德·朗茲曼的《平壤姑娘》（關於朝鮮），瓦妮莎·雷德格瑞夫的《海之悲》（關於難民危機），同時也有虛構的劇情片，擁有激發觀眾共情之心的超強力量。

托德·海因斯作為今年主競賽單元影片《寂靜中的驚奇》的導演，對眼下的政治問題關注極為熱切。「我一直祈禱著一些有關特朗普的爭議，可以事實上地消減全球正在抬頭的民族主義浪潮。」海因斯說。

對所有電影業人士來說，所有人都達成共識的一點似乎是：肩負著這麼多懸而未決的東西，戛納電影節可能會是最好的地方，讓所有人試著去搞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無論如何發展，正如海因斯所說，「戛納都會延續下去。」

（編譯自《綜藝》，原作者：Owen Gleib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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