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孔不入的細思極恐！日本對華軍事地理研究考

讓人瞠目結舌的野心：

早在1879年和1880年，剛剛建立的日本新軍參謀本部分別派遣志水直大尉等十多個軍官潛入中國各地進行兵要地誌的調查，請記住這個時間，此時明治維新僅僅進行了11年！這一點日本東亞同文會《續對華回憶錄》中引述當時日本駐華武官輔佐官參謀本部的梶山鼎介少佐在中國「旅行」的日記中反映十分明顯。由此也可以從軍事地理的角度了解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野心。此時，日本就將征服中國作為基本國策加以實施。

看到這樣裝束的，你肯定以為這是個中國人。其實這是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其潛伏中國40年，偵察竊取了大量的中國情報，甲午戰爭中為日軍取勝立下頭功，其領導的日本間諜小組甚至連清軍主力艦艇上攜帶的淡水量和青菜都了如指掌，如此透明的清軍在完全準備的日軍面前焉能不敗？！

日本編寫的中國地誌和兵要地誌

日本編寫地誌的歷史始於德川年間，對用於作戰的兵要地誌的調查編製卻是在明治時期。明治四年（1871年），軍隊的中樞機關兵部省參謀局下設第五課，專司兵要地誌的工作。日本軍隊對我國兵要地誌的研究歷史可追溯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前。

明治十九年（1887年），日軍大本營參謀部陸軍中尉荒尾精被派到上海，深入地研究我國的情況。1890年9月，荒尾精在參謀次長川上操六的支持下，獲取了四萬元補助費，在上海建立了「日清貿易研究所」，以這個研究所為據點，搜集我國各種情報為戰爭服務。

此外，還在我國建立了特工人員訓練所和「後方勤務要員培養所」等「半官方機構」，主要培訓調查、繪製兵要地誌的人員。這一時期日本編製的我國的地誌有：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刊行了《支那地誌》十六卷和《蒙古地誌》，丸善株式會社印行了由步兵中佐守田利遠編寫的《滿洲地誌》，遼東兵站監部編纂了《滿洲要覽》，清國駐屯軍司令部編製了《北京志》，以及《天津志》等。其中敘述我國情況較為詳備的為《北京志》。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刊行的對華偵察綜要《支那地誌》

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1905年），即我國清光緒三十年，日本駐屯北京的步兵隊長山本中佐制定了《北京志》的編纂大綱，全書分三十九章，每章約一萬字，由日本駐北京的軍官、軍醫和駐北京郵政局長、警察教習、公使館官員，北京法政學堂和北京大學日籍教習等十六人，根據各人專業編寫，三個月便脫稿。其主要內容為建置沿革、地勢和水利、市街、皇城及離宮、中央及地方官衙，各國公使館及兵營、人口、人種、八旗編製、北京地區的兵力配置、俸餉等、清國的官制、清國的行政組織、清國司法制度及北京的司法衙門和監獄、清國教育制度及北京的官公私立學校、清國警察制度及北京的警察制度、清國貨幣制度及北京的貨幣、金融、語言、風俗、服飾、飲食等等。其中第十四章《清國軍制大綱》中詳細重點地介紹了清陸軍部（軍咨處及海軍處），新軍、常備軍、續常備軍、後備軍及舊式軍隊（八旗、綠營、練勇）的軍制（操練、提升、募兵、訓練、檢閱、獎懲、退休、武器、服裝、編製、薪餉等），陸軍學堂（陸軍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速成陸軍學堂、講武堂等學制、訓練內容），以及外國駐屯的軍隊情況。其中在海軍一節中，詳列清朝海軍實力、艦種、艦名、速度、排水量、建造年代等。

在明治時期，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將「滿蒙」視為「生命線」。為了達到侵略的目的，大藏省編輯了《滿洲通志》，岡田雄一郎撰寫了《滿洲調查記》。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秋田兼吉繪製了《滿韓西比利亞圖》，並附滿洲西南及北部沿道里程錶。日本軍國主義在侵略者吞食我國東北的同時，也加緊對我國西北和西南邊疆的軍事地理研究。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即日俄戰爭的第二年，日本參謀本部少佐日野強在他的著作《伊犁紀行》中說：「1906年7月下旬接受了參謀本部視察新疆的秘令。」明治四十年（1907年），步兵大尉山縣初男編纂了《西藏通覽》。在此期間，日本情報人員精於繪圖的石川伍一和高橋謙、松田滿雄等在在四川及西藏東部進行了調查，完成了篇幅巨大的報告，並有附圖，這是日本關於四川最早的資料。

中日甲午戰爭後，開日本研究兵要地誌先河的荒尾精，在「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基礎上，在上海成立了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東亞同文書院」，主要依靠日本留學生，調查中國的市場，以及以軍事為目的調查中國的地理和政治方面的情況。他們到處奔走，甚至連廣西、雲南等一些邊遠鄉村都有他們的足跡。他們將各地主要公路的長度、寬度、路面結構；橋樑的建築材料、長度、載重量；渡口的運量及河面寬度等逐一記載，除有部分刊載在同文書院辦的《支那研究》雜誌上以外，主要調查資料於1918年前後編製了《支那省別全志》，分卷陸續出版，1943年前後又重新修訂出版了《新修支那省別全志》。東亞同文書院編製的這套詳細的《新修支那省別全志》，無疑為當時侵華日軍的作戰行動起了重要作用。

日軍遼東兵站監部編纂的《滿洲要覽》，對我國東北的研究簡直到了細緻入微

日軍在進攻我南昌時，因缺乏對當地的兵要地誌的研究，時逢陰雨，吃了不少苦頭。當時任第十一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發現這一問題後，反覆查閱司令部備置的「滿鐵調查部」編輯的中國各省統計要覽，得知廬山及其周圍地區的降雨量全年以三月份最大，於是想到以兵要的觀點摘錄這些資料以供作戰參考。他甚至將神田正雄編的《湖南省要覽》也「作為軍事地誌資料」。

自1933年起日本關東軍參謀部陸續完成了一系列「極密」的兵要地誌資料，以完善侵華、侵蘇的戰場準備。如《極東蘇領及外蒙古兵要地誌資料》、《關東軍兵要地誌準備的現狀》、《兵要地誌作戰準備的綜合觀察（東部）給水部》、《滿蒙兵要給水調查資料滿洲地形及地質第一編》、《滿洲東北部兵要地誌》、《關東軍兵要水運志》、《關東軍兵要鐵道志》、《滿洲西北部兵要地誌資料》、《作戰地方的兵要地誌》（其一綏芬河及東寧地區，其二土門子、東寧間蘇、滿國境地域，其三牡丹江以東沿線地域……其七穆稜河流域）。同時，關東軍下屬部隊，如第三師團司令部1935年完成了《滿蘇東北部國境接壤蘇領內兵要地誌資料》，第十師團司令部完成的《綏芬河及東寧附近兵要給水調查綜合報告》等。

值得指出的是，日軍十分重視兵要地誌中的給水調查。即使連當時日軍《野戰騎兵排長必攜》這類下級軍官的手冊中都記述我國東北兵要地理的細節情況。如「滿洲之土地，稍遇陣雨，則忽成泥濘，因此發生粘著力，以至增加馬掌脫落之事。」又如「水井水量一般均少。一小時之湧入量不過約為五斗。故對井口一個之分配人員約以百名（馬匹則約為其五分之一）限度。」

關東軍對兵要地誌的調查方法，我們從1935年完成《穆稜河河畔、興凱湖及梨樹鎮——勃利——密山道兵要地誌資料（於冬季）》可看出其特點：文字加表格、地形略圖加註記，並輔以寫景圖。

日軍的偵察地誌完備細緻，一目了然

在整個侵華戰爭中，日軍各部隊為作戰需要，臨時對各戰場進行兵要地誌調查。如1943年侵華日軍甲集團參謀部編製的《山西省西部兵要地誌概說》等即是。值得指出的是，抗日戰爭中，我軍殲滅侵華日軍高級指揮機關較少，加之日軍投降時將兵要地誌這類「極密」資料有時間從容銷毀。故而繳獲甚少。現在所見的有油印本的《廣西兵要地誌概說》。

除日本軍隊調查研究我國兵要地誌直接為作戰服務之外，日本一些為其侵華戰爭服務的地理專家也從戰略的角度撰文研究我國軍事地理情況，突出的是小川琢治。他在1916年以前就撰寫了《論黃河下流平地之戰略地理的意義》一文，此後他又發表了《最近支那的歷史概觀和作為戰場的地理考察》。1937年至1938年間小川琢治發表了《北支那黃土地域的戰爭地形考察》、《反映戰爭的支那地理特色》和《北支那大平原的諸戰場及其地名意義以及讀法》等文章。較為系統的是北山康夫1938年出版的《北支那戰爭地理》。

日本滿鐵是典型的經濟偽裝間諜機構

滿鐵調查部——調查中國兵要地誌的骨幹機構

滿鐵調查部是昔日日本駐我國東北的政治、經濟侵略機關——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的「智囊團」。它的總部設在大連，並在瀋陽、吉林、長春、天津、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設有辦事處，形成一個龐大的情報網。

滿鐵調查部直接向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和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提供情報資料，並應軍方的要求工作。同時向日本政府提供關於我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法律等各方面的情報，為其制定侵華政策提供依據。滿鐵調查部從1906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的40年中，先後提出各種研究報告達6200份。如《滿洲農戶調查》、《滿洲舊習慣調查報告》、《東北三省（滿洲）土匪研究》、《中國抗戰能力調查》等。除間接用于軍事的我國各省統計要覽之外，還有直接用于軍事的作戰資料——兵要地誌。

侵佔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二課（情報）兵要地誌班和情報部文書諜報班雖是專司兵要地誌調研的機構，但由於人員少，加之任務主要是調查編製和不斷完善北滿兵要地誌和中東鐵路及西伯利亞的運輸能力，因而一些重要的兵要地誌工作還要依靠滿鐵調查部。1927年，滿鐵調查部「俄國通」島野三郎應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中將和參謀河邊虎四郎中校之約，在1929～1936年間，編寫完成了一部洋洋50餘卷的《蘇聯兵要地誌》，其規模和詳盡程度震動了整個關東軍司令部。與此相比，日本軍方編寫的一些兵要地誌可謂相形見絀。為此，1934年4月，關東軍司令部專門制定了派遣軍外兵要地誌調查員的有關規定，共13條。

滿鐵的地誌報告

在大連的滿鐵檔案中發現：昭和十四年（1939年）六月二十六日，滿鐵調查部上海事務所長致調查部長、東京支社社長的「極密」件《臨時兵要地誌班（中支班）調查計劃》，以及昭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滿鐵上海事務所的臨時兵要地誌調查（中支班）的派遣通知，由此通知可知「中支班」代號為「臼井部隊」，滿鐵調查部介入日軍侵華戰爭可見一斑。

中支臨時兵要地誌班的調查重點是日軍「呂集團」佔領地域及漢口周邊各進攻作戰的必經地域。並重視江西省、湖南省的情報收集，利用軍外的團體調查第三國對中國經濟工作和中國的財政經濟力量。滿鐵派遣人員主要任務是日軍佔領地的調查，對佔領地以外的調查為乘飛機進行觀察。中支班的調查計劃從七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列出11個項目，諸如武漢附近主要城市，湘桂、粵漢、浙贛既成和未成鐵路，洞庭湖、鄱陽湖水系，揚子江、漢水、淮河及江北大運河狀況、特點，武漢附近防止汜濫的對策，氣象、地質，居民教育、思想、宗教、行政、司法、宣傳、外國勢力等，主要物資礦藏、土特產流動及度量衡制度，中國戰時貿易制度，本年度上半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佔領區農村經濟及諸項對策，以及未開發資源狀況等等。

《廣西省兵要地誌概說》，基本照抄當時的中方資料

除上述中支方面第一班、第二班外，還有南支方面第三班，他們以南支派遣軍兵要地誌班的名義，於昭和十四年（1939年）八月完成了「極密」三冊油印本的，其所謂「極密」不過是根據1935年版的國府行政院農林復興委員會叢書廣西省農村調查摘譯編纂的。

翻閱這些昔日日軍編寫的中國地誌和兵要地誌，不由讓人細思極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日軍編寫的地誌資料雖已陳舊，但其研究戰場的視角和方法值得我們注意。昔日的敵人為何知道的比我們還多……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今天日本重新武裝並妄圖重新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同時，這個昔日的惡鄰帶給中華民族的罪惡罄竹難書！我們時刻都要警惕！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