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貶低到美化，義和團到底經歷了啥？

文｜陳事美

清末世紀之交的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在「扶清滅洋」的旗幟下，肆無忌憚地打砸教堂，殺洋人與中國教民，直接導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發生，釀成了震驚世界的屠殺慘案。如今，義和團運動已經過去一百多年，如何評價義和團，一直充滿爭議。貶低與美化，各種聲音不斷。其實這種聲音，從義和團運動開始時，就沒有停止過。

事實上，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義和團的崛起壯大，容易對地方政府的權力構成威脅。另一方面，清政府也希望用義和團來對付咄咄逼人的洋人。眾所周知，清政府一直受洋人的窩囊氣。如果利用義和團來為自己出口惡氣，那也是樂見其成。所以，在這種矛盾心理支配下，清政府對義和團從初期的鎮壓，到默許、再到鼓勵、縱容，直到最後的剿滅，經歷了不同的階段。

義和團圍剿洋人圖

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及以後的一段時間，充滿了各種貶低聲音。有研究統計，眾多公知大V寫了大約5000首詩，其中90%是貶低義和團的。他們常用的詞語是「盜賊」、「亂民」、「暴徒」等貶義詞描述他們。還有人從宗教方面來指責義和團，說他們是「邪教」、「異端」，貶斥義和團是地道的「拳匪」、「團匪」，以鬼話惑眾，煽惑群眾鬧事。並上升到致亂之源，變亂罪魁禍首的地步。這裡的鬼話就是指義和團到處宣揚的「刀槍不入」的神話。

清朝一些改良派與革命派的代表也對義和團極端蔑視。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曾紛紛撰文，指責義和團是「拳匪之亂」，一方面助長封建迷信風行，一方面又妨礙現代化進程。梁啟超的弟子麥孟華更是貶斥義和團是盲目排外，是純粹的野蠻行徑，對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

革命派代表鄒容在《革命軍》的文章中，直接將義和團運動稱之為「野蠻的革命」。在鄒容看來，所謂野蠻的革命，就是進行毫無意義的破壞，同時加重人民的痛苦和災難。與之相對應的是則是文明革命，而文明革命則是為建設掃除障礙，並通過確立自由、平等、獨立的民主權利，使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鄒容的觀點在當時的革命派中較為普遍，在他們眼裡，這種義和團運動發生在中國絲毫不奇怪，因為中國人就是一個愚昧無知的奴隸民族。

清廷鎮壓義和團真實照片

義和團運動煙消雲散後，各種關於義和團的思潮仍無處不在，各界都表示出了普遍的擔心與憂慮。魯迅則直接指責義和團是幽靈，是迷信的傳播者。魯迅不反對練習拳術，但反對鼓吹義和團精神，在他看來，無異於就是「鬼道」精神，是非常危險的預兆。

在眾多對民族前途憂慮的大V中，陳獨秀則是非常著名的一個。當人們為了歡呼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而拆毀北京克林德碑時，陳獨秀在自己的雜誌《新青年》中發出了警告。克林德碑就是在義和團運動期間，為了紀念被殺的德國駐華大使克林德所立。

陳獨秀說，要警惕義和團重來。義和團運動是儒教、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的大集合，是封建糟粕的沉渣泛起。他認為，帝國主義不是近代中國陷入困境的原因，而是結果，造成中國困難重重的重要原因則是義和團為表徵的中國社會的文化氛圍。

不止中國人對義和團持嚴厲的批判態度，西方一些主流觀點也認為，義和團是野蠻、殘忍、盲目排外和迷信的。他們直接稱之為「黃禍」，就是黃種人的禍亂。歐洲一些早期的文藝作品中，如電影《義和團進攻傳教點》中，將中國人描述為鄙陋醜惡的。美國女作家馬修斯喜歡寫中國題材的小說，在小說中，她傳達的觀點就是，中國人殘忍兇狠、報復心很重的性格統統是義和團後遺症。

當然，有貶低就有美化。不同階層、不同立場的人所持態度肯定不同。比如清廷中的很多保守派，端王就曾積極為義和團點贊，大讚義和團愛國、忠誠、正直。如果是保守派持這種觀點似乎還可以理解，但一個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也點贊義和團就很匪夷所思。如辜鴻銘就是這樣的人，他認為，義和團奮起反對帝國主義是英雄壯舉，那些歐洲所謂的真正的文明無非就是合夥欺騙、榨取、威脅、謀害和搶劫這個世界，是高利盤剝者，是最終要毀滅世界所有文明的害蟲。上升到這種高度，義和團無疑成了世界文明的拯救者。他曾在一首歌頌義和團的詩中這樣寫道：亮開旗幟開火吧，追隨強健的端王及其同僚吧。

義和團拳民真實照片

與辜鴻銘同受過西方教育的嚴復也基本持同樣觀點。嚴復雖然認為義和團是「妖民愚豎」，但非常欣賞義和團這種反抗的精神。他曾在日本《開智錄》雜誌上發表文章，讚揚義和團為中國獨立做出了傑出貢獻。文章中寫道：「夫義和團豈不知寡不可敵眾，弱不可敵強哉！然出於愛國之心，忍之無可忍，故冒萬死以一敵八，冀國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

孫中山也對義和團持認同態度。他認為，雖然義和團有些愚昧，但對於滿清，中國人必須要以柔弱之軀進行拚死抵抗。讓孫中山惋惜的是，義和團運動只是限於華北地區，如果擴大到全國，那勢必會加速滿清的滅亡。

有些人則是有贊有彈。如瞿秋白就認為，義和團反抗帝國主義的大無畏精神值得提倡。但他同時批評義和團階級意識不強，民族主義極端狹隘，最可恥的是，義和團與滿清朝廷的妥協。

最有意思的是陳獨秀，原本在義和團運動結束後持批判態度的他，後來又悄然轉變觀點。1924年9月，陳獨秀在《嚮導》雜誌上發表文章，他認為，義和團運動的重要性不亞於辛亥革命。同時，他批判了兩個錯誤觀點，一個是認為義和團屬於野蠻排外的運動。一個是義和團是少數人犯下的罪惡。對於第一個錯誤觀點，他認為，雖然義和團有一定的野蠻愚昧，但全世界都處在迷信野蠻的狀態中，所以不能單獨譴責義和團。另外，陳獨秀也指責那些批判義和團的人，說他們只看到義和團的排外，而沒有看到洋人對中國的欺壓。

1918年的陳獨秀還在批判義和團，而僅僅六年後，陳獨秀就來了個大轉彎。後來，他又在自己的《新青年》上再次撰文，稱義和團排外無可厚非。義和團排斥科學與西洋文化則是因為中國傳統落後的農業社會，也同樣無可指責。

有人批判有人美化，有些人似乎把義和團當成了尿壺，用之拿來，不用棄之。這個又與當年的清廷有何區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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