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1970年3月28日，那場成為我人生伏筆的災難

文 | 葉兆言

1970年3月28日星期六，這一天下午，本來不用去學校，我們的班主任突然決定，讓同學們下午還是到學校去一趟。這個決定讓班主任後悔不已，對於我來說，卻是人生中是最糟糕最黑暗的一天，我們去了學校，因為不上課，到學校也沒事幹，大家都在操場上玩。男生的玩無非是模仿打仗，我們接受這樣的教育實在太多了，地上隨手撿起石塊，扔過來扔過去，嘴裡喊著衝殺的口號。

一塊小石頭砸中了我的左眼，我捂著眼睛坐在了地上。一開始，大家並沒覺得有多嚴重，接下來發現有些不對勁。一位工宣隊正好路過，喊了一輛三輪車，趕緊把我送往鼓樓醫院。到了醫院，這樣那樣，便上了手術台。我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已到了手術台上，還聽見醫生在商量，在爭論，然後就是做手術，一邊做，一邊討論。

資料圖，圖文無關

接下來兩天，雙眼都被蒙住了，躺病床上。這時候，父母都在幹校，我沒有重新和鄰居老大爺一起生活，而是寄養在另一家鄰居阿姨家。出了這樣的事，負責照顧的鄰居阿姨很是著急，學校也通知了父母單位留守在南京的造反派領導，由他們打電話去幹校。那時候通訊很不方便，七轉八轉，接通了幹校，已經變成我把別人的眼睛打瞎了。造反派把我父母叫去狠狠地訓了一頓，甚至用到了階級報復和存心破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詞。

父親匆匆往南京趕，準備來處理這件傷害事件，到了南京後，才知道受傷的是自己孩子，立刻心裡一塊石頭落地。他所擔心的事情都不存在，於是匆匆到醫院看了一一眼，便又回幹校。具體細節也記不太清楚，反正他回幹校，將母親換來照顧我。兩天以後，第一次換藥，打開紗布，用電筒照了照，一位有經驗的女醫生連聲嘆氣，嘀咕了一句什麼，就到一旁商量去了。商量的結果，再次上手術台，由這位醫生親自主刀，再縫合兩針。

後來才知道，第一次縫合手術沒做好。當時醫院裡也鬧革命搞運動，專家和好醫生都靠邊站，醫護工的界限完全模糊，給我做手術的人根本沒什麼資質。一般人印象中，到了醫院，穿上白大褂就是醫生，當時情況就這樣，護士認為自己也有兩隻手，動不動也敢上手術台。這大約是為了實戰需要，反正我再一次躺在手術台上，是那位有經驗的女醫生在主刀，一邊做，一邊解釋為什麼那樣不對，為什麼這樣更好。時也勢也，命也運也，今天重新回想，大約也只能含恨含冤，懷疑是一次醫療事故，反正病人到醫院，交給醫生，以後的事都身不由己，不得不聽天由命。

母親從幹校趕往醫院前，造反派頭目再次訓話，說你到了南京，不許亂說亂動，不許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與父親一樣，母親事實上也是在心裡感到慶幸，慶幸只是自家人受到了傷害，不是我們傷害了別人。往者不可諫，這件事從頭至尾，沒有過一分錢賠償，發生也就發生了，既是一件事，又不是一件事。母親在醫院裡只陪了很短時間，一周多一些，當時兩個眼睛都被蒙著，必須要有人照顧，很快變成捂一隻眼睛，我已能照顧自己，母親就又返回幹校。

當時還不太明白，自己一隻眼睛就這麼瞎了，就這麼永遠看不見了。醫生打開紗布，用電筒在眼前晃，問能不能看見。回答說能，於是病歷上寫了兩個字「光感」。再用手指在你眼前晃動，似乎又有一些感覺，進一步伸出手指讓數數，這個已經分辨不清。我畢竟還是個十三歲的孩子，還有一隻眼睛能看見，也不太明白後果有多嚴重，仍然可以無憂無慮。那一陣子，正是深挖五一六最激烈的階段，常有人割喉自殺。鼓樓醫院的眼科與五官科是同一個大病房，一個病房裡住著五六十號人。今天的人已很難想像那樣的大病房，一張床挨著一張床，這情景只能在電影上看見。

有一天夜裡，接連送來了三位割喉的病人，那天值班的是一位漂亮女醫生，她正好是五官科醫生，在我們這個大病房，眼科醫生和五官科醫生輪流值大夜班。大家都叫她「勇奇」醫生，究竟哪兩個字不清楚，我能記住，因為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有個人物叫李勇奇。一晚上忙下來，年輕女醫生接近了虛脫，然而必須要等查完病，與白班醫生交接後才能離開。正式查房前，我聽見她在和其他醫生護士說笑，說自己累得實在吃不消，說這些人真笨，要死也不是這個死法，光割喉管有什麼用，死又死不了，這麼一刀下去，以後活著也難受。聽病房裡病人議論，說割喉的愈後生活質量會大打折扣。

查百度可以知道，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這個通知引發了大規模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從我所在的病房情況看，不難想像當時的運動有多激烈。資料顯示，從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約有300萬人被打成五一六。

說起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一般人印象中，都以為只是當權派倒霉，只是知識分子吃苦，事實上，風水輪流轉，無人可以倖免，造反派自身的苦難更為嚴重。我所知道的造反派，沒有一個好下場，他們不只是在文革後才被當作三種人清算，早在1970年，就已經開始受罪。造反派是個模糊概念，它一直是以正面形象示人，造反派批判走資派，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把地富反壞右不當人類，把同樣是一起打天下的造反派戰友，活生生地整成了五一六。

話題還是回到受傷的眼睛上，傷害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我不可能在醫院裡一直住下去。出院以後怎麼辦呢，這時候想到了去北京，祖父來信，讓我趕快過去。北京家中，伯父的四個小孩全都上山下鄉，伯父在河南幹校，一個不小的四合院，就住著祖父，大伯母，大嫂，還有五歲的侄女兒。大伯母帶著我繼續去同仁醫院治療，當時改名叫「工農兵」醫院，醫院改名是文革中的時髦，北京的協和醫院和南京的鼓樓醫院，都改名叫「反帝醫院」。手術後的治療已沒什麼太大意義，為防止交叉感染，要往眼球上打針，很疼很難受，剛打完，天旋地轉，人蹲在地上半天不肯起來。

與南京一樣，首都要準備打仗的氣氛也淡了許多，北京城基本上空了，只剩下老弱病殘。姑姑也成了孤家寡人，姑父被關押，表姐在哈爾濱，住在木樨地那邊，當時覺得很遠。她喜歡攝影，有一架雙鏡頭相機，帶我去天安門照相，那年頭，在這個神聖的地方留影，幾乎是必須的。到了5月20日，祖父帶我去動物園，對於這件事，我已沒有什麼印象。後來出版的祖父年譜，引用了一段寫於21日給伯父的信：

昨天與兆言遊動物園，園中幾十大盆石榴方盛開，鮮紅照眼，白孔雀翠綠孔雀都開屏，久不放下，至可賞玩。西部一個猴欄里全部猴子同時叫，前所未聞，果然如《水經注》所說的『屬引凄異』。

資料圖：北京動物園老照片

很顯然，我這個剛剛初一的孩子，對盛開的石榴，對白孔雀翠綠孔雀，對猴子的屬引凄異，沒有一點點感覺。印象最深的是大喇叭在廣播，到處都是它鏗鏘有力的聲音，就在那一天， 1970年5月20日，各界群眾五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擁護毛主席他老人家發表的五二０聲明。那一天，毛主席又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站在他身邊的還有林彪和周恩來，還有西哈努克親王。有些詞一遍遍往耳朵里灌，想不記住都不行，它們成了我們日後作文中的金句，動不動會冒出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它就驚慌失措。

在北京待了好幾個月，我的一隻眼睛再也看不見。過去別人誇你，總喜歡說好明亮的一雙眼睛。少年不識愁滋味，看不見就看不見吧， 1977年恢復高考，本來準備考理工科，到了報名，才知道體檢不過關，於是改考文科。初審通過參加複試，最終被淘汰。接著考，考上了，因為考上中文系，跟在同學後面一起寫小說，因為寫小說，最後成了作家。換句話說，1970年3月28日那場災難，為某個人日後成為一名作家，埋下了伏筆。

【作者簡介】

葉兆言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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