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到今，中國書畫收藏市場的發展脈絡

自漢武帝創置秘閣以收集圖畫起，皇室就是藝術消費的一大主體。魏晉南北朝，梁武帝蕭衍就是雅好書畫的代表。他精於鑒賞，搜求歷代書畫名作不遺餘力。他還與臣僚陶弘景等人在書信中就書畫優劣的問題進行評鑒。陶弘景的《論書啟》便是最好的見證。當時不少江南士族甚至西南豪士也都「咸慕其風」，紛紛購求字畫。

隋滅陳後，得書畫800餘卷，隋文帝在東京（今洛陽）觀文殿建妙楷台、寶跡台分別收藏曆代法書、名畫。唐政局穩定伊始，唐太宗於貞觀十一年至十九年連年下詔購求散佚民間的歷代書畫；開元十年（722年）十二月玄宗命太子中允張悱充使搜訪書畫，天寶中又命徐浩任採訪圖畫使博訪圖畫；至德年間，肅宗命侍御史集賢直學士史維則「充使博訪書畫」；建中四年（783年），德宗又命徐浩、竇蒙、竇臮搜求書畫。

當時，畫家雲集長安，他們繪製的壁畫遍布古城，出自他們之手的捲軸畫也在街坊流傳。繪畫與音樂、舞蹈、雜技一樣，成為人們藝術欣賞的一項重要內容。在這種時代藝術氛圍中，從宮廷到民間，出現了眾多的名畫收藏愛好者，其中有帝王、官員、文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盛唐時期，書畫消費已成為一種新的消費時尚。

《大唐傳載》曾記載，元和年間，尚書省郎史數人在省中縱酒並談及各自的愛尚及憎怕時，眾人皆言平生好尚圖畫及博弈。如魏徵家「富有書畫」；王方慶家「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異多異本」；李范家「多聚書畫古迹，為時所稱」；韋述家「聚書兩萬卷，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在德、順、憲、穆、敬各朝一直官居高位的王涯，不惜以金錢與官職為酬，收買法書名畫，以至「家藏書數萬卷，侔於秘府」。

一般達官貴人因精博好藝「購求至寶」，成為「蓄聚寶玩之家」的已不勝枚舉，僅在開元年間，名見史載的收藏家就有竇珊、席異、潘履慎、蔡希寂、竇紹等三四十人，而張彥遠一家五世更是「家聚書畫作秘府」，至於消費量較小難以載名的仕官人物則更多。其風之盛，僅長安文人士大夫「侈於書法圖畫」，就達到成為風俗的程度。

而當時的民間書畫市場，需求也很大。杜甫詩句「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所記述的就是這種盛況。宣宗大中末年，舒州出現了特大鳥巢和一種「人面綠毛，嘴爪悉紺」的怪鳥，「時人盡圖鬻於市肆焉」。當時，佛教壁畫盛極一時，信眾不惜斥巨資募請畫家或畫工繪製壁畫，也成為藝術消費的一部分。如閻立本至荊州，「群僧於是聚鏹數十萬，求立本作《醉道圖》，並傳於代」；寶曆時，越州觀察使皇甫政的妻子陸氏為「祈一男」，以錢百萬募畫工繪製神仙像。

宋朝皇室亦喜好書畫，曾多次派使臣到全國各地訪求和購買。宋徽宗時代，內府收藏日趨豐富，於是將宮中所收藏的歷代畫家的作品、目錄編撰成《宣和畫譜》，共載畫家231人，作品總計6396件。南宋初建，高宗甚至於「干戈擾攘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還「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

在皇帝的影響下，宋代宮廷畫家們為了收藏到民間的精品供自己觀賞，也都不惜高價收購。如《畫繼·小景雜畫》云：「楊威，絳州人，工畫村田樂。每有販其畫者，威必問所往，若至都下，則告之曰：『汝往畫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中人爭出取之，獲價必倍。』」從中可以看出宮廷畫師對於收購書畫作品的熱情之高。

北宋歐陽修在「跋學士院御詩」時曾寫下一段動情文字：「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狃，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畫下，不忍去也。」由此可見北宋文人對書畫的喜愛程度。這也導致北宋文人收藏令人嘆為觀止。《畫史》記載過這樣奢侈的賞玩方式：「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於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可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為襯，乃可掛也。」在自家的廳堂中懸掛古畫，必須先用尺幅齊整相對的唐希雅、徐熙、巨然、范寬等人的作品裱褙裝飾，以作為懸掛更重要的「名筆」的背景；而假如是賞玩「晉筆」，則還需要比上述五代畫家更古遠的唐人作品作為背景襯托。這種豪奢的賞玩方式足以刺激當時的藝術消費市場。

此外，歷代的鑒賞家不僅鑒定作品的真偽，還是藝術消費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南宋時期，鑒藏家人數眾多。鄧椿《畫繼》中記載兩宋之間的藏家有30多位，共計200多件作品目錄。他們收藏的作品數量之多，是前代無法比擬的。《畫繼·雜說論遠》指出：「榮輯子酷好圖畫，務廣藏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類循次開展，遍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到了元代，趙孟頫、倪瓚等人既擅長書畫，又精於鑒定，並將書畫收藏與繪畫創作有機結合起來，使士大夫收藏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明代中期以後，因為江南地區商業經濟的繁榮，富商巨賈躋身藝術品收藏行列，成為藝術消費的重要群體。「江南紙價幾翔踴，白金彩幣隨青銅。」明代詩人李東陽借「洛陽紙貴」的典故形容江南書畫市場的興旺。明代學者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記述了當時社會上書畫古玩收藏之風的興起：「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明末清初大玩商吳其貞在《書畫記》中說：「憶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於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是否擁有古玩、會不會鑒賞，成為衡量商人雅俗的標準，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商人們「不惜重值爭而收入」，而古玩商則「聞風奔至」，商賈收藏的情形可見一斑。

沈德符在《書畫記》中列出的名單，幾乎囊括了所有明代書畫收藏的犖犖大者。「吾郡項太學」指嘉興收藏家項元汴，他資力雄瞻，家財百萬，又不吝重金廣加收羅，故而「三吳珍秘，歸之如流」。「錫山安太學、華戶部」指無錫收藏家安國、華夏。安、華兩家是嘉萬時期無錫巨富，安國對古董書畫「隨在搜羅，不惜物力」，單是《石鼓十拓》就「搜羅廿載，耗費萬金。」華夏「尤喜古法書圖畫，古金石刻及鼎彝器物」，「每並金懸購」，故而家蓄不乏「魏、晉、唐賢巨跡」。「分宜嚴相國父子、朱成公兄弟」指嚴嵩、嚴世蕃父子與朱希忠、朱希孝兄弟。嚴氏父子籍沒之物，載於《天水冰山錄》一書，計有墨刻法帖358軸（冊），古今名畫手卷冊頁3201軸（卷、冊）。朱氏兄弟也是「所蓄名書畫甚眾」。而「巨富鑒賞吳新字」，好風雅，平時「屏處齋中，掃地焚香，儲古法書名畫、琴劍彝鼎諸物，與名流雅士鑒賞為樂」。他收藏有王獻之《鴨頭丸帖》、閻立本《步輦圖》和顏真卿《祭侄文稿》等巨作，吳希元共有子五人，以鳳字排行，「故時人呼之為五鳳，皆好古玩，各有青綠子父鼎，可見其盛也」。

到了清代，經過深嗜漢文化的康、雍、乾、嘉四帝的倡導，演繹出延綿百餘年的收藏熱潮。官場、商界、學界名流俱以慕古收藏為能，家家戶戶都有畫家的書畫作品。這催生出一個巨大而繁榮的書畫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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