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一周年紀念 楊絳在「文革」

「例如有人問，你工作覺得不自由嗎？我說：『不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我們淪陷上海期間，不論什麼工作，只要是正當的，我都做，哪有選擇的自由？有友好的記者要我鳴放。我老實說『對不起，我不愛起鬨』，他們承認我向來不愛『起鬨』，也就不相強。」

今天是楊絳先生逝世一周年，本文節選自2016年第23期封面故事《楊絳（1911—2016）：我們仨的世間傳奇》。

楊絳與「我們仨的世間傳奇」

揪斗示眾

1952年，楊絳被分到尚附設在北京大學的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組（1956年，文研所正式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者直到1977年撤銷，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由此開始了跌宕的「學部」生涯。「學部」在「文革」中也可謂是第一陣營里的學術單位，僅次於北大、清華，後來在她的多部回憶性作品中頻繁出現。

吳宓之女吳學昭在其所寫的傳記《聽楊絳談往事》中提及，時年98歲的楊絳總結道那25年間她就是一個「零」。「我開始有些困惑，後來覺得很自在，所以改革開放以後，還自覺自愿地把自己收斂為一個零。」她佯佯不諳人間煙火，情願靠邊站，坐冷板凳。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文研所里幾乎全都是大會代表，就她和錢鍾書不是；外文組集體編寫《西洋文學史》，不參與者僅楊絳；文娛活動、社會活動總排最末；馬列主義導向的課題計劃她並不擔待，一門心思埋頭翻譯47萬字的法國小說《吉爾·布拉斯》。

1957年，國家計劃翻譯出版「三套叢書」，包括《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包括重譯《堂吉訶德》。楊絳接到任務時被告知用任何語言轉譯都可，但她看了5種流行的英、法譯本後，覺得任何譯本都不能代替原作，於是在47歲時學起了她的第三門外語——西班牙語。直到1965年，她已經完成第一部的翻譯，著手第二部時，她沒有想到這項細水長流的工作即將被「文革」阻斷8年。

楊絳先生翻譯的《堂吉訶德》

「（1966年）8月27日，我交出《堂吉訶德》全部翻譯稿，當時第二部已譯了四分之三。當日晚間，我在宿舍被剃了『陰陽頭』。」這天被她認為是非常不幸的一天，被沒收的是她的謄清稿，沒留底稿。正式被揪出來是在8月7日，她下班對在學部文學所上班的錢鍾書說：「我今天被揪出來了，你呢？」「還沒有，快了吧。」三天後，錢鍾書被揪出來了。

之前，還沒有一張控訴她的大字報，不過一次大會前群眾傳看一份文件就跳過了她，這彷彿是種已將此人逐出同類的徵兆。再一次大會，忽然有人問：「楊季康，她是什麼人？」但沒人為她定性，她就這樣無緣於群眾隊伍了，組裡秘書叫她以後開會不用來了。楊絳說：「我就這樣被揪出來的。『揪出來』算什麼東西呢？還是『妾身未分明』。」其實，所內在《五一六通知》發布之後的氣氛就愈見肅殺，人人在山雨欲來前如臨無物之陣，辦公室四壁上貼滿紅紅綠綠的語錄條，諸如「拿槍的敵人消滅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揪出來之後還得待罪。

「有一天，報上發表了《五一六通知》。我們在冷冷清清的辦公室里正把這個文件細細研究，竊竊私議，忽被召去開大會。我們滿以為按這個指示的精神，革命群眾該請我們重新加入他們的隊伍。不料大會上群眾憤怒地控訴我們的種種罪行，並公布今後的待遇：一、不發工資，每月發生活費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後，身上掛牌，牌上寫明身份和自己招認並經群眾審定的罪狀；三、組成勞動隊，行動聽指揮，並由『監管小組』監管。」這是她在《丙午丁未年紀事 風狂雨驟》中描述的一段1966年5月16日後的情形。

在「文革」的舞台上，「五一六」意味著一場派系鬥爭後的改弦易轍。隨著毛澤東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十年「文革」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拉開帷幕。對學部來說，也先是「五一六紅衛兵團」，後被塗抹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天下，再由軍宣隊、工宣隊入駐監督。在學部的牛鬼蛇神中年齡偏小、自認是無名小卒的楊絳跟其餘人一樣眼睜睜看風雲變幻，如浮桴於海上。在她的幹校記憶里，有過弄臣般的情形：軍宣隊在幹校派來監視受隔離的「五一六分子」的老先生們，正是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揪出來的「反動權威」「蘇修分子」等牛鬼蛇神。

錢鍾書和楊絳

被揪出來後，就要認真做自己的「牌子」了，外文所規定牌子圓形，白底黑字；文學所規定牌子長方形，黑底白字。她這樣描述那精工巧制的自製牌，給錢鍾書找了個長方形小木片，自己的就用「大碗扣在硬紙上畫個圓圈剪下」。各按規定，工楷寫上一款款罪名，穿上繩子，掛在胸前，互相鑒賞。「我們都好像愛麗絲夢遊奇境，不禁引用她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 （越來越驚奇）。」

在造反派主導的「文革」舞台上，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上來配合演戲。楊絳20世紀40年代時寫喜劇《弄真成假》，但她自稱不愛也不善表演，她也許沒想到有天會猶如筆下的角色粉墨登場「陪斗」。用休·沃爾波爾（Hugh Walpole）的話來說，這個世界憑理智來領會是個喜劇；憑感情來領會是個悲劇。1949年以前的劇評家認為楊絳本質上是個悲劇作者，當《弄真成假》讓人笑中帶淚時，想必楊絳是懂得現實辛酸中如何在黃連樹下作樂的。

有次是正任學部文學所所長的何其芳挨斗，楊絳在陪斗之列，席間竟然睡著了。忽而有人大呵：「楊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登台後第一件事就涉及戴高帽子的藝術，她習以為常地稱是「登台就有高帽子戴」，但學得訣竅，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線的角度盡量縮小，形成自然低頭式，這樣會比垂直戴帽時低頭來得省力。最初被揪出來時在大席棚里集體示眾，初見別人頭上的高帽子上寫著「黑幫」「反動學術權威」「蘇修特務」時她還納悶自己頭上的寫著什麼，下台脫下一看是「資產階級學者」，後來這帽子上的名目規範化了一番，她的就固定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在歷史的嘲弄中儘管人在物理上被顛來倒去地指使，但她內心是淡定的。比如被紅衛兵抓住就「老老實實」地按身上掛的牌子自報姓名，自背出罪名「拒絕改造、走白專道路、寫文章放毒」，在「文革」的大型表演里，這種輕描淡寫、消極處理式的應對何嘗不是一種表演。她冷眼旁觀著一切戲劇性人格在運動中的亢奮表演，時而湊合幾句，時而躲進女廁，為的只是平安渡過每個難關。她沒有被無限上綱上線，或許正源自之前坐冷板凳時太低產，以至於「小鬼不足道」。

「我把帽子往額上一按，緊緊扣住，不使掉落，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邊，學馬那樣站著睡覺。」如果被提名到麥克風前，無非就是自報姓名，自報身份，挨一頓亂罵，她覺得「上了台也不過如此」。在台上陪斗還不必表演，在台下就得充革命群眾了，這就讓她犯難了：「我覺得與其罵人，寧可挨罵。」

幹校時期

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國開始掀起對「五一六」運動的清查。外文所開始清查「五一六」時，楊絳已經恢復群眾身，被工宣隊喚去翻譯法文資料，為江青、姚文元等人所感興趣的新時期法國劇院新花樣服務。她一個人坐在當時外文所所長馮至的辦公室里苦翻法文。她見過所里的「五一六」分子招供甚至自編認罪材料，在毛澤東像前含淚懺悔。但寒窗苦譯下明哲保身是難的，工宣隊就覺得她階級立場不夠，提醒她「你脫離群眾不好」。

軍宣隊登台後，工宣隊撤場，學部開始集體下幹校，一定程度上學部是帶著清查「五一六」問題而下幹校的。錢鍾書是先遣部隊，他曾回憶，按照農活、造房、搬家等需要，搞運動的節奏一會子加緊，一會子放鬆，但彷彿間歇虐，疾病始終纏身。

在「五七幹校」期間，下放的知識分子在整理中草藥。中間拿秤者是原全國學聯主席伍紹祖

「那年（1969年）11月3日，我先在學部大門口的公共汽車站等待。看見默存在人群里出來。他過來站在我旁邊，低聲說：待會兒告訴你件大事……我們擠上車，他才告訴我：『這個月11號，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隊。』」是月17號，文學所全所下放河南羅山。

當她和女兒錢瑗、女婿王德一在火車站送別先遣部隊的時候，離情被鬧嚷嚷、亂鬨哄的候車室氣氛沖淡，只是痴痴地望著錢鍾書的車遠去，想起「從前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擺渡小貨輪，送行者就把彩色的紙帶拋向小輪船，小船慢慢向大船開去，彩色紙帶先後綳斷，岸上就拍手歡呼……」1935年夏，當她和錢鍾書乘P&O公司油輪赴英時，也是由小船直送上大輪船，這個情景應該習以為常。

翌年7月，楊絳跟隨外文所下放幹校時，即使是只與錢鍾書前後相差8個月，但情形已愁慘得多。一個月前，女婿王德一因不堪被誣陷為「五一六組織者」而自殺。58歲的楊絳在火車上望著女兒踽踽獨歸的背影，她在1981年付梓的《幹校六記》上回憶道：「心上凄楚，忙閉上眼睛，閉上了眼睛越發能看到她在我們那破殘凌亂的家裡，獨自收拾整理，忙又睜開眼。車窗外已不見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裡。」

在楊絳的自述里，很少直接描寫到眼淚，即使是在錢鍾書發哮喘、深夜搶救之時。而這一段雨打星散時的落寞和愁慘隨著眼淚倒灌入胸腔，節制又讓人動容。夫妻團聚時，幹校已從羅山遷到淮河邊上的息縣，從和泥、脫坯、燒磚開始建造住房，後又遷到有玻璃窗的明港兵營……幹校兩年，楊絳管過菜圃、寄居過鄉鄰的席棚；在爛泥地上擺馬扎看過廣場電影；穿過漚肥的糞井、踢開菜地辨識回營的路；也曾在自己的床上差點摸到被貓破膛的腐鼠……

《幹校六記》中有處觸目驚心的記載。1971年1月，她留守息縣的菜園，忽見幾人在西岸動手挖土，還問她借了鐵鍬，刨起了坑。軍宣隊捲起大車上的蘆葦席，裡面是一具藍色制服的屍體，一起埋下了坑。這讓人聯想到書寫50年代末「反右運動」的《夾邊溝紀事》，有的改造者餓死後甚至無柴火化，於是被剝光了扔入荒崖下任風沙覆蓋。

中原的沃土起碼能將死者埋葬，只是若不注意，沒人知道這個淺淺的土堆是個新墳。她告訴錢鍾書，在溪岸上走，別踩那土堆，那是座新墳，底下就是身體。楊絳自己是出門就忘路的，「欲往城南往城北」，錢鍾書更是路痴，可是在那兩年，他們必須不再把走路看作浪漫主義的探險。

之後錢鍾書打聽到，那是很多被迫害致死的「五一六分子」中的一個，33歲，男性……這段驚悚的記憶留在《幹校六記》里，提醒著人們「大時代里小人物的命運」，留英殊榮、治學建樹彷彿雲煙，如今不得不提防眼前一個爛泥堆。楊絳說小時候住蘇州故居時最愛下雨，後院、草木和石子都被洗得光潔無塵，只是那年的息縣出門就是泥海，「息縣的雨實在叫人鼓不起勁」。

「家在哪裡」

1971年底，傳聞說錢鍾書在一批將回京的「老弱病殘」名單里，後來被證實是誤傳，他們夫妻倆送別了那批人後，踟躕踱步到菜園。楊絳指著窩棚說：「給咱們這樣一個棚，咱們就住下，行嗎？」錢鍾書想了一下說：「沒有書。」她又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錢鍾書答：「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

論及當初為何不走，思想進步嗎？覺悟高嗎？「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楊絳說他們只是捨不得祖國，撇不下「伊」——也就是「咱們」或「我們」，千千萬萬的素不相識者。就像當時多數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並非出於更高的理想，而只是不願背井離鄉。但經此幹校一役，楊絳在《幹校六記》的尾聲寫道：解放以來，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當初了。

對於這麼一個生長在新舊之交時期、在江南深院長大，後來又在上海啟明女校住過法式教會建築、在牛津住過英式公寓的知識分子女性來說，飄零流離、飛蓬如轉彷彿是不可迴避的命運。回顧楊絳的一生，幾乎都是在不停的物理遷徙中度過：辛亥革命後隨父在京滬兩地間輪流住；30年代去留洋；40年代在蘇滬間輾轉執教，同時維繫著「灶下婢」的持家角色；解放後先後住清華、北大沒幾年，又隨著中科院學部的遷移住到東四頭條、乾麵胡同宿舍……幹校回京後再次被迫搬家流徙，暫寄吃喝拉撒都一窩的女兒的北師大宿舍。

楊絳有意識地和政治保持距離，並得意自己「在上層是個零，和下層關係親密」，在幹校里總特意把自家奶糖分給「五一六分子」吃，以至於被叫作「人道主義者」。可即使她心中有桿和自己及他人相處的秤，卻無法為現實中的自己指定一個永久的住所。在92歲時寫《我們仨》時，她引了句白居易《簡簡吟》里的詩：「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這不僅意喻著一家三口的天人永隔，還有她意識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40年代還在上海時，她寫過一篇意識流散文《流浪兒》，寫一個精神上的遨遊者與昏暗逼仄的舍間。「我推門眺望，只見四鄰家家戶戶都忙著把自己的屋子粉刷、油漆、裝潢、擴建呢。一處處門面輝煌，裡面迴廊復室，一進又一進，引人入勝。我驚奇地遠望著，有時也逼近窺看，有時竟挨進門去。大概因為自己只是個『棚戶』，不免有『酸葡萄』感。」

他們是1962年搬到乾麵胡同的宿舍的，幹校回來後那裡是個整整10年的家。1973年，他倆因與鄰居發生糾葛，搬去女兒錢瑗的北師大宿舍。那是個有著三張上下鋪的陰潮房間，但是家徒四壁，連被子、褥子、枕頭，都是各家送來的，還有「鍋碗瓢盆、菜刀、鏟刀、油鹽醬醋以至味精、煤爐子、煤餅子陸續從四面八方送來」。錢鍾書哮喘病發時呼吸經常時斷時續，被楊絳戲稱是「呼嘯山莊」。那年1月，他又病發了一次，在汽車開往北醫三院的路上，「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滲出血來了」。在《我們仨》中楊絳寫道。那年她63歲。

「我們仨」

5個月後，他們向學部文學所徵得了一間辦公室，1974年5月，遷入「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在那裡，他們住了三年，用無錫老家話講就是「坑缸連井灶」，用北方俗語說就是兼供吃喝拉撒的。這次，照樣需左鄰右舍幫忙。「為我們把那間堆滿什物的辦公室騰出來，打掃了屋子；擦洗了門窗，門上配好鑰匙，窗上掛好窗帘，還給拉上一條掛毛巾的鐵絲。」有人給他們拉來一車車的煤餅，堆在廊下，還裝上特製風斗，以防煤氣中毒。住了兩年，還是差點煤氣中毒，還是錢鍾書摔倒在地的聲音把楊絳驚醒，立即打開北窗，兩人驚得擠坐一處等天亮。

多年後，楊絳對那間辦公室改造的房所描述的布局，歷歷叫人唏噓。兩壁是借用的鐵書架，但沒有橫格。年輕人用從幹校帶回的破木箱，給他們搭成格子放書。西牆頂兩張行軍床，中間隔一隻較為完整的木箱，權當床頭櫃兼衣櫃；北窗下放一張中不溜的書桌，錢鍾書伏案著《管錐編》。近南窗是一張小書桌，供楊絳譯《堂吉訶德》，許多種大詞典都攤在床上。在這間旋踵就打架的彈丸之室，楊絳說人就相當於挪不開的物件，裡面還容納了洗臉架、水桶、一隻煤球爐……

也就是在這間辦公室，錢鍾書等人受江青指示完成了毛澤東詩詞的英文翻譯。「葉君健不嫌簡陋，每天欣然跑來，和錢鍾書腳對腳坐在書桌對面。袁水拍只好坐在側面，竟沒處容膝。周珏良有時來代表喬冠華，他擠坐在錢鍾書旁邊的椅上。」

錢鍾書與楊絳在三里河寓所院內散步

在人前，兩人沖著臉面說這房子很舒服方便，翻譯組走後，兩人互做鬼臉說「要江青給房子」。終於傳來江青話說錢鍾書可以住釣魚台去，楊絳可同住照顧。楊絳卻不客氣地回話：「我不會照顧人，我自己都要阿姨照顧呢。」

政治與家

經過「文革」的知識分子，要做政治的局外人，多數只能在內心求得寧靜和安穩，楊絳雖然也一直以「零」和「局外人」自居，但畢竟躲不過意識形態洪水猛獸的裹挾。最可悲的是意識形態入侵了千萬個家庭，甚至導致父子反目、親倫分崩，這些家庭的災難是很多知識分子都曾經歷的。錢鍾書和楊絳在上海的好友傅雷夫婦在「文革」一開始就不堪凌辱自縊了，與其子留下難以彌補的階級鴻溝。錢家也受到過相同的離間，楊絳作為一個普通家庭的普通人，順應著政治潮流，目的恰是遠離政治，並呵護家的完整性。

1966年8月27日，她被剃成陰陽頭的時候，並沒有鑽牛角尖或走極端，從《丙午丁未年紀事》的平靜敘述里甚至可看出一絲不以為然，和一種冷峻的幽默。當時跟她同剃頭的另一個家庭婦女般模樣的人，是含淚合掌地求著人，但她就任由被剃掉半個頭，不反抗也不求饒。也許在當時她就想好兵來將擋的辦法，回到家裡後拿出女兒從前剪下的兩條大辮子，「用小鍋做楦子，用默存的壓發帽做底，把頭髮一股一股縫上去」，連著一夜糊了一頂假髮。

可是一戴上假髮，方知天生毛髮之妙，於是她自嘲：「原來一根根都是通風的，假髮卻像皮帽子一樣，大暑天蓋在頭上悶熱不堪，簡直難以忍耐。」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坐車上班，只是被售票員發現了頭上的異樣而直呼她「黑幫」。這樣，楊絳索性走路上班，但街上的孩子眼尖，又看出假髮，伸手來揪，她說自己像個過街老鼠，盡量避著小孩，卻也不願同樣剃了光頭的錢鍾書陪著走，「我還是獨走靈便」。

那年，楊絳因為錢鍾書辯誣而被拖上過千人大會，後來她恍悟：「聰明的夫婦彼此間總留些空隙，以便劃清界限，免得互相牽連，我卻一口擔保錢鍾書的事我都知道。」那時錢鍾書因為「黑材料」而被寫了大字報，她在大字報邊角上貼了小字報，在批鬥會上，連錢鍾書也看不下去，起身走出會場。「給錢鍾書通風報信的是誰？」「是我。」「打著手電筒貼小字報的是誰？」「是我——提供線索，讓同志們據實調查。」台下一片怒斥，有人問她：「誰是你的同志？」

在一部紀錄片里，當時同在外文所的葉廷芳回憶道：「她就跺著腳，兩邊臉漲得緋紅，通紅，『就是不符合事情，就是不符合事實』，她沒有別的話可說，就一再地跺著腳。」所以，楊絳曾說錢鍾書能忍能屈，但她自己不行。現場群情激憤時，有人遞來銅鑼和槌子，她乾脆死勁地敲，聊以泄怒。後來她被推出去遊街，戴著高帽，舉著銅鑼，但她心裡是清醒的：能學孫悟空讓「元神」跳在半空中，觀看自己那怪模樣，背後還跟著七長八短一隊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她還想著模仿桑丘·潘沙的口吻，你們能逼我遊街，卻不能叫我屈服，我雖然遊街出醜，我仍然是個有體面的人。

之後，她的應對就顯得更圓融了。作為一個別有懷抱、即使在50年代都不以論文之多而取勝的人，她一心只想著翻譯，而翻譯也是因為1958年時錢鍾書因《宋詩選注》被拔了白旗，她才暗下決心，不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文革」初期她被安排去打掃兩間女廁，自己做了個小拖把，還帶了去污粉肥皂，特地刮鏟掉多年積垢，擦得煥然一新，目的是還能在那兒背點詩詞，那是她事先抄好放口袋的，背不出來就去廁所翻翻。「女廁也神聖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樣，可充罪犯的避難所。」楊絳說。

《宋詩選注》（錢鍾書 著）封面題字：楊絳

「我每晚想到什麼該毀掉的，就打著手電筒，赤腳到各處去搜出來。可是『毀屍滅跡』大非易事。少量的紙灰可以澆濕了拌入爐灰，傾入垃圾；燒的時候也不致冒煙。大疊的紙卻不便焚燒，怕冒煙。紙灰也不能傾入垃圾，因為準有人會檢查，垃圾里有紙灰就露餡了。」這是《丙午丁未年紀事》里的話，描述了那段膽戰心驚、夜不能寐的歲月，楊絳小心翼翼地圜轉周旋著，避免著麻煩。她還想出法子把字紙撕碎，浸在水裡揉爛，然後拌進爐灰。為了避免麻煩可謂用心至極。

「救」堂吉柯德

在《我們仨》里，也可見她在1957年大鳴大放時是如何規避政治的，但與其說這是作為知識分子的一種更高的境界，還不如說更是她骨子裡一種南方新式家庭的淡泊權利的性格，和之後作為平凡的持家人的明哲保身之道。錢鍾書在中南海親口聽到毛澤東講話，以為真心誠意號召鳴放，「並未想到引蛇出洞」，楊絳寫了這麼「刻薄」一句。她對錢說：「請吃飯，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卻，就只管吃飯不開口說話。」錢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同聲附和。」但楊絳主張不鳴也不放。

沒有想到僅僅一年後，《宋詩選注》受到批判，楊絳說過那麼段饒有趣味的話：「我淪陷上海當灶下婢的時候，能這樣大模大樣地讀書嗎？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在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了，我們分配得合適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是我們不會為人民服務，因為我們不合格。然後國家又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我們領了高工資受教育，分明是國家虧了。」

故作謙卑也好，真心懺悔也好，至少《宋詩選注》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也順利出版了。楊絳在鳴放結束後更覺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很正確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但我們並沒有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一定程度上，「反右」期間的「清醒」，沒有讓她在「文革」時受到太大的刺激。

為人可周旋出空間，但楊絳在學術上從來不是應承之輩，寧願做減法也不願迎合上意，所以50年代「三反」時在清華教書，她情願砍掉自己的「危險課」，並一直以非馬列主義文人自居，自認是個思想自由的無用的人。

文學所初成立時，馮雪峰和何其芳辯論階級性和人性問題。楊絳不同意只有階級性而不承認個性、人性。她問道：「賈府四姐妹四個性情，同樣的階級，同樣的環境，但四個人一人一個樣，怎麼解釋？」沒人能回答。外文組修訂研究課題，不是馬克思讀過並提過的作品一概不考慮，楊絳喜歡簡·奧斯汀，但別人說馬克思從沒提起過奧斯汀，她說「也許馬克思沒讀過簡·奧斯汀」，惹得何其芳馬上叫她閉嘴。

時經21年才譯完的《堂吉訶德》貫穿了楊絳整個「文革」時代，是她事業的一大旨歸。但在1966年8月27日，就是被剃成陰陽頭的那天，她抱著牛皮紙包好的一大摞《堂吉訶德》譯稿，擠上公交車，去單位上繳。當時，她剛譯完第六冊的一半（上、下部共8冊）。前一晚的批鬥會上，群眾讓她交出「黑稿子」。

直到軍工宣隊進駐學部後，她恢復群眾身，才有些空子可以鑽，「請學習小組的組長向工人師傅要求發還我的譯稿」。在下放幹校之前，她終於要回了稿子，荒廢了幾年後於1974年開始重譯，兩年後譯完。外文所擔心她「下筆即錯」，要換所里的年輕人代她寫序，而出版社又希望楊絳寫自序，這麼一搞又經一年才付梓。

《堂吉訶德》在荒謬年代給了她很多樂趣，以及詼諧的想像，她自己也曾因淘氣而引來現實的誤會。1967年，造反派的風頭一過去，她被「解放下樓」變成了「人身」，卻被群眾問及「四個大妖精是什麼，犯了什麼罪」。楊絳百口莫辯，原來是她一年前被抄家時沒收的筆記本里，把「四個大躍進」戲寫為「四個大妖精」。「堂吉訶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騎士，儘管做了俘虜，也決不肯損害我。四個大妖精卻調皮搗蛋，造成了我的彌天大罪。」她寫。

在謄清稿被沒收以後，她曾遍尋稿子的下落。即使在年老時所做的懺悔和討饒，也看似發自真心，但實則是無奈的詼諧，在現實與虛擬的周旋中，撐出自己的小塊青天。「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著想這想那，卻懵懵懂懂，一點沒想到有妖精鑽入筆記。我把這點疏失歸罪於堂吉訶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會嗔怪的。我曾想盡辦法，要把堂吉訶德救出來。我向沒收『黑稿子』的『頭頭』們要求暫時發還我的『黑稿子』，讓我按著『黑稿子』，檢查自己的『黑思想』。可是我這位英雄和古代小說里的美人一樣，侯門一入深似海……」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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