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她輕輕的來，也輕輕地走，不揮衣袖，卻留下了雲彩

01

2016年5月25日，在北京協和醫院的病房裡，中國最後一位被稱之為先生的女性——楊絳先生逝世，享年105歲。

兩天之後，楊先生遺體在京火化。遵照先生遺囑，喪事從簡。

「不設靈堂，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

02

1911年秋，楊先生在北京出生，家中排行老四。那時還是清宣統三年，舊時代的尾聲。

父親楊蔭杭對這個留學歸來後所生的第一個孩子尤為鍾愛，為其取名為季康，小名阿季。

阿季幼時

大姐二姐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三姐依留在老家無錫。阿季雖一時成為家中的「獨女」，但卻從不驕縱。父親也說「只要寵，將來孩子一定是自私的。」

辛亥革命前，父親從京辭職，攜阿季和母親回南方照顧祖母，後又因局勢動蕩輾轉到上海。

等到阿季重返北京，已是四歲的事兒了。一家子住東城，阿季在貝滿幼兒園上幼兒班。後來，全家又搬到西城東斜街25號。每天黃包車往返，阿季和三姐一同上下學，直到八歲再次回南。

阿季與母親唐須嫈

1920年的2月，畢業後留校任教的大姐壽康結束了寒假。阿季聽父親一向說啟明女校教學好、學風正，這也讓她定下了和姐姐們一起去啟明上學的念頭。

只是母親心上放不下，問她：「你打定主意了？」阿季答：「打定了。」便揣著一枚嶄新的銀元跟隨著大姐三姐去了上海。

上海人把淘氣的小孩稱作「小鬼」，學校的小鬼們愛把老師喜歡的學生叫做「大零」（darling，心愛的人）。阿季乖巧也人小鬼大，是同學眼中的「大零」也是老師眼中的「小鬼」。

一次，有個小鬼玩耍時陷入了泥塘，阿季比同齡的小孩班次高，便有兩個孩子找她來求救。阿季有模有樣地發號施令：「泥褲子往外反剝下來，泥襪子也倒剝下來，卷在剝下的褲子里。誰穿兩雙襪子的，脫一雙給她。皮鞋拿到汽車房水龍頭下沖洗乾淨，大家拿出手絹把鞋擦乾。」

啟明女校

後來，楊先生回憶起往事，把饒有童趣的這些故事寫進了《我在啟明上學》。楊先生說，學會判斷和自我剋制，對一個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而啟明生活給予她的，正是逐漸鍛鍊出好意志的機會。

離開啟明之後，阿季隨家人遷往蘇州振華女校上學。那一年，是1923年。

新校振華按年級定課程。這讓當時各科程度不一的阿季成了老師眼中的「老部長（老不長）」——學業不長，個頭也不長。

東吳大學女子籃球隊，左一為楊絳

後來逐漸長大，幼時貪玩的阿季開始貪書，從老子的《道德經》到左丘明的《左傳》，從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到冰心的《寄小讀者》，阿季成了「一星期不讀書就白活了」的書痴。

1928年，老振華從蘇州十全街遷到清代織造署遺址，阿季也在這一年畢業，入學東吳。但楊先生嘆自己的運氣不好，那個年代的大學招生的地域限制很大，她沒有進入心心念念的清華大學。

03

1932年，東吳大學因學潮停課，楊先生只好北上借讀。

本是借讀燕京大學，考完入學考試後，楊先生便急著去清華探望老友蔣恩鈿。蔣恩鈿深知楊先生心念清華，問她「既來北平，何不到清華借讀？」遂陰差陽錯地進了清華。

也是在那一天，楊先生巧遇到了同班學友孫令銜的表兄——錢鍾書先生。

楊絳與錢鍾書

二人雖是匆匆一見，但楊先生早已在好友蔣恩鈿的書信中聽說過這位才子的聰明才華。只可惜孫令銜告訴表兄「楊季康有男朋友」，又對楊先生說「表兄已訂婚」，讓二人多兜轉了一步。

孫令銜所說的「男朋友」是指費孝通。費孝通是楊先生多年的同學，對先生頗有好感。

後來，費老曾去拜訪楊先生，先生送別他時說「樓梯不好走，你以後也不要再『知難而上』了」。鍾書先生也曾饒有趣味的用《圍城》里的話形容他與費老，不過是「同情人」罷了。話說到了，「普通朋友」的關係也就禮貌周全的定義好了。

楊先生與鍾書先生志趣相投，二人雖在同一個校園內，卻更愛用英文寫書信來往。「我介紹他讀Out-witting Our Nerves，他介紹我讀Henri Bergson的Time and Free Will。」愛情恬靜，歲月也美好。

1935年7月13日，楊先生與鍾書先生在蘇州廟堂巷楊府舉行婚禮。錢家興舊事儀式，楊家好新，婚禮便新舊參半了。

婚後不久，二人遠赴英國留學。留學是楊先生的心愿，但她也挂念一走家中父母無人照顧。「......我感覺到父母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車......他們准在想我呢，而我從此沒能再見到母親。」

楊絳與錢鍾書赴英留學

留學三年多，國內抗日戰爭爆發。二人雖身在外，心裡卻始終系著國事，「一·二九運動、西安事變等等，我們全知道。」每每讀起家書，楊先生都不禁落淚。

國內國土淪喪，希特勒德國蠢蠢欲動，歐洲局勢也日漸不穩。楊先生擔憂家人，權衡之下二人還是帶著年幼的女兒回了國。

後來，楊先生用「吃苦孕育智慧，磨鍊人品」來抗戰期間的深刻體會。「之後在單位被輕視、被排擠，我披上隱身衣，一切含忍，也抗戰時練下的功夫。」

04

1966年5月，文革爆發，知識分子被打為「牛鬼蛇神」。楊先生也被「揪」了出來剃了「陰陽頭」。

先生忍得了勞動懲罰卻咽不下革命群眾污衊鍾書先生的一口冤氣，「『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眾大發脾氣的，外文所只有我一人。」

楊先生被下放到鍾書先生所在的河南息縣「五七幹校」改造，被分配在菜園幹活。後來，先生把這一段經歷寫進了《幹校六記》，字裡行間，有的只是對這場浩劫的無奈之情和婉轉諷刺。

楊先生接到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編委會要她翻譯《堂吉訶德》的任務是在50年代中期。先生本身就通曉英、法兩國語言，但為了使翻譯更準確，她堅持自學西班牙語。

可是大躍進、文革都在那個時代相繼爆發，翻譯的工作斷斷續續，好不容易翻出的譯稿也被紅衛兵沒收。前前後後二十年，這部七十多萬字的文學名著才算翻譯完成。

改革開放前夕，西班牙國王和王后造訪北京，鄧小平同志把楊先生的《堂吉訶德》中譯本作為國禮贈送給了西班牙貴賓。握手間小平同志問先生《堂吉訶德》是什麼時候翻譯的，先生笑著，只說是今年出版的。

05

日子到了90年代，雖比以前顛沛流離、擔驚受怕的生活好了些，但女兒錢瑗、三姐、大姐和丈夫鍾書先生的相繼去世，讓往日的三里河寓所變得冷冷清清。

那個地方「已不復是『我們家』」，先生說：「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家人的相繼離世，楊先生坦言自己也想「逃走」。「但能逃到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楊絳與錢鍾書

楊先生把鍾書先生的作品做了整理和安排，「打掃現場」。之後便投身於設立「好讀書獎學金」一事中去。

設立獎學金，一直是楊先生和鍾書先生的心愿，二人也極富默契的堅持「獎學金不能用他們個人的名字......要用以幫助愛好讀書的清寒子弟，順利完成學業。」最後，獎學金設在了全家人最愛的清華大學。

2007年，《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出版，這一年，先生96歲。先生自稱自己是個在逃的人，她還沒有「回家」。

如今，先生「回家」了。

一如她追求的，永遠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過平靜的生活。她輕輕的來，也輕輕地走，不揮衣袖，卻留下了雲彩。

先生往事，不敢妄加非議。本文參考自楊絳先生故友吳學昭著作《聽楊絳談往事》。僅以此緬懷這位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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