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導演劉進：我們曾經或現在都是這片塬上的人

導演劉進說怕拍不好，拍砸了被罵。也對，《白鹿原》1993年剛剛出版，電影版權就已經簽了出去。西影廠領軍人吳天明導演、中國電影先驅謝晉導演、國師張藝謀都前後與《白鹿原》接觸。原著版權幾易其手，到第六代導演王全安版本的《白鹿原》終於上映，已經是2012年。

這樣的環境之下，電視劇版《白鹿原》更加艱難。導演劉進的壓力來自於各個方面，一是《白鹿原》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跨越用電視劇的形式呈現是非常大的體量，也沒有人做過。二是電視劇有2.3億的投資，有很大的商業風險。三是作為陝西人，他對《白鹿原》有特殊的情節，「作為陝西導演，怎麼把這部戲拍得家鄉人滿意，拍得觀眾愛看，是我所思考的。」

更重要的，如何將「嚴肅題材」、「年代劇」、「史詩格局」這些脫胎於原著，卻與當下市場背道而馳的「特殊氣質」還原、拉近而不失精神？

這是劉進「怕」的根源。

導演幫

我們都是鹿子霖的後代

在導演劉進和編劇申捷的改編中，有一個非常核心的點，那就是「更看重劇中人跨越時空與現代人的『對話』。」

《白鹿原》小說的第一句話是這樣說的：「白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娶過七房女人。」而在小說的第一章，陳忠實用一萬字便生動形象的描寫了前六房女人的特點和死因，展現出了白鹿原這片土地獨有的規則和風貌。而後白孝文、鹿子霖、黑娃等鮮明的人物躍然紙上，成為文學作品中經典的農民形象。

相比於原著對於農耕社會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家族的詳細描述，對於人物草蛇灰線的悲劇性命運的鋪陳展現，劉進的《白鹿原》在「讓劇中人物能與現代人相關聯」上面做了不少努力。

導演劉進十分贊同編劇申捷把改編重點落到人物上，劇中把所有華人骨子裡面的人性表達得淋漓盡致。

朱先生是生活中的「神」，是先驅。白嘉軒是「領袖」，是所有道德楷模。鹿仙草是中國傳統女性美德的代表。白靈跟鹿兆海是單純有夢的青年。

而最典型的例子是鹿子霖。在原著中他是一個集中國人劣根性於一身的人物，他的精於算計、他的利欲熏心、他半夜闖寡婦門、他要挾田小娥、他渴望光??耀門楣……但是就目前在江蘇衛視《白鹿原》播出之後的評論來看，觀眾對何冰飾演的鹿子霖的態度與對原著有所不同，他冒失圓滑的態度不那麼令人反感，抖機靈和裝糊塗時甚至有點可愛，身上的氣質更加溫和。

「觀眾之所以對這個角色有親近感，是因為他的確立恰恰投射到了觀眾身邊，我們每個人身邊或每個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著『鹿子霖』的影子，申捷說過一句話『我們都是鹿子霖的後代』，我覺得挺有意思。」劉進這樣解釋，同時他表示重讀《白鹿原》時，他最喜歡的就是鹿子霖。

劇版《白鹿原》在情節上是無法完全還原原著的，但是他們將人寫的更加親切，劉進希望觀眾在看過之後，都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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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主義的生活化

原著中有這樣一句話：災禍摧毀村莊摧毀歷史也摧毀記憶，只有荒誕不經的傳說經久不衰。渾身雪白的鹿，冷先生神乎其神的醫術，朱先生幾近神明的預料等等都讓故事蒙上一層魔幻色彩，所以也有人說《白鹿原》在形式和寫法上受了《百年孤獨》的影響：在荒誕中更見真實。

而劇版《白鹿原》除了遵循陳忠實先生對時代的審視的功能之外，還帶著一些 「尋根情結」。當下影視聚焦「北上廣」的情況非常普遍，一方面物質至上的理念將城市的「紙醉金迷」與成功劃等號，一方面很多創作者們本身的生活常態也與鄉村相去甚遠，劉進希望劇版《白鹿原》能讓觀眾想起：我們曾經或現在都是這片原上的人。

相比小說，導演劉進摒棄了大部分魔化色彩，僅留下來象徵著《白鹿原》精神的白鹿，還是在主角的夢中出現。

「《白鹿原》本身是一個生活戲，白鹿村就跟世外桃源一樣，甭管外頭怎麼打，這個村子裡時刻都是洋溢著這種生活氣息，我們會把戲做的明快，不是特別沉重的內容。對觀眾來說，最主要的是帶入感。」

另一方面，原著中斷斷續續出現的人物，有留白的時間空間，更加俯視的視角在電視劇中就必須以情節填補，後一輩如白靈、鹿兆鵬這樣反叛、從宗法制度中覺醒的人物，因為更加貼近當下人們的思想，編劇申捷都把他們給「找出來」了，一方面適合影像的表達，一方面使情節密度更高。

如果說原著是一副濃墨重彩的抽象畫作，而無論是從情節、質感還是人物，劇版《白鹿原》更像一副踏實的工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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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的影像化

常聽人說「八百里秦川一聲吼」，三秦大地的風土人情如果落在文字上，讀者會邊看小說邊幻想出「白嘉軒」、「鹿子霖」、「白靈」都是怎樣的人物，但是如果沒有去過灞上白鹿塬，可能很難從已經知曉的景緻風情中得到貼切的參考。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理解《白鹿原》的基礎也多少在於對這方「水土」的認知。與小說最大的區別，就是電視劇可以以「實景」展現這八百里秦川。用怎樣的鏡頭語言來表現小說是劉進需要做的。

首先電視劇用大量原上風貌的空鏡去展現這片大地，進而將鏡頭鎖定在原上人。

除卻交代故事背景之外，大遠景、俯拍等鏡頭處理實體化了書中獨屬於陝西的景色。從敘事角度來看，人們耕種、送葬、起事等推動故事的情節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才能產生。另外，這樣跨度時間長、涉及人物眾多的史詩級作品，需要這種「人若蜉蝣」的距離感。

另一方面，劉進將「人」拍的毫髮畢現。「拍人物的時候用一些中短鏡頭。演員的呼吸和觀眾是貼近的。大部分就是生活場景的表述，絕不強調或者刻意表達什麼場景。包括對服裝的要求也是很生活化。一點一點把這些細膩的東西讓演員充分表現出來。大家看了之後不會覺得是拍戲。」

這兩者並行不悖，陝西人的「生冷蹭倔」從演員們細微的表情中展現殆盡，而觀眾也深信不疑，就是這群人能夠在廣闊的黃土地上唱起撕破喉嚨的秦腔。

從立項到江蘇衛視播出，電視劇《白鹿原》經歷了十六年，這十六年中環境有了大的改變，但劉進說我們本就是陝西人，所以對《白鹿原》有著更深的情感依託。陝西人有個特點就是說的少、做得多，所以有這份感情在，就會更在意、更小心、更盡心。

這是《白鹿原》的魅力，即使「怕」，即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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