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是共和國十大將之一，擔任過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長

在歷史上，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曾經是非常密切的。他們相識於紅軍時期，從1930年2月開始共事。林彪當紅4軍軍長時，羅瑞卿是11師的政委。林彪當紅一軍團軍團長時，羅瑞卿是軍團的保衛局長。到陝北後，林彪當紅軍大學的校長，羅瑞卿是教育長。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羅瑞卿當軍委總參謀長也是林彪建議的。但是，僅僅過了一年，他們的關係就出了裂痕。1965年秋天，當林彪已經決心整羅瑞卿時，曾經對陶鑄說：「1960年，羅瑞卿對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1年起，就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對我了。」在上海會議期間，陶向羅轉達了林彪這一段話。

羅瑞卿不同意林彪的指責，但是他也反思了林彪何以有這樣的指責。「九一三」事件後，他在被監護的情況下對林彪和他的關係進行了系統的思考，並寫了材料。他寫道：「那麼，在什麼一些事情上，我觸怒了他呢?因為他總是有什麼病，經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請示主席辦了。或者主席有什麼指示，我就布置執行了。有些重大一點的事，事後報告了他。有些事當時因為照顧他的病，也沒有告訴他，我想，這樣辦，我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沒有錯誤，因為主席不僅是黨的主席，而且是黨的軍委的主席。他對我不經過他就直接向主席請示決定問題，表示不滿，但又說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對於羅瑞卿有時越過他直接向毛澤東請示和決定問題不滿，同時還對羅瑞卿同賀龍關係密切不滿。

1962年秋，葉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揮部隊人閩，累病了，需要休息。「三軍不可一日無帥」，林彪撂挑子以後，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就落在賀龍、聶榮臻兩位軍委副主席的身上。1963年5月，林彪突然讓葉群從外地給軍委辦公廳打來電話，說：「林彪同志的身體還是不好，現在主要是養病，不能過多地考慮工作，請軍委辦公會議和總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體工作由第一線的同志和辦公會議處理，大一點的問題請軍委常委處理，重大問題，再報請主席和中央決定。」考慮到這種情況，毛澤東決定，在林生病期間，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毛澤東還多次向羅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賀龍請示工作。羅瑞卿因此同賀龍交往多了起來，但這卻是林彪不能容忍的。林長期悶在空蕩蕩的房裡，自然有了一種大權旁落的感覺。同時林還認為「羅瑞卿同賀龍搞到一起」，「一個鼻孔出氣」。有一次，林彪陰陽怪氣地對羅瑞卿說：「我們的威信不夠吧?因為我們不是南昌暴動的領導人。」羅瑞卿聽後一言未發，黨的組織觀念告訴他，這絕不是他應該議論的問題，但這卻使林彪大為不滿。肖華曾對羅說：「林總是不是覺得你和賀老總接觸太多，而和別的元帥接近得太少啊?」這一期間，葉群也幾次打電話給羅瑞卿，進行旁敲側擊：「總長啊，我們這裡是個病人，又不會陪你釣魚、打牌，你還是多來些吧。」

一次，林彪休養從外地回到北京，一進家門，立刻讓秘書打電話叫羅瑞卿馬上來見他。當時羅正在參加一個會議，軍委其他首長也在場，於是回話說：「散了會馬上就去。」林彪聞聽後臉色變得蠟黃，把桌子拍得山響，電話機也被摔在地下，當即在電話備忘錄的卡片上憤怒地寫道：「大捧別人，大跟別人，回京後根本不來見面。——讓他做絕。」「當作又一彭黃也」。

在林彪的心目中，自己的幹部就必須忠於自己，而羅瑞卿這樣「不忠不敬、倔傲無理」的下級當然讓他火冒三丈。

羅瑞卿引起林彪不滿的還有一條，即大比武。在打倒賀龍和羅瑞卿以後，林彪在一次談話中說，賀龍搞大比武，羅瑞卿最積極。全國大比武十多次，賀龍參加8次，羅瑞卿恨不得一次不落。他們就是不相信突出政治，就是要另搞一套。

1963年12月，葉劍英元帥到南京參加了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現場會，認為很好，於是他給中央軍委寫了個報告，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賀龍積極支持葉劍英的提議，並請羅瑞卿呈送毛澤東。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個報告。由此，在全軍掀起了一個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高潮。為進一步推動全軍的練兵熱情，1964年4月，經軍委辦公會議討論，中央軍委決定，在全軍進行一次軍事訓練的比武。這樣，我軍歷史上有名的「大比武」轟轟烈烈地展開了。6月初，賀龍把大比武及北京軍區「尖子」分隊表演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引起毛澤東的極大興趣。毛澤東在一份反映大比武情況的簡報上批示說「此等好事，能不能讓我也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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