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沙漠梟雄 薩達姆 生與死的較量 內幕相當驚人

2006年11月5日，曠日持久的伊拉克大審判終告一段落，薩達姆因在杜賈爾村案中犯有謀殺和反人類罪，被判處絞刑。死刑判決在我國網友中引發激辯，主張獨裁者罪有應得的支持者有之；認為美國人操縱審判的反對者亦有之。網友的分歧，更象持相反情感立場的人群進行價值選擇的問題，甚至可以等同於對美國國際政策的理想化或妖魔化的問題。但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應當說既缺乏對歷史與現狀複雜性的深刻理解，亦缺乏對伊拉克人民的未來的真正關懷。

就法律層面而言，判處薩達姆死刑，可謂毫無懸念。除杜賈爾村案外，薩達姆執政期間，無情鎮壓什葉派民眾，在伊拉克全境留下數十個萬人坑；殘酷屠殺庫爾德人，甚至不惜動用化學武器；侵略鄰國科威特；民不聊生時仍揮霍國家財富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他絕不是某些論者想像中的「民族英雄」，而是 「揚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的民賊獨夫。因此，我完全可以理解無數受害者的憤怒呼喊：暴君必須死，因為人民必須生。

但既是薩達姆的不幸，又是薩達姆的大幸，他並非民眾起義所推翻，而是在美國發動的戰爭中被俘。即使就最廣泛意義上的國際法而論，這場戰爭的合法性仍是不足的。這雖然不至於將民賊獨夫變為英雄，但它確實構成了對伊拉克政治重建進程，特別是對這場審判的合法性的質疑。而由於對伊戰的評價又和對美國國際政策的評價交織在一起，許多人甚至會支持對伊拉克平民野獸般的恐怖襲擊以表達對美國的不滿。加之部分輿論有意無意的誤導與簡單化，這都導致了對伊拉克政治重建進程及審判進行客觀評價十分困難。

簡單的說，美國的國際政策既有其傲慢、強權、專斷、唯利的一面，也有其理想主義的一面；這導致伊拉克戰爭，既有軍事征服、強權政治和追求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一面，也有謀求自由和實現解放的一面；因此作為伊拉克戰爭的後果，我們既可以看到專制勢力被掃蕩，政治重建開始，新的希望和機會呈現的理想圖景，又不難發現軍事佔領、無窮的恐怖襲擊、重建緩慢與矛盾重重的現實場面。簡單的判斷伊拉克戰爭是對是錯，斷言伊拉克政治重建及審判是美國操縱表演或完全是伊拉克人自己的意願，其實都過於天真與情緒化，因「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這才是真正的歷史。

一個接受薩達姆被推翻的後果的人，未必會贊成伊拉克戰爭本身。如果國家如同人，既有自私利己的惡之一面；亦有理想的善的一面，則國際法之制度設置，與其從「善」的假定出發，設計出大國為所欲為的壞制度，不如從「惡」的假定出發，設計出將大國「關在籠子里」，只能為善不能造惡的好制度。因此伊拉克戰爭即使已成特例，卻不能推而廣之。

但不贊成伊拉克戰爭，卻未必就要對這場審判嗤之以鼻。對薩達姆的審判，既是伊拉克政治重建進程的重要環節，它象徵著對舊時代的罪行的全面清算；而這種政治重建和審判，確實代表絕大多數伊拉克人的需要與希望，當然具有正當性。對美英而言，這場審判有助於證明伊戰的合法性和正義性，同樣是必要的。而對遜尼派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反對者而言，這場審判則必須被描述為美國操縱的「假面舞會」。由此產生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是，絕大多數人並不真正關心審判中的法律問題，甚至不真正關心薩達姆的命運。審判過程高度政治化了。司法程序成為政治決策過程，司法判決成為力量對比產物，本應封閉的司法過程進入了過多的壓力和影響，這種壓力和影響，其實未必都來自於美國，但又是確實存在的。正是由於這場審判連接著罪行與懲罰、歷史和未來、政治與法律、戰爭與和平、民族與國家、公正與復仇、宗教與人道、利益與公理，所以它如同人類的所有法律，既肩負著正義的希望，又不可避免的，甚至更多的蘊涵著人類的缺陷——自私、狹隘、虛偽、偏執、軟弱——以及諸如此類的不可承受之重。

正是因為審判與報應具有與生俱有的人性缺陷，而唯有人道和寬恕方能超越。因此，我主張對薩達姆應處以終身監禁而非死刑。薩達姆的罪行，既是人性之惡，更是制度之惡，這種特定歷史條件與社會、文化、心理氛圍下的罪行，不應完全歸責於個人，即使他是乾綱獨斷的國王。而寬宥犯罪的原統治者，往往有助於實現國家的和解，促成人道、溫和、寬容的社會風氣，這正是矛盾錯綜複雜的伊拉克亟需的。畢竟，法律之上尚有人道，報應之上更有寬恕。而唯有寬恕難以寬恕之罪行，方更彰顯人道與寬恕之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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