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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唐初東突厥與中原勢力的關係

隋朝後期,由於煬帝不恤民力,連興大役,尤其三征高麗,搞得天下騷動,四方豪傑紛紛起義,天下大亂。東突厥趁機支持各地反隋勢力起兵,大肆進行分化操縱活動,不但加速了隋朝的滅亡,而且加劇了中原的戰亂,延緩了唐朝的統一。東突厥卻因此獲益不淺,由過去隋朝的附庸,一變而為東亞的霸主。《通典》卷197所謂「及隋末離亂,中國人歸之者甚眾,又更強盛,勢凌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稱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概括地反映了這個情況。不過,《通典》只列舉了八個較大的依附東突厥的割據勢力,實際上其數遠比這些為多,可以說,中原尤其是北方割據者大多都曾依附東突厥,見於史書記載的起碼有十幾個。這些依附東突厥的勢力,既有隋朝的官吏,又有布衣百姓;還有日後統一了中國的唐朝。本文首先論述東突厥分化操縱這些勢力的史事。

一、東突厥分化操縱中原勢力

靈武郡(治今寧夏靈武)白榆妄大約是最早反隋連結突厥的勢力。《隋書·煬帝傳》載,大業九年(613)正月,白榆妄起兵反隋,「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大業十一年(615),又有上谷郡(治今河北易縣)人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起兵反隋,建國號燕,「眾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

大業十三年(617),是中原勢力連結突厥起兵反隋最多的一年。

大業十三年四月,金城郡(治今甘肅蘭州)豪強薛舉起兵反隋,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數日間,連克抱罕、鄯州、廓州,盡有隴西之地。七月,稱秦帝於蘭州,遷都秦州(天水郡)。謀主郝瑗「勸舉連結梁師都,共為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合從并力,進逼京師」。薛舉於是厚賄突厥,合謀進取長安,莫賀咄設(後為頡利可汗)答應以兵相隨。長安作為隋朝都城,具有重要的政治、戰略地位,是反隋勢力共同覬覦的地方。太原李淵大業十三年五月起兵,七月率兵西進,一路過關斬將,已於十一月搶先一步佔據長安。次年四月,李淵登帝位建唐朝。面對薛舉的挑戰,李淵亦急忙遣使突厥,不僅賄以大量金帛,而且許諾割讓五原(治今內蒙五原南)及榆林(治今治今內蒙托克托南)二郡,與突厥以靈州為界,[1]條件是莫賀咄設不僅不援助薛舉,而且與臣服突厥的五原郡太守張長遜共助唐軍。五原、榆林地處河套,是中原防禦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天然防線,東突厥既得金帛,又將與中原的分界線向南推進數百里,自然更願意與唐交易,因此轉而支持唐軍。「(突厥)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後為唐太宗)軍」。[2]唐軍得突厥之助,幾經爭戰,終於在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徹底消滅了薛舉西秦政權。而突厥「遣處羅之子郁射設率所部萬家入處河南之地」,[3]也將勢力擴張到河套地區。

張長遜原為隋五原郡太守,「天下大亂,遂附於突厥,與莫賀咄設結為兄弟以自固,突厥號長遜為割利特勤」。李淵建唐朝,長遜又以郡降唐,授五原太守。實際上與突厥、唐朝都保持臣屬關係。在薛舉聯絡突厥進攻長安的活動中,長遜積極阻止突厥支持薛舉,「偽為(唐)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4]又與突厥共助唐軍討伐薛舉,因功授唐豐州總管。此後,唐遣右武候驃騎將軍高靜致幣於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金幣,突厥大怒,欲南渡入寇,長遜又遣高靜出塞,以幣作為始畢賻贈之禮,消弭了一場戰事。由於長遜長期駐鎮豐州,與突厥有密切關係,朝廷擔心他仍首鼠兩端,與唐不利,因此武德四年(621)四月,長遜自請入朝,與突厥斷絕往來。

武威郡(治今甘肅武威)李軌,因薛舉作亂,被眾人擁戴起兵,以護其郡。軌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不久,攻陷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盡有河西五郡之地。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之弟闕達度闕設時在會寧川中,自稱可汗,率二千餘騎附軌。軌亦採取結援東突厥,連好吐谷渾的策略,[5]以鞏固河西之地。

大業十三年二月,劉武周斬隋馬邑郡太守,自立為太守,成為割據馬邑郡(治今山西朔縣)的地方勢力,遣使附於突厥。雁門郡隋軍合兵討武周,圍於桑乾鎮,突厥聞訊救援,與武周共敗隋軍。武周仗勢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以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回報以馬,武周兵威益振,又陷定襄等地。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武周因此稱皇帝,建元為天興。武德二年二月,突厥以五百騎授武周,使攻太原,南向爭天下。武周率兵破榆次縣,陷介州,攻下唐根據地太原。接著又下晉州,取澮州,唐河東之地喪失殆盡。關中大駭。十月,唐盡發關中兵反攻,突厥轉而幫助唐軍,「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6]武德三年四月,武周在唐軍和突厥的連手進逼下,棄太原,率百騎亡奔突厥,其部下宋金剛收其亡散以拒唐軍,人不從,亦率百餘騎奔突厥。此後,金剛欲回上谷,被突厥追獲,腰斬。武周謀歸馬邑,亦被突厥所殺。東突厥為何轉變態度,我們下面討論,此處不贅。

武周死後,突厥以苑君璋為大行台,統其餘眾,但加強了對馬邑郡的控制,令「郁射設督兵助鎮」。唐開始與突厥爭奪馬邑郡,高祖遣使諭降。君璋部將高滿政說:「夷狄無禮,本非人類,豈可北面事之,不如盡殺突厥以歸唐朝。」君璋不從。君璋在眾人的逼迫下奔突厥,滿政以城降唐。明年,君璋引突厥攻馬邑,盡殺滿政及其黨,退保恆安。君璋後因所部離散勢蹙,請降唐朝,唐許之,但因突厥頡利可汗遣使召之,又猶豫不決。其子孝政認為,劉武周之事足為殷鑒,突厥不可信,應趕快降唐;但另一種意見認為,恆安險固,「突厥方強,為我唇齒。據此堅城,足觀天下之變」。[7]君璋遂將唐使者送交突厥,並與突厥合軍寇太原北境。直到貞觀元年(627)頡利政亂,知突厥不足恃,君璋才率部降唐。

大業十三年(617)二月,朔方郡(治今內蒙白城子)梁師都據郡反。師都代為該郡豪族,仕隋為鷹揚郎將。至此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遣兵掠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即皇帝位,稱梁國,建元為永隆。突厥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毗伽可汗。師都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武德二年(619),師都與突厥數千騎南下寇掠延安郡,被唐軍擊敗。武德三年(620)四月,唐軍打敗劉武周,師都部下人心渙散,大將張舉、劉旻相次降唐,師都大懼,因遣使勸處羅可汗南下侵唐,並表示願為嚮導。處羅可汗因此謀劃兵分四路進攻唐境:莫賀咄設入自原州(今寧夏固原);泥步設與師都入經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並與竇建德會師於晉州、絳州。後因處羅發病死,計劃未能實現,但西線莫賀咄設已寇涼州等地。唐決心教訓師都。高祖悉發邊兵進擊師都,拔其東城。師都退據西城,求救於突厥頡利可汗,頡利以勁兵萬騎救援之。此後,師都因錯斬來降的稽胡大帥,部眾疑懼,多叛降唐。為了挽回頹勢,報復唐朝,師都又面見頡利,獻計入侵唐地,「自此頻致突厥之寇,邊州略無寧歲」。[8]唐武德九年(626),突厥頡利可汗入寇,一直打到長安西郊渭橋,唐朝幾乎滅亡,也是師都的計謀。唐太宗為了消弭師都之患,採取了各種辦法,如勸降、反間計、毀其稼禾、大軍討伐等等。貞觀二年(628),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率軍討之,劉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逼之。頡利可汗又遣兵援師都,唐軍破之。最後,師都堂弟斬師都,詣唐軍降。師都自起至滅凡十二年,是與突厥勾結最密切,割據時間最長,對唐朝統一事業阻礙最大的一個割據勢力。

隋末唐初,劉季真、郭子和屯據北邊,勾結突厥,與劉武周、梁師都遞為表裡。

劉季真是離石胡人。其父龍兒隋末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季真為太子。龍兒為隋將所斬,其眾漸散。李淵起兵,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又北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為拓定王,甚為邊患。後被唐軍所殺。

郭子和大業末為左翊衛,犯罪徙榆林。見郡內大飢,引敢死之士斬官吏,開倉賑窮乏,自稱永樂王,建元為正平。有眾二千餘騎。因人少勢弱,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可汗,送子為質,以求自固。突厥以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不敢當,改署屋利設。武德元年(618),李淵建唐於長安,子和遣使歸唐,授榆林郡守。實際上亦採取南北兩屬的辦法求自保。武德二年(619),子和襲梁師都寧朔城,克之。又探聽東突厥消息報告唐朝,為處羅可汗候騎抓獲,囚其弟。子和得罪突厥及師都,孤立危殆,武德四年(621)率眾南徙。唐置於延州故城,賜姓李。

大業末年,滄州人高開道隨河間人格謙起兵反隋,謙死,開道進陷北平郡、漁陽郡,以漁陽(治今河北薊縣)為都,自立為燕王。竇建德圍唐幽州總管羅藝,開道救之,因隨藝使者入朝,唐授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賜姓李。武德五年,幽州大飢,開道以給粟為誘餌,扣留羅藝三千兵馬,與羅藝決裂,因而北連突厥以為後盾,重稱燕王。開道頻繁引突厥南下寇掠,恆、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頡利可汗攻馬邑,以開道兵善為攻具,又與之共陷馬邑。待天下大定,開道欲降唐,自覺翻復無信,又恃北面突厥勢眾而不降。最後,被部將張金樹等逼自殺。

羅藝本為隋虎賁郎將,大業末自稱幽州總管。武德三年(620),奉表歸唐。曾率兵與唐太子建成擊劉黑闥及突厥於洺州,因功拜左翊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以藝素有威名,為北夷所憚,令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但藝自以為功高位重,無所降下,無故毆擊李世民的手下。待世民即皇帝位(太宗),藝懼不自安,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率眾入據豳州。唐軍攻之,「藝大潰,棄妻子,與數百騎奔於突厥」,[9]在寧州界被左右執殺。可見突厥是中原反叛者的避難所,像羅藝這樣威震突厥的名將,一旦有難,亦投奔突厥。

王君廓亦曾欲以突厥為避難之所。君廓為唐幽州都督,驕縱不法,貞觀元年(627)被征入朝,疑長史李道玄告發自己,殺驛吏,逃奔突厥,道中被百姓所殺。[10]

竇建德大業十三年(617)正月在河間(治今河北河間)自稱長壽王,年號丁丑,割據河北。武德二年(619),引兵討伐弒隋煬帝的宇文化及於聊城,得勝入城後,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時王世充奉隋越王侗於洛陽,建德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拜侗。武德二年(619)四月,世充廢侗自立,建德亦自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封煬帝之孫政道為鄖公。建德亦依靠突厥以壯兵勢。突厥可賀敦隋義城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孫政道,建德勒兵千餘騎送之入蕃,又傳化及首以獻公主。突厥後封政道為隋王。建德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後因兵援王世充,武德四年(621)七月被唐軍消滅。

王世充是隋朝官吏,深受煬帝寵信。宇文化及弒煬帝,世充奉隋越王侗於東都洛陽。武德二年(619)四月,廢侗,自立為皇帝,建元開明,國號為鄭。武德三年(620),突厥為了實施四路侵唐的計劃,主動與世充聯繫。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並與之互世」。七月,唐軍東征王世充,突厥又遣使與王世充暗中聯繫,被唐潞州總管李襲譽擊斬,突厥使者牛羊萬餘也被唐軍獲得。[11]世充參觀派使者王文素勸頡利扶植隋煬帝之孫政道:「昔啟民為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12]頡利因此每年入寇唐境。武德四年(621)六月,世充在唐軍的進逼下降唐,同年被仇家所殺。

劉黑闥是竇建德的舊部。建德敗,武德四年(621)七月,故將擁黑闥起兵於漳南縣,自封大將軍,移書趙、魏,建德將士殺官吏以應。黑闥北連高開道,兵鋒甚銳。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騎從之。黑闥藉助突厥的力量,半歲悉復建德故地。徐圓朗舉齊、兗之地附於黑闥,其勢益張。五年(622)正月,黑闥以洺州為都,稱漢東王,建元為天造。唐太宗等率大軍擊黑闥,黑闥等二百人亡奔突厥。山東平定。六月,黑闥向突厥借兵寇山東,旬日悉復故地,復都洺州。六年(623)二月,終被唐軍打敗。

李仲文為唐并州總管,信惑妖邪,以為有龍附己,當得天下,因此與突厥通謀,可汗許立為南面可汗,處河北之地,仲文則引突厥從太原攻長安。但因事泄,未成。武德三年(620)二月,仲文被征入朝,伏誅。[13]

李淵太原起兵之初,劉文靜勸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李淵遂與始畢可汗手書,願與突厥連合,以迎隋主名義,向南擴張,「徵發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始畢可汗回稱,「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我不能從」。於是,李淵決定「改旗幟以示突厥」,遣使報始畢。始畢遣柱國康稍利、級失、特勤、達官等送馬千匹到太原交市,許諾遣兵隨李淵攻長安,「多少惟命」。李淵認為突厥多來無用,數百即可,一防劉武周引突厥為邊患,二借突厥的聲勢。於是遣劉文靜往聘,「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14]突厥不僅在李淵起兵之初促其公開易幟,而且在李淵攻取長安時提供了軍事援助。此後,在唐消滅薛舉的決戰中,討伐劉武周的戰事中,突厥都曾助唐戰鬥。不過,一旦唐朝顯現出一統中國的氣象,突厥馬上轉而為敵。唐與突厥的關係,將另篇詳述,此處從略。

綜上所述,隋末唐初,白榆妄、王須拔、魏刀兒、薛舉、李淵、李軌、劉武周、苑君璋、張長遜、郭子和、劉季真、梁師都、高開道、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等十幾個軍閥勢力都曾結援突厥,隋朝後裔楊政道也曾在突厥的扶植下建立傀儡政權,羅藝、王君廓叛唐雖未逃到突厥,但曾以突厥之地為避難之所,李仲文起兵割據雖未成功,也曾與突厥籌劃通謀。東突厥是隋末唐初中原軍閥勢力的後盾,也是內地戰亂兵爭的策源地。

二、東突厥各階段分化操縱中原勢力的政策措施

隋末唐初,東突厥處理中原各勢力之間的關係,形成了一套政策措施。這套政策措施總的來說,就是分化操縱中原的各派勢力,維持分裂割據的局面,確立鞏固東突厥的霸主地位。具體說來,東突厥在不同的時期,又有不同的政策措施。根據這些政策措施的特點、變化,我們可以將其分作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當隋朝尚為統一國家之時,突厥竭力支持各地勢力反隋起兵,造成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以便從中稱霸。這一階段主要是始畢可汗在位期間,時間大體在大業九年(613)至武德二年(619)二月。如前所述,大業九年靈武郡的白榆妄、十一年上谷郡的王須拔、魏刀兒、十三年金城郡的薛舉、馬邑郡的劉武周、朔方郡的梁師都、太原的李淵、五原郡的張長遜、武威郡的李軌、離石郡的胡人劉季真、榆林郡的郭子和,以及後來漁陽郡的高開道、洛陽的王世充、河間郡的竇建德、劉黑闥等都向突厥稱臣納貢,尋求支持。突厥對這些反隋勢力基本上是來者不拒。突厥這一階段反隋立場,充分表現在對割據勢力的封號上,如封劉武周為「定楊可汗」,郭子和為「平楊可汗」,此「定楊」、「平楊」之「楊」,都是隋皇楊姓之「楊」,其義都是要平定楊隋。東突厥通過支持這些中原勢力,確實摧毀了隋朝的統治,並且乘機確立了霸主地位,不僅成為中原勢力共奉的宗主,而且將轄地直接擴張到河套地區。不過,這一階段突厥對中原的干預,大體上處於幕後指揮的地位,也就是說,中原軍閥勢力尚作為主力在前台活動。

第二階段,當隋朝已經土崩瓦解之時,突厥改而奉行扶植隋朝後裔的政策,企圖建立一個突厥控制下的傀儡政權,作為諸割據勢力的共主,以維護突厥的霸主地位。這一階段主要是處羅可汗在位期間,時間大體在武德二年(619)二月至三年(620)十一月。武德二年二月,始畢可汗死,其子尚幼,立其弟俟利弗設為處羅可汗。始畢可汗之妻隋義成公主按突厥風俗又妻處羅可汗。義成公主作為隋皇室成員,力主扶植隋朝後裔。處羅可汗說:「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15]亦贊成復隋。不過,處羅並不是真正從道義出發,而是鑒於當時的形勢,扶植後隋傀儡政權對突厥有利而奉行復隋政策的。於是在新可汗繼位伊始,突厥就開始了政策措施的轉變。首先,處羅可汗、義成公主將隋煬帝蕭皇后及其孫政道等從竇建德處迎到突厥。然後,立政道為隋王,奉隋後,居於定襄城,令在突厥境地的隋人皆隸其下,有眾萬人,行其正朔,置百官,成立後隋傀儡政權。接著,力圖讓各割據政權聚集到傀儡政權的旗幟之下。如劉武周死後,突厥以苑君璋為大行台統帥劉武周餘眾。行台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行台雖然有比較完整的軍政系統,但本身不是獨立政權。突厥以苑君璋為大行台,說明君璋至少名義上隸屬於「中央」。其時,劉武周已死,馬邑郡割據勢力已無相應「中央」,而君璋之職由突厥委任,行台非突厥官制,而是中原官制,因此,這個「中央」只能是突厥掌控下的隋王政權。[16]突厥此前扶植割據勢力大都以可汗為名,此時卻以行台著稱,名稱的變化充分體現了突厥政策的變化。吳玉貴先生說,此「標誌著突厥政策轉化的完成」,甚確。另外,薛宗正、吳玉貴先生均認為劉武周之敗死,也是突厥扶植隋朝後裔的產物。武德二年(619)二月,突厥曾助武周侵佔太原,但武德三年(620)六月,突厥又助唐奪回太原,殺武周。薛先生說,處羅拋棄武周,「是復隋反唐政策的具體貫徹執行」。吳先生說,突厥從反隋到復隋,「這種轉變首先影響了突厥政權與以『定楊』為號召的劉武周割據政權之間的關係」,「劉武周因此失去了突厥的支持」。[17]可備一說。接下來,突厥計劃幫助隋王擴展地盤。武德三年(620),突厥計劃兵分四路侵唐,其中一路攻并州(太原),就是為了安置隋王,「謀取并州置楊正道」。[18]不過,處羅將出師而卒,未果。突厥扶植隋朝後裔的做法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

有必要說明的是,頡利可汗上台以後仍實行復隋政策,頡利可汗為隋義成公主所立,義成公主又嫁頡利,義成公主不會改變復隋主張,頡利也不會反對復隋政策。《新唐書》卷215〈突厥傳上〉載,義成公主從弟楊善經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勸頡利:「『往啟民兄弟爭國,賴隋得複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19]充分說明了頡利的態度。不過,以後突厥扶植隋朝後裔的活動已無甚影響和作用,突厥政策的重心已轉移到與唐為敵,因此,我們將第二階段的下線定在武德三年十一月處羅可汗之死時。

第三階段,當唐朝逐個翦滅割據勢力,顯現統一中原氣象的時候,突厥轉而與唐對抗,以挽救突厥的霸主地位。這一階段主要是頡利可汗前期,時間大體在武德三年(620)十二月至貞觀四年(630)。處羅可汗後期實際上已計劃與唐為敵。武德三年(620)四月唐軍打敗劉武周之後,梁師都大將相次降唐,師都大懼,遣使勸處羅可汗侵唐,說:「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滅,唐國益大,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願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20]非常準確地反映出割據勢力依附突厥的原因,及當時形勢的變化。唐朝作為統一中原的強大力量,漸次消滅了薛舉、武周等割據政權,中原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復存在,不僅威脅到師都等殘餘割據勢力,而且威脅到突厥的霸主地位。突厥不得不考慮轉變政策,處羅可汗因此一反過去既支持又騷擾唐朝的做法,決心全力對付唐朝。處羅可汗策划了一個龐大的侵唐計劃,兵分四路進攻唐境,並策動唐并州總管李仲文作內應,聯絡王世充相呼應。不過計劃未實施而處羅死。頡利可汗上台後,全面推行反唐計劃,幾乎年年與唐大戰,而且,一改過去幕後指揮的做法,直接出馬作主力,其它割據勢力則成為協從力量。武德四年(621),突厥夥同高開道與唐爭奪雁門及河東其它地,敗。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分兵三路,分別由幽州、雁門、原州侵唐,頡利親自率十五萬騎從雁門入寇。唐派鄭元壽許以「幣帛皆入可汗」,突厥退兵。武德七年(624),突厥改從關內道進攻,三月、七月、八月,頻犯原州,抵達隴州、歧州,東距長安四百餘里,長安告急,李世民巧施離間計,頡利叔侄互相猜疑,退兵。武德八年(625)七、八月間,突厥又自靈、相、潞、沁、韓、朔等州全線南下進犯,敗。武德九年(626)八月,突厥再次南下入寇,兵逼長安西郊渭橋,唐朝賄以金帛,突厥退兵。此後,突厥內部矛盾激化,突利可汗、郁射設相繼降唐,薛延陀聯盟反攻突厥,貞觀三年(629),唐軍出兵,四年(630),俘頡利,東突厥終於滅亡。

三、東突厥分化操縱中原勢力的幾種方式

東突厥分化操縱中原勢力有幾種方式,一為政治冊封,一為軍事援助,一為送子為質。

一,政治冊封。突厥對來附的割據勢力多進行冊封,以確定雙方的政治隸屬關係。如始畢可汗冊劉武周為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冊梁師都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遺以狼頭纛;以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改署屋利設;張長遜與莫賀咄設結為兄弟,突厥號長遜為割利特勤;處羅可汗立楊政道為隋王;封苑君璋為大行台;突厥與李仲文通謀,許立仲文為南面可汗,處河北之地,事泄未成;又有劉季真,北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

突厥冊封這些割據勢力可以分為冊與封二種。冊指冊立突厥系統的官爵,封指封立中原系統的官爵。可汗、特勤、設屬突厥系統官爵,可汗是突厥最高統治者稱謂,特勤是可汗子侄稱謂,設是突厥掌兵權的重要官稱。天子、王、行台則是中原系統的官爵,天子是最高主宰,王的地位僅次於天子,行台為中央派出機構首腦。而狼頭纛是突厥屬部的象徵。就上列情況看,第一階段,突厥始畢可汗對來附的割據勢力,主要冊授突厥系統的官爵,如冊劉武周為定楊可汗,梁師都為大度毗伽可汗,李子和為屋利設,張長遜為割利特勤,並授劉武周、梁師都象徵突厥屬部的狼頭纛。劉季真此時也自稱為突利可汗。始畢也封中原官號,如封梁師都為解事天子(郭子和為平楊天子,未受),但數量較少。第二階段,突厥處羅可汗主要封授中原系統的官爵,如封楊政道為隋王,封苑君璋為大行台。雖也許諾李仲文為南面可汗,但未成。第三階段,頡利可汗基本未行冊封。這三個階段的冊封狀況與突厥三個階段的政策策略特點基本吻合。第一階段,始畢可汗主要想建立以突厥為宗主的霸權地位,因此多將割據勢力納入突厥官爵的系統,以此作為臣屬突厥的標誌。第二階段,處羅可汗主要想通過建立傀儡政權,控制中原北方勢力,因此多封中原官號。李仲文是個特例。仲文是唐將,無割據的根據地,突厥策動其反唐,於是允封南面可汗。第三階段,割據勢力已漸次消亡,突厥成為唐朝的主要對手,因此頡利可汗未能冊封。這三個階段冊封的特點雖然有所不同,但總體上與突厥分化操縱中原的目標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突厥所封中原官號中,梁師都受的是雙重稱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梁師都地處關內道北部,是與突厥關係最密切、存在時間最長、對中原統一阻礙最大的割據勢力。梁師都在隋末唐初混亂中的破壞作用之大,與突厥對他的冊封之重成正比,從中可以看出突厥冊封中原割據勢力的意圖和作用。突厥對楊政道既未冊為可汗,又未封為天子,而是封為隋王,也值得注意,此與政道在突厥策略中的作用和地位大有關係。突厥希望以隋朝後裔為號召,聚集中原北方的割據勢力,因此不授政道突厥官號;但是,政道只是突厥手中的傀儡,因此突厥不以天子稱之,而降格為隋王。突厥對政道的處置反映了突厥扶植隋朝後裔的真正用心。

二,軍事援助。突厥對來附的割據勢力幾乎都給予了軍事援助,可以說,軍事援助是突厥分化操縱中原勢力的主要手段。大業十三年(617)二月,馬邑郡劉武周起兵反隋後,隋雁門郡官軍合兵討武周,突厥聞訊救援,與武周共敗隋軍,使武周未被「扼殺」於搖籃之中。武德二年(619)二月,武周欲南向爭天下,突厥授武周五百騎,武周藉此破榆次、介州、太原、晉州、澮州,勢力迅速膨脹起來。武周死後,其部下苑君璋也依靠突厥援助,盡殺降唐的部屬,並與突厥合寇太原北境。武德二年,突厥派數千騎助梁師都南下掠延安郡,擴張勢力。武德四年(621),唐進擊師都,頡利可汗以勁兵萬騎援救之。貞觀二年(628),天下大定,師都割據勢力僅存,唐軍直逼師都朔方東城,頡利可汗又遣兵救援,師都得以苟延殘喘。武德四年(621)七月,劉黑闥起兵,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騎從之。黑闥借突厥之力,半歲悉復建德故地。武德五年(622),唐平定山東,黑闥等人亡奔突厥,六月,借兵於突厥,又寇山東,旬日悉復故地。武德五年,高開道重稱燕王,引突厥南下寇掠恆、定、幽、易等州,擴展勢力。唐朝在與群雄爭奪天下的初期,也得力於突厥的援助。起兵之初,始畢可汗遣千騎助李淵奪取長安。武德元年,突厥發兵會秦王軍,助唐消滅薛舉西秦政權。武德三年,突厥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助唐奪回太原,最終滅亡劉武周。突厥的軍事援助,促使唐朝發展壯大起來。這些都是突厥軍事援助中原勢力的實例。

突厥對中原北方軍閥勢力的軍事援助,不僅體現在出兵援助方面,而且體現在武力後盾方面。比如竇建德稱帝,北依突厥以壯兵勢;武德四年(622),苑君璋勢蹙欲降唐,又恃「突厥方強,為我唇齒」而不降;武德五年(622),高開道勢蹙欲降唐,又恃突厥勢眾為援而不降;武德五年,唐平山東,劉黑闥亡奔突厥,以此為基地東山再起;羅藝、王君廓叛唐,欲以突厥為棲身之地;李仲文以為有龍附身,將圖天下,與突厥合謀反叛,等等,都體現了突厥以武力支持為後盾,分裂中原,阻礙統一的作用。

三,送子為質。郭子和大業末自稱永樂王,有眾二千餘騎,因勢單力弱,北附突厥始畢可汗,送子為質,以求自固。見於史書記載送子突厥為質的似僅此一例,但有此一例也能說明突厥曾經以這種手段控制中原的割據勢力。

突厥分化操縱中原勢力的政策措施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就是經濟利益為重。唐高祖曾評價突厥:「見利即前,知難便走。……勝止求財,敗無慚色。」[21]可以視為當時人對突厥這一特性的認識。突厥重經濟利益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以支持中原反隋勢力,換取子女玉帛。北方群雄皆以兩種方式結援突厥:政治上臣屬於突厥,經濟上賄賂突厥。大業十三年李淵起兵,遣劉文靜使於突厥,文靜許諾事成之後,「人眾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可汗遂「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匹」。[22]劉武周破樓煩郡,「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則以兵相助。薛舉欲取長安,「厚賂突厥,餌其戎馬」,於是突厥莫賀咄設答應以兵相隨。竇建德送蕭皇后及宮人於突厥,「多齎金帛,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23]這些都是突厥得經濟賄賂,支持反隋勢力的實例。

2,以經濟利益的得否,決定戰端的開啟或進退。武德元年,唐遣高靜致幣於始畢可汗,未至而始畢死,詔留金幣,突厥大怒,欲發動戰爭,南渡入寇,後來張長遜以幣作為賻贈之禮,突厥才引還,消弭了戰爭。武德五年八月,突厥兵分三路南下侵唐,唐派鄭元壽充使議和,元壽對頡利可汗說:「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齎,幣帛皆入可汗,免為劬勞,坐受利益。」[24]物質誘惑打動了突厥,頡利終於撤兵返塞。武德九年,突厥再一次大舉進攻,進逼長安,唐太宗認為「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李靖獻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25]又一次以金帛換取了和平。

3,以賄賂的厚薄,決定支持的對象。突厥與十幾個中原北方政權都有政治隸屬關係,這十幾個政權的利益互相矛盾,有時甚至尖銳對立,在他們都向突厥求援的情況下,突厥究竟支持何方,既不取決於雙方關係的近密程度,也不取決於允諾的先後,而是取決於提供經濟利益的厚薄,突厥甚至不惜失去信義,撕毀以前的協議,改變支持的對象。武德元年西秦與唐朝的長安之爭,就是典型的例子。薛舉采郝瑗之謀,厚賂突厥,餌其戎馬,以期合從并力,進逼京師。突厥答應以兵相助。但是,已據長安的唐朝,為了保護既得利益,亦遣使突厥,不僅賄以大量金帛,而且許諾割讓五原及榆林二郡,唐朝所提供的利益遠遠超過西秦,因此,突厥不惜中途變卦,轉而支持唐朝,致使西秦功敗垂成,最終被滅。武德三年劉武周與唐朝的太原之爭同樣如此。武周以隋宮人賄賂突厥,突厥以五百騎授武周,使攻太原。武周在突厥的幫助下,攻下太原及整個河東,但是,就在武周準備乘勝前進,直搗長安時,唐朝開始反攻,突厥也一改初衷,幫助唐軍奪回太原,致使武周功虧一匱,最後覆亡。突厥為什麼轉變態度,史書沒有交代,學者們認為應是突厥轉變政策,支持隋朝後裔的結果。我們認為,這應是原因之一,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應是唐朝與突厥的交易。[26]史書記載,戰後突厥與唐朝瓜分戰果,唐收復太原及河東大部分地區,突厥獲得太原城眾多美婦人,又留倫特勤及數百人「助唐鎮守」太原,並留兵戍守石嶺(在太原以北)以北。可見唐朝與突厥又有一次交易。這種交易除了上述內容外,還應有更多的經濟內容。新舊《唐書·突厥傳》記載,唐高祖對突厥「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賜與不可勝計」,突厥「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厓之求也」,等等,可知唐賄賂突厥次數多且數量大,史書並未完全記載下來。綜合所有情況可以推知,劉武周與薛舉一樣,也是唐朝對突厥的賄賂,斷送了他們與突厥的聯盟。

4,分裂操縱中原勢力,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突厥社會生產結構單一,決定了其經濟脆弱和不完整,平時情況下,突厥需要中原農業經濟的補充,天災地害時,更需要中原農業經濟的救濟,中原分裂戰亂時,正是突厥攫取中原物資的最好時機,這就是突厥為什麼要維持天下分裂局面的原因,也是為什麼突厥在中原分裂時能夠強大的原因(突厥兩度強大:周齊時代、隋末唐初,都是中原的分裂時期)。

東突厥分化操縱中原勢力,是隋末唐初最突出的歷史現象,但並不是此時才出現的新現象。事實上,正如中原農業民族慣於使用這種手法對付游牧民族一樣,突厥也早已使用這種手段對付中原農業民族。林恩顯先生說,「在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長期生存競爭歷史中,雙方均善於利用對方國內的矛盾、衝突,加以離間分化,在中原謂之『以夷制夷』;在北亞稱為『以漢制漢』,此乃敵對雙方競爭中最經濟的手段,可謂不出一兵一卒而瓦解敵國於千里之外」。[27]所說甚是。東突厥分化操縱中原勢力的邊政措施,一是沿襲了突厥的傳統,二是借鑒了隋朝的經驗。

北周、北齊時代,是突厥第一個強盛時期,據《周書·突厥傳》記載,「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強,有凌轢中夏志」。「(周)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每連結之(突厥),以為外援。」周、齊兩政權互相敵視,皆連結突厥,而突厥與北周和親,關係更近,俟斤兩度「請舉國東伐(齊)」。俟斤死,其弟他缽可汗立,仍與北周和親,周「歲給繒絮錦彩十萬段」。但是,建德六年(577)北周滅亡北齊,突厥改變了態度,竭力幫助北齊復國:「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戰敗,北奔突厥,他缽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云為之復讎。」以後,「宣政元年(578)四月,他缽遂入寇幽州,殺略居民」,「是冬,他缽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等等。突厥先支持北周達北齊,後扶植北齊餘孽打北周,都是為了維持中原的分裂狀態,從而維護突厥自身的利益。他缽曾驕傲地說:「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周、齊)孝順,何憂無物邪。」典型地反映出中原分裂,突厥得利的現象。隋朝取代北周之後,突厥仍使用這套做法,支持北齊餘孽高寶寧向隋進攻,只是突厥及其支持的分裂勢力已不是隋朝的對手,分裂之夢徹底打破。所以說,突厥分化操縱中原勢力,是有歷史傳統的。

隋末內亂,給突厥提供了又一次使用這種手段的機會,而這一次,突厥分化操縱中原的政策和手段,無論從對象還是範圍或力度來說,都已大大超過周齊時代。這一時期突厥分化操縱的對象已不是互相對立的兩個政權,而是十幾個互相爭鬥大小不一的政權。這一時期情況複雜得多,突厥運用分化操縱的手段也嫻熟得多。突厥政策措施的進步,是借鑒了隋朝經驗的結果。

隋朝前期分化離間突厥的政策非常成功,突厥因此分裂為東、西二部,並在三十多年中內戰不已,隋朝因此成為強大的帝國,並通過控制東突厥,有效地控制了東北亞諸少數民族。[28]但是,隋朝後期這一套做法卻行之無效了,裴矩以東突厥部眾強盛,獻策以宗女嫁始畢之弟叱吉設,拜其為南面可汗以分始畢之勢,但未成功,叱吉設不敢受,始畢聞而大怨。裴矩誘殺始畢寵臣史蜀胡悉,也被始畢識破,最終導致大業十一年東突厥與隋朝決裂,始畢可汗率幾十萬騎兵圍隋煬帝於雁門郡城,後因援兵趕到,加上可汗妻隋義成公主遣使告「北邊有急」,始畢可汗才解圍而去。時人後者皆怪裴矩技不如長孫晟,同樣的策略和做法,結果卻截然相反。殊不知,這實際上是突厥在認知上有了進步,識破了隋朝的伎倆,並從反面說明突厥何以能從容應對隋末唐初複雜的形勢,說明突厥吸收了隋朝的經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隋朝對付突厥的策略,對付中原民族本身。

隋末唐初突厥主持分化操縱中原的可汗共有三個:始畢、處羅與頡利,這三個可汗都是啟畢可汗之子,他們都曾生活在隋朝,都曾親眼目睹隋朝的政策措施,而且親身經歷或抵制隋朝後期的離強合弱等政策。始畢可汗是突厥制定分化操縱中原邊政措施的奠基者,他對隋朝的政策體會最深。他所制定的政治冊封、質子制度等分化操縱中原的措施,都是周齊時代突厥所未運用的。周齊時代,突厥只是與中原政權和親,用軍事援助干預中原的政治。而政治冊封等手段卻是隋朝運用的。如隋朝扶植了幾代突厥可汗:沙缽略、莫何、都藍、始畢,政治冊封了多個突厥可汗:莫何可汗、都藍可汗、啟民可汗、始畢可汗、曷薩那可汗及可汗的子弟(沙缽略子窟含真為柱國,安國公,都藍可汗弟褥但特勤為柱國、康國公)。始畢可汗冊封中原勢力,可以說是直接效法隋朝邊政的產物。而處羅可汗扶植隋王楊政道,建立後隋傀儡政權,封苑君璋為大行台,可以說更是隋朝政策的直接翻版。隋朝扶植孤立危殆的啟民可汗,使之成為隋朝控制東突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工具;處羅可汗一步一趨,扶植失去家園的楊政道,亦欲使之成為突厥控制中原諸割據勢力的道具。只是效果不顯而已。突厥還效法隋朝施行離間計。隋長孫晟離間東、西突厥及沙缽略與阿波可汗,效果甚佳。唐并州總管劉世讓曉習邊事,謂唐高祖,突厥之所以能南下寇掠,是因為有馬邑為中間補給站,唐以崞城為根據地,蹂馬邑禾稼,敗其生業,則可阻止突厥南下。高祖以世讓戍崞城。突厥恨世讓斷其生路,遣其臣曹般拖對高祖說,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武德六年(623)十月,高祖殺世讓。[29]突厥仿隋施行離間計,效果亦佳,消除了一個勁敵。所以說,突厥分化操縱中原的邊政措施,是借鑒了隋朝的經驗。? 突厥邊政措施較前進步,還有兩個因素:一是胡人在突厥發揮作用;二是華人在突厥效力。裴矩曾對隋煬帝說,「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30]這說明了幾個問題:一是,突厥中胡人很多;二是,胡人盡皆桀黠,教導突厥;三是,胡人頗受可汗信任;四是,當時「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唐初這個情況依然存在,只是具體人員有所變化。如上舉武德六年(623)離間劉世讓者,就是突厥之臣曹般拖,曹與史,皆昭武九姓胡。又《舊唐書·突厥傳上》載,「頡利每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說明胡人一直受到突厥可汗的信任,胡人利用世代經商、見多識廣、桀黠翻覆的特性,為突厥可汗出謀劃策,改變了突厥簡單淳樸的行事風格。?

隋末唐初大量華人逃入突厥,也為突厥帶來了新的思維。李淵太原起兵之初,致始畢可汗信,封題為「啟」(下對上致敬語),有司建議:「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啟為書。」李淵答:「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並在諸夷。」[31]即表明當時華人在突厥者眾多,並且將中國禮儀、思想帶到突厥。《資治通鑒》卷192載:「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也反映了華人在突厥發揮影響的情況。胡人、華人大量湧入突厥,對突厥邊政措施的制定和實施發揮了作用。?

突厥分化操縱中原勢力的策略手段也有許多與中原農業民族不同的地方。其不同主要在於目的不同。中原農業民族運用分化離間等手段,目的是保護境內的安寧,不受周鄰的侵擾,建立穩定的天下秩序;突厥的目的則是獲取生存的物資,壯大自身的力量。突厥所居漠北草原之北為廣大的西伯利亞森林地帶,這是突厥的避難之所和安全的保障,突厥很難在軍事上被中原政權徹底消滅,但是,生存物資的匱乏,卻時時困擾突厥,甚至可能葬送他們,因此,對中原物資的渴求,是突厥使用手段干預中原的主要目的。由於二者的目的不同,導致手段也有所不同。中原農業民族慣用「遠交近攻」法,突厥慣用「近交遠攻」術(中原投靠突厥的勢力大多都與突厥相近)。「遠交近攻」貴在兩面?夾攻,牽制、隔離對方,使之無援而降,不為邊患;「近交遠攻」妙在就近易合,合作方便,軍事上援助快,經濟上獲取易。[32]

另外,突厥作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與後世的少數民族也有所不同,突厥分化操縱中原,主要是為了經濟利益,領土要求不是很強,而後世的少數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不僅有經濟要求,而且有領土慾望,中原農業民族與他們的鬥爭更加複雜和艱巨化。但是,歷史也正是在這種巨痛中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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