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隨筆·譚嗣同：俠士其身，佛子其心

首發於《同舟共進》2017年5期

譚嗣同：俠士其身，佛子其心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通眉比丘、寥天一閣主等。在他的這些名號中，華相眾生和通眉比丘都打上了鮮明的佛門印記。

三十三年間，譚嗣同如此淬鍊自己的身心：先是寒窗苦讀，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於學無所不窺，對湖南先賢王夫之的學說尤為心折。十八歲時，譚嗣同在《望海潮》一詞中寫道：「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二十歲後，譚嗣同壯遊天下，飽覽名山大川，尋訪岩穴幽隱之士，「足跡遍西域，抵掌好談兵」，幸獲文天祥生前使用過的「蕉雨琴」和「鳳矩劍」，他跟王五（王正誼）學習刀法，跟胡七（胡致延）學習拳術，向吳雁舟、楊文會請教佛學真諦，轉學多師的結果便是成就文武全才。他說：「《華嚴經》五地菩薩，為利益眾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賅習。所謂文字、算數、圖書、印璽，地、水、火、風種種諸論，咸所通達，文筆、贊詠、歌舞、伎樂、戲笑、談說，悉善其事。金剛藏菩薩說頌曰：善知書數印等法，文詞歌舞皆巧妙。」在《日頌》中，譚嗣同細列一天的時間分配，可見其治事之精勤和學佛之精進：「朝修止觀，忘志矧氣。饔而治事，無事書字。抑或演算，博諸工藝。日中體操，操已少憩。治事方殷，否則誦肄。倦又抄寫，抵飧斯既。遏此言矣，昏乃治事。中宵無文，磅礴惟意。」在這份日課安排的詳表中，譚嗣同朝夕不懈怠，晨昏不虛度，治事、習藝勤勉，學佛尤其用心。他知行合一，在江寧（今南京）著《仁學》，闡述驚世駭俗的激進思想，擺脫專制樊籬，戛戛乎獨造。有一點特別值得留意，那就是他對「仁」的釋義徑直突破了儒家的樊籬和疆域。《仁學·自敘》開宗明義：

仁，從二從人，相偶之義也。元從二從兒，兒，古人字，是亦仁也。無，許說通元為無，是無亦從二從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極於無。能為仁之元而神於無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統孔、耶，而孔與耶仁同，所以仁不同。能調燮聯融於孔與耶之間，則曰墨。

譚嗣同從字形入手，「仁」、「元」、「無」三字，都是從「二」從「人」，乃是三教（儒教、基督教、佛和）之核心。佛門至為廣大，可以統領孔子、耶穌，將彼此之間成仁的隔牆打通，不再拘囿於一隅一戶一域。佛界之性海，包羅萬千，但凡山河大地、人慾天理，無所不容，釋迦牟尼之為「能仁」，普度眾生，實堪稱大仁大德。譚嗣同的《仁學》以儒學、墨學、耶學為磚瓦門窗，佛學才是棟樑基礎，至仁為佛，是其立論的大本正源。

譚嗣同自覺滌凈了舊時代官宦子弟身上常有的不良習氣，他不嫖妓，不納妾，不賭錢，不吸鴉片，不玩物喪志，生命俊朗而剛強。他致書好友沈小沂，這樣寫道：「嗣同幼嫻技擊，身手尚便；長弄弧弦，尤樂馳騁。往客河西，嘗於隆冬朔雪，挾一騎兵，間道疾馳，凡七晝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無人跡，載飢載渴，斧冰作糜。比達，髀肉狼藉，濡染褲襠。此同輩目駭神戰，而嗣同殊不覺。」唯俠氣鼓盪於胸的勇士才能具備這樣強悍的意志力。

譚嗣同劍膽琴心，俠骨剛腸，一柄鳳矩劍伴他走遍江南塞北，自製的崩霆琴和霹靂琴常伴隨左右，還有文天祥彈奏過雅樂與悲聲的那把曠代罕覯的蕉雨琴，是他萬金不售的珍藏。他仰慕文天祥的浩然正氣，不必悵嘆知音異代不同時，只要手撫錚錚弦索，就能聽到彼此心靈金玉相振的鏘鏘和鳴。

一位青年志士，書劍合璧，文武兼資，不幹大事就是浪費生命。同樣是三十歲，明朝末期，異族入侵，復社成員侯方域意志消沉，身陷泥坑，自署「壯悔」；清朝末期，國事蜩螗，維新黨人譚嗣同「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自號「壯飛」。一字之差，兩人的精神境界判若雲泥。壯飛，壯飛，其直上青雲的鵬翼要衝決俗世的網羅。

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仁學·自敘》）

在專制時代，別的且不說，要衝決「君主之網羅」和「倫常之網羅」，絕非常人的勇氣和力量可以做到。典籍累累如丘山，譚嗣同最喜歡的是一部遭到歷代儒生掊擊不休、攻訐不厭的《墨子》。墨家有兩派，一派「任俠」，一派「格物致知」。譚嗣同勇於實踐，有墨子摩頂放踵的任俠精神，能忍大苦楚，能耐大寂寞。他創辦湖南強學會，受到本地劣紳葉德輝等人的百般刁難，他在瀏陽辦算學社響應者寥寥無幾，他在湖北賑災如杯水車薪，更令他啼笑皆非的是，父親譚繼洵花錢為他捐了個候補知府，硬生生地把他塞進骯髒的官場。因此他「忽忽如有所失」，精神愈覺窒悶。所幸他在北方遊歷、訪學之後，結識了許多碩德博聞的高人，其中西方的傳教士對他具有正面影響。他在天津考察了鐵路、輪船、工廠，眼界大開，他還和梁啟超、夏曾佑等友人探討新舊學問和吸鴉片、裹小腳之類的社會問題，有時爭論得面紅耳赤，吵鬧得沸反盈天。

在譚嗣同的心目中，任俠即是「仁」。曾有人稱讚，譚嗣同所著的《仁學》是中國十九世紀末的「人權宣言」，其激進的民主思想，即使置諸今日，仍堪稱先進。「民貴君輕」和「君末民本」的思想失傳了兩千多個春秋，在漫長的封建專制時期，通讀聖賢書、口口聲聲子曰詩云的儒家子弟助紂為虐，冷血的統治者鉗制思想，桎梏人性，荼毒生靈，將偌大的國家變成病態、邪惡、壓抑生機的人間地獄。

……故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仁學·二十九》）

明清之際，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提出「非君說」，其結論十分大膽：「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清初思想家唐甄更是憤然斥罵：「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現代政治巨人毛澤東則不願苟同，他對郭沫若說過「百代猶行秦法政」，用的完全是肯定的語氣。在「反右」和「文革」這兩場有史以來最大的「運動會」中，他運用五成功力，即將嬴政「焚書坑儒」的紀錄破得一塌糊塗，害得那位雖「略輸文采」，但自尊心極強的始皇帝在九泉之下的金棺中連哭了一百零八天鼻子，甚至踢爛了棺材板。

封建專制君主挾天下為私產，視國民為奴婢，逞其淫殺之威已太久太久，譚嗣同俠義為懷，再也忍無可忍。於是，他借用法國大革命時代最勇毅的志士丹東的壯語大聲疾呼：「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仁學·三十四》）誰說譚嗣同只是溫和的改良派？他才是狂飆猛進的革命者，《易經》中的那句繫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被他屢次引用。對於鐵血專制，譚嗣同連億萬分之一的好感都沒有。

故華人慎勿言華盛頓、拿破崙矣，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其機無可乘，則莫若為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亦撥亂之具也。……儒者輕詆遊俠，比之匪人，烏知困於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敗！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仁學·三十四》）

譚嗣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俠者，在封建末世，他是極其醒目的異數，那些留著長長的「豬尾巴」（辮子）、飽讀聖賢語錄、善作八股文的士子，眾口一詞地囁嚅「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而他昂臧於天地之間，高揭「民主」和「自由」旗幟，滿懷「大同」理想。

然為各國計，莫若明目張胆，代其革政，廢其所謂君主，而擇其國之賢明者，為之民主，如墨子所謂「選天下之賢者，立為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圖存，斯信義可復也。（《仁學·四十四》）

最有意味的是，他從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一語中，悟出「在宥」是「自由」的轉音。這種不拘一格的靈活性，顯然是那些做定了奴才而竊竊自喜的儒生所不具有，也害怕具有的。

光緒二十年（1896）秋，譚嗣同只身前往金陵，拜在著名居士楊文會門下研究佛學妙諦。在《譚嗣同傳》中，梁啟超這樣稱道傳主：「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為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凈，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為一，能衍一法為萬，無所掛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譚嗣同心有靈犀，善於鑽研，能夠舉一反三，聞一知十，以此天資學佛，何患無成。

嗣後，他輾轉南北各地，再回金陵，著述《仁學》，打通儒學、墨學、佛學、耶學等中西學說的隔牆，「而別開一種衝決網羅之學」。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在日記中描繪譚嗣同，可算抓住了特質：「高視闊步，世家子弟中桀驁者也。」譚嗣同不肯迷信權威，也不肯崇拜偶像，他說：「合乎公理者，雖聞野人之言，不殊見聖；不合乎公理，雖聖人親誨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他醉心佛學，是因為他認識到佛學博大而精微，方整而圓通，是超乎眾學之上集大成的智慧，完全帖合他的心性。佛教強調大無畏，他寫信給恩師歐陽中鵠，有這樣一段話：「佛說以無畏為主，已成德者名大無畏，教人也名施無畏，而無畏之源出於慈悲，故為度一切眾生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蓋仁之至矣。」擁有了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並未步康有為、梁啟超之後塵，亡命海外，他毅然選擇了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甘心為中國變法流第一滴血。

晚清時期，不少社會名流學佛參禪，從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章太炎、楊度，談空說有，蔚然成風，但他們學佛，多半是為了尋求哲學思想方面的釋疑解惑，譚嗣同則更進一步，他尋求的是精神上的淬火加鋼。梁啟超說：「佛教本非厭世，本非消極，然真學佛而能赴以積極精神者，譚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見焉。」學佛的人應該是百分之百的行動者，學佛不僅為了度自身，而且為了度群生，只要恆沙萬眾仍在苦海中掙扎，則願心愿力不減絲毫，這才是學佛者積極的態度。若將它視為靜態的學問，就算皓首窮經，通曉全部佛典，也只不過是天下第一容量的字紙簍，何足珍奇。

「雖千萬人吾往矣」，這種大無畏的氣概，非俠士和佛子的合體，何能具備？譚嗣同三十一歲時，由京返湘，餞別席上有朋友嚇唬他：「湖南人以守舊聞名天下，你到了地方，最好閉口勿談時務，要不然，以你這樣子鋒芒畢露的個性，當即就會被他們整治得毛羽凋枯，連立足都難，更休想雄飛。」譚嗣同果然遇到了「鄉賢」王先謙、葉德輝等又臭又硬的守舊派大力金剛的瘋狂狙擊，但他毫不畏縮，而是以百倍的努力協同其他維新志士，迅速將時務學堂、南學會、保衛局、《湘學報》、電報局、內河小輪船等實體創辦起來。其中，南學會尤稱盛業。創設此會的原意是將南部志士聯通一氣，彼此抱成一團，宣講愛國道理，探尋救亡之路，實際上是將地方議會和學會合而為一。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有點西方議會的味道；每七天集眾講學一次，演說世界大勢和政治學原理，這又有些西方學會的功能。風雲相應，時勢相激，有志之士凝聚在一起，他們同舟共濟，以最短的時間將湖南這個全國最頑固守舊的堡壘刷新為最激進的省份。

晚清名士李壽蓉（篁仙）是譚嗣同的岳丈，曾書贈一聯給東床佳婿，其辭為：「兩卷道書三尺劍，半潭秋水一房山。」語意含蓄，勸嗣同稍折鋒頭，養氣定心，說白了，這是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在起緩釋作用，但譚嗣同內心崇尚的是佛學而非道學。

三十一歲後，譚嗣同將俠氣與佛法合而為一，傾心於大乘佛諦，悲智雙修，他認為「救人之外無事功，即度眾生之外無佛法」，參「菩薩道」的人，不應該只滿足於看破紅塵，於清清寂寂中做個「自了漢」，還應迴向世間，把自己的大仁大愛施予大千世界，將芸芸眾生從煉獄中解救出來。「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日暮途遠，大任在肩，譚嗣同不會輕言放棄。

光緒二十二年（1898），即為戊戌年，譚嗣同的瀏陽老鄉唐才質來訪，請譚嗣同題寫扇面。唐才質體質孱弱，是多病之身，譚嗣同便抓住這一特徵，寄予深意，他的題詞是：「我不病，誰當病者？」這與地藏菩薩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要領適相吻合。自身病而不耽於自身病，願代群生受病，這就是典型的菩薩精神。七字微言絕非詼諧的調侃，譚嗣同用它激勵友人，鞭策自己，固有厚望存焉。佛的智慧如燈，能除千年之暗。佛的智慧如葯，能治萬年之愚。譚嗣同傾心佛學，精修數載，入不二法門，達到了極高的境界。

同年四月初三，這是譚嗣同與妻子李閏結婚十五周年的紀念日，由於時局驟然劇變，這個日子還被賦予了更大的意義和價值。他奉旨赴京城參預新政，撰詩偈《戊戌北上留別內子》，世俗的夫妻之情頗得佛法加持：

……頌述嘉德，亦復歡然，不逮已生西方極樂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蓮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鳥，可以互賀矣。但願更求精進，自度度人，雙修福慧。詩云：

娑婆世界普賢劫，凈土生生此締緣。

十五年來同學道，養親撫侄賴君賢。

譚嗣同將人間夫婦視為佛界中的比迦陵毗迦同命鳥，「生生世世，同住蓮花」，佳緣一旦締成，則長存永在。夫妻之情深濃如此，不似繾綣纏綿，卻勝過纏綿繾綣百倍。

戊戌年五月初二，譚嗣同在京城寄家書給夫人李閏，信中有一語鄭重叮嚀：「夫人益當自勉，視榮華為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他強烈地預感到維新變法的前途兇險莫測，已經做好拋頭顱、灑熱血的思想準備。《金剛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當作如是觀。」譚嗣同以平常心面對生死榮辱，並藉此寬解夫人李閏，其俠士心性，佛子情懷，盡在言詞內外彰顯無遺。

譚嗣同持信大乘佛法，遠比那些自求多福的小乘佛法修行者更能負起現世的擔當。他勘破生死兩界，捨身飼虎尚且可以為之，捨生取義又有何難？李敖說：「『舍』是速決，是早退，是慧劍斬情，是壯士斷臂，是為而不有，是功成弗居。」譚嗣同對王夫之的說法堅信不疑：「一聖人之死，其氣分為眾賢人。」他勇於就義，自有原由：「吾自少至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生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在《仁學》中，他還提供了另外一個圓融的解釋：「好生而惡死也，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瞢焉。……是故學者當知身為不死之物，然後好生惡死之惑可祛也。」

倘若一個人能悟透佛家所說的萬物不生不滅、俱為幻相而非實相的性理，就會視死如歸。在他看來，死亡並非毀滅性的終結，只是夜晚的睡眠，還會在早晨醒來。

七歲時，譚嗣同昏厥過三天。十二歲時，他患過白喉病，再次死而復活。他早已參透生死兩端的奧義，認定生命既是為我的，更是為人的；既是利己的，更是利群的。死亡既是中斷，也是中繼；既是完結，也是涅槃。康有為、章太炎和楊度均中年學佛，但他們只是在口頭說說、筆頭寫寫而已，遠未修成譚嗣同這樣的大往大來的境界。

在中國近代史上，譚嗣同既是頂天立地的勇猛俠士，又是普度眾生的智慧佛子。他追求鳳凰涅槃的境界，堅信佛子度世度人的精神絕不會熄滅於長夜的黑暗之中。譚嗣同的仁風俠氣，無疑是中華民族精神財富的重要部分，至今仍有待於我們去認識其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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