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拉：我家的奴隸《大西洋月刊》6月號封面文章中文譯文

《洛拉：我家的奴隸》(My Family』s Slave)是《大西洋月刊》2017年6月號封面文章。

作者：阿列克斯·提臧（Alex Tizon），記者，作家，普利策獎獲得者。他於今年三月去世，生前著有《大小人：尋找我作為亞洲人的自己》（Big Little Man: In Search of My Asian Self）。

中文翻譯: 張拓木，張海雲，楊刁刁，Sirui Hua, 李雅坤，Xujun Eberl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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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導讀：

阿列克斯4歲隨父母從菲律賓移居美國，11歲時第一次意識到, 從小照顧他和他兄弟姐妹的洛拉原來是他們家三代人的奴隸，而這是一個隱藏至深的家庭秘密。

這位畢業於斯坦福的普利策獲獎記者在各種意義上都是一個成功的移民，故土和歷史卻遺留給他一個難題：如果你最親密的人之一其實是被你的家人剝奪人生選擇的奴隸，你應該怎麼做？你會怎麼做？

作者在57歲時終於決定將這個真實故事公諸於世，卻在大西洋月刊發表這篇文章前夕意外離世。對這個關於時代和觀念的變遷, 關於親情、選擇、人性和救贖的課題，作者究其一生探索給出了自己的答卷。而這個令人唏噓的故事, 讓我們每一個移民掩卷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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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文：

封面圖及插圖均來自大西洋月刊。

她的骨灰裝滿了一個黑色塑料盒子，如烤麵包機一般大小，重三磅半。去年七月，我用一個帆布口袋把這個盒子包起來，裝在行李箱里，橫越太平洋，飛去了馬尼拉。我要從那裡坐車去一個小鄉村，去把這個在我家為奴五十六年的女人的骨灰交出去。

她的名字是尤多西婭·托馬斯·普里多（Eudocia Tomas Pulido），我們都叫她洛拉（Lola）。她 4 英尺 11 英寸，有著摩卡咖啡般深棕色的皮膚。我最初的記憶正是她那雙杏仁眼，望進我的眼睛。洛拉十八歲那年，外祖父把她當作一個禮物送給了我母親。當我們舉家遷往美國時，我們把她帶著一起走了。沒有比 "奴隸" 這個詞更貼切地概括了她的生活。她比所有人都早起，比所有人都晚睡，準備三餐，打掃房屋，伺候我的父母，照顧我和四個兄弟姐妹。我父母從來沒有付過她工錢，並經常責罵她。她沒有腳鏈，但也差不離了。無數次在我半夜起來去衛生間時，會發現她在一個角落睡著了，歪在一堆衣服上，手裡還緊抓著一件疊了一半的衣服。

在我們美國鄰居的眼裡，我們是可以上宣傳畫的模範移民家庭。這是他們親口告訴我們的。我父親有法律學位，我母親正在努力成為一名醫生，我兄弟姐妹和我的成績都很好，並總是把 「請」 和 「謝謝」 掛在嘴邊。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跟別人談起過洛拉。洛拉是深入我們骨髓的一個秘密，也是我們身為哪種人和想成為哪種人的核心，至少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

在我母親因白血病去世後，洛拉在 1999 年搬來西雅圖以北的一個小鎮，與我同住。我已經有一個家庭，一份事業，一幢在郊區的房子，實現了所謂的美國夢。這下，我還得了一個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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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尼拉的行李提取處，我拉開了我的行李箱，以確保洛拉的骨灰還在。走出機場大樓，我吸入那熟悉的氣味：濃濃的廢氣和垃圾，海洋，甜蜜水果和汗水的混合物。

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到一個司機，一個中年男子，人稱為 「杜子」（Doods），看起來很好脾氣的。他開著卡車，我們上了路，穿梭於擁擠的交通中。汽車，摩托車和吉普尼到處都是，這樣的街景總是讓我震驚。行人在這些機動車輛中和步行道上來回穿梭，像一條棕色的河流。街頭攤販赤著腳小跑在車旁，兜售香煙、止咳糖和一包包煮熟的花生。乞丐孩子將臉使勁貼在車窗上。

杜子和我前往的地方是洛拉人生故事的起點，在位於馬尼拉以北的中部平原的打拉（Tarlac）省，稻米之鄉。這裡是我雪茄不離嘴的外祖父——一個叫托馬斯·亞孫遜 （Tomas Asuncion）的陸軍中尉——的家鄉。聽長輩們說，湯姆中尉是一個令人懼怕，行為乖張，脾氣陰暗的人。他擁有大量土地，卻沒有現錢，所以把他的情婦們都安排到自己田莊不同的宅子里。他的妻子生下我的母親——他們唯一的孩子——之後就難產死了。我母親是被一連串的 「utusan」 養大的，意思是 「聽指令的人」。

奴隸制度在菲律賓群島有長久的歷史。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島民們會奴役其他島民，通常是戰俘、罪犯或債務人。奴隸分很多種，有可以憑著勇武最終獲得人身自由的武士，也有被視為財產，可以被隨意買賣交換的家庭傭人。高等奴隸可以擁有相對低等的奴隸，而這些相對低等的奴隸可以擁有最低等的奴隸。有些人當奴隸純粹是為了活命：當奴隸做工，他們起碼可以有希望交換到食物，住所和庇護。

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紀到達後，他們奴役了島民，又帶來了非洲和印度的奴隸。西班牙皇室最終開始逐步廢除在本國和殖民地的奴隸制度，但是菲律賓的部分地區天高皇帝遠，沒有受影響。蓄奴的陋習一直披著不同的偽裝存在著，即使是在 1898 年美國控制了這些島嶼後依然如此。現如今，就算窮人也可以擁有 「utusan」，或者 「katulong」，意思是 「幫工」，或者 「kasambahay」，意思是 「家奴」；只要有人更窮，奴隸的來源取之不竭。

在最多時有三個家庭的烏特桑生活在湯姆中尉的地界上。1943 年春天，日本佔領菲律賓群島後，他把一個附近村莊的女孩帶回家。她是湯姆中尉遠房窮親戚家的女兒，家裡是種稻米的農民。中尉很狡猾。他看到這個女孩身無分文，沒有上過學，應該很容易控制。她父母想把她嫁給一個大她一倍的豬倌，她非常不樂意，卻無處可去。湯姆給她開了個價：他可以管她吃住，只要她答應照顧他剛滿 12 歲的女兒。

洛拉同意了，完全沒有意識到她把自己的一生賣了。

「她是我給你的禮物，」 湯姆中尉告訴我的母親。

「我不想要她，」我母親說，明知別無選擇。

湯姆中尉離家去打日本人了，把媽媽和洛拉一起留在鄉下吱吱作響的房子里。洛拉給我母親吃喝，梳妝打扮。她們走路去集市時，洛拉會給我母親打傘遮陽。晚上，當洛拉做完了別的家務——包括喂狗，掃地，將她在卡米泠河(Camiling River) 邊浣洗的衣服摺疊好——她就會坐在我母親的床邊，為她打扇直到她入睡。

洛拉·普里多（時年 18 歲）來自於菲律賓農村的貧困家庭。作者的外公（右圖）把她作為 「禮物」 送給自己的女兒。

抗日戰爭中的某一天，湯姆中尉回到家裡，逮著了我母親撒謊——事關一個她不該搭話的男孩。湯姆雷霆大發，命令我母親 「站到桌子旁邊來」。母親和洛拉一起膽戰心驚地縮在一個角落。然後，我母親顫抖地告訴父親，洛拉會代她受罰。洛拉看著我母親，滿眼乞求，然後她一言不發地走到餐桌旁，扒住桌沿。湯姆舉起皮帶，連抽了她十二下，每抽一下喊一個字：「不，許，對，我，撒，謊！ 不，許，對，我，撒，謊！」 洛拉自始至終未出一聲。

後來，我母親每每講到這個故事時，總是流露出因這件事的荒唐而產生的得意，她的語氣似乎在說，「你能相信嗎？我居然真的那樣做了？」當我跟洛拉提到此事時，她問我母親怎麼說的。她專心地聽著，眼睛盯著地板，在我說完後，她抬起頭看著我，眼裡帶著悲哀，只說了一句, 「是的，就像你媽媽說的。」

七年之後，1950 年，母親和我父親結婚,並把洛拉帶上搬到了馬尼拉。湯姆中尉長期以來一直被自己心中的邪魔困擾，1951 那年他把一顆口徑為 0.32 的子彈打入了太陽穴作為了結。媽媽幾乎從來沒有談起過此事。她的性格跟湯姆的一樣，喜怒無常，皇上一樣自傲，但表象下暗藏著脆弱。她把外祖父的教訓銘刻在心，包括如何做好一個鄉下女奴隸主：你必須維持並充分展現你作為發號施令者的地位。你必須讓那些比你低下的人知道自己的位置，既為了他們好也為家庭的利益。他們可能會哭泣，抱怨，但他們的靈魂會感謝你。他們會因為有你幫助他們按上帝的旨意生活而愛你。

洛拉27歲時與作者的哥哥亞瑟，前往美國之前。

1951 年，我哥哥亞瑟（Arthur）出生了。我是老二，我之後又很快添了三個弟弟妹妹。我父母要求洛拉對我們這幾個孩子像對他們一樣全身心投入。在我父母上學去為高等學位奮鬥時，洛拉照看著我們。我父母畢業後，卻加入了拿著光鮮的學位卻畢業即失業的大軍。再後來，好運突然降臨： 父親在外交部找到了商業分析師的工作。雖然薪水微薄，但是這個職位是在美國——他和媽媽從小夢想的地方。在那裡，他們的一切期望都可以美夢成真。

爸爸按規定可以帶著他的家人和一個家佣去美國。我父母琢磨著他們兩人都必須工作，正需要洛拉來照顧孩子和做家務。母親把決定告訴了洛拉，但洛拉沒有立即接受，使她非常惱火。好多年後，洛拉告訴我她當時非常害怕。「那地方太遠了，」 她說。「說不定你的爸媽再也不會放我回老家。」

最後說服洛拉的是我父親給她的承諾，說到了美國情形將有好轉。他告訴洛拉，一旦他和媽媽經濟好轉，他們會給她一份 「津貼」。洛拉可以寄錢給她的爸媽以及她在村裡的所有親戚。她父母住在一個泥巴地板的小屋裡，所以洛拉可以幫他們造一座混凝土房子，永遠改變他們的生活。想想吧。

我們 1964 年 5 月 12 日到達了洛杉磯，所有的財產都裝在拿繩子捆綁住的紙箱子里。那一年，洛拉已經陪伴我母親二十一年了。在許多方面她比我母親或父親更像我父母。我早上醒來，第一個迎接我的是她的臉，我晚上睡前，最後一眼看到的也是她。在我牙牙學語的時候，遠在我學會說 「媽媽」 或 「爸爸」 之前，我就含糊地說出了洛拉的名字 （我起先把她的名字發成 「哦-啊」）。幼兒的我，除非洛拉抱著我，或者至少在我附近，我才肯去睡覺。

到達美國時我才四歲。我當時太小，不會質疑洛拉在家裡的地位。但是，隨著我們兄妹在太平洋這邊長大，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改變。這種越過海洋的飛躍帶來的意識上的飛躍，卻是我父母不能也不肯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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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拉從未拿到過我父母承諾給她的工錢。我們來美國幾年後，她委婉地試探我父母的口風。她說她母親生了病（我後來知道她得的是痢疾），她的家人沒錢去買葯。她問我的父母：「Pwede ba？」, 意思是「可以嗎？」 媽媽長嘆一聲。爸爸則用塔加拉族語回答道：「你怎麼還好意思提？你也知道我們多拮据，你好意思嗎？」

為了搬來美國，我父母借了錢。為了留在美國，他們又借了更多的錢。我的父親從洛杉磯的菲律賓總領館調到了西雅圖的菲律賓領事館。他每年的工資是 5600 美元。為了補貼家用，他先是靠清洗拖車，後來又加上幫人收債。媽媽則在好幾家醫學實驗室里做技工。我們基本見不到他們的人影，就算難得有機會見到了他們，他們也都是疲憊不堪，情緒暴躁。

媽媽回到家，會因為洛拉把房子打掃得不夠乾淨，或是忘記取郵件，而責罵她。「我不是告訴你了么，我回來前信件就要取回家？」 她會用塔加拉族語惡狠狠地罵：「這麼簡單的事！白痴都記得住。」 然後父親回到家，會接著罵。當我父親提高嗓門時，家裡的所有人都會畏畏縮縮。有時候我的父母會一起上陣責罵洛拉，直到把她罵哭為止，似乎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年幼的我非常不解：我的父母對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們都很好，我們也愛他們。但是他們前一秒鐘還對我們充滿慈愛，一轉眼卻對洛拉惡言相向。我十一二歲時才開始能夠看清洛拉的處境。大我八歲的亞瑟對此耿耿於懷已經很久了。他讓我認識到洛拉的地位就是一個奴隸。在此之前，我還以為洛拉只是我們家庭中比較倒霉的一個。雖然我很討厭我的父母對洛拉大吼大叫，但我之前從來沒有想過，我的父母，還有他們對於洛拉的安排，是如此的不道德。

左圖：洛拉帶大了作者（左）和他的兄弟姐妹，有一段時間經常是家裡唯一的成年人。

右圖：作者（左起第二）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洛拉，抵美五年之後。

「你聽說過任何人有像洛拉一樣的境遇嗎？」 亞瑟說，「有誰活得跟她一樣？」 他總結了洛拉的處境：免費勞力，終日辛勞，稍微多坐一會或者早睡一點就會被大罵，只要頂嘴就會被責打，穿的是別人不穿了的衣服，吃飯是一個人在廚房裡吃殘羹冷炙，從不出門。除了我們家的人以外，沒有朋友也沒有興趣愛好，沒有自己的個人空間。（無論是在我們住過的哪個房子里，她睡覺的地方總是沒用空下來的一個地方——要麼是沙發，要麼是儲藏間，要麼是我妹妹卧室的小角落。她經常睡在衣服堆里。）

除了電視和電影里的奴隸，我們找不到任何跟洛拉的生活境遇相似的人。我還記得我看過一部叫《雙虎屠龍》（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的西部片。約翰·維恩（John Wayne）扮演的農場主湯姆·唐尼普（Tom Doniphon），槍不離身，對自己的僕人蓬皮（Pompey）頤指氣使，管蓬皮叫 「小子兒」。「蓬皮，去接他。」 「蓬皮，去找醫生。」 「蓬皮，回去幹活！」 蓬皮對他的主人非常順從，他管主人叫 「湯姆大人」。湯姆跟蓬皮的關係錯綜複雜。湯姆不許蓬皮念書，但是幫他得到允許去只許白人出入的酒館喝酒。影片結尾的地方，蓬皮把他的主人從火中救了出來。蓬皮對湯姆明顯是又愛又怕，當湯姆去世後，他非常悲傷。其實這些故事，和湯姆與反派理貝特·瓦朗斯（Liberty Valance）最終對決的故事主線相比，都是故事背景里的細枝末節，但是我始終無法把目光從蓬皮身上挪開。記得我當時一直在想：洛拉就是蓬皮，蓬皮就是洛拉。

有一天晚上，我的父親發現我 9 歲的妹妹琳（Ling）沒有吃晚飯，他朝洛拉大吼，罵她懶。「我儘力想讓她吃飯了，」 洛拉在父親憤怒的目光下辯解道。她這句微弱的辯解讓父親更加光火，沖著洛拉打了一拳，擊中了她肩膀下面。洛拉跑了出去，我聽到她像動物一般撕心裂肺的哀嚎。

「琳說她不餓，」 我說。

我的父母轉過頭來看我，好像震驚到了。我感覺到我的臉在抽動，通常這之後我就會哭起來，但這次我沒哭。母親的眼裡陰雲密布，我從沒見過這樣的眼神。難道是嫉妒嗎？

「你是在幫洛拉說話？」 父親說，「你竟敢這麼做？」

「琳說她不餓，」 我重複了一遍，幾乎像在耳語。

我當時 13 歲，這是我頭一次試著站出來為這個一直在照顧我的女人說話。我小時候，她哼唱著塔加拉族歌謠哄我睡覺。等我長大一些了，她給我穿衣，給我做飯，早晨送我上學，下午接我回家。有一次，我病了很久，虛弱得沒有力氣吃飯，她幫我把食物嚼爛，分成一小塊一小塊送到我嘴邊讓我咽下去。有年夏天，我的兩條腿都綁了石膏（我關節有問題），她用毛巾給我擦身子，半夜裡給我拿葯，幫我熬過了幾個月的康復期。在康復期間我一直情緒暴躁，但她沒有抱怨過，也沒有失去耐心，從來沒有。

現在，聽到她撕心裂肺的哀嚎，我覺得我要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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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賓老家時，我的父母感覺沒必要遮掩他們對待洛拉的方式。到了美國，他們對洛拉的方式更加惡劣，但卻要想方設法隱瞞這一切。家裡有人做客時，我的父母盡量忽略洛拉的存在；如果有人問起來，就撒個謊然後迅速轉移話題。我們在西雅圖北城住了五年，對面有一家鄰居姓密斯勒（Missler）。他們一家八口，個個精力充沛。 從他們一家那裡，我們了解到了芥末醬、釣鮭魚、修草坪這些玩意。我們還學會了在電視上看橄欖球賽，並在看球賽時大喊大叫。洛拉在我們看球時會端出來食物和飲料，在我父母微笑著對她說謝謝後迅速消失。「你們藏在廚房裡的那位小女士是誰啊？」 密斯勒家的家長大吉姆（Big Jim）有一次問道。「老家來的親戚，」 父親回答，「靦腆得很。」

我當時最好的朋友，密斯勒家的比利（Billy Missler）並不相信我父母所說的。比利經常在我家待著，有時候一待就是一整個周末，所以他有機會窺見我們家的秘密。有一次我的母親在廚房裡大喊大叫，他聽到後一頭闖進廚房去一探究竟，看到我媽媽氣得滿臉通紅，對洛拉怒目相視，而洛拉則在牆角嚇得發抖。我在比利後面幾秒後趕到。比利臉上的表情夾雜著尷尬和困惑：這什麼情況？我擺擺手，叫他把這些都忘掉。

我覺得比利很同情洛拉。他經常對洛拉的廚藝大加讚賞，逗洛拉開心地大笑，我從沒見過她這麼開心。他在我家過夜時，洛拉會做比利最愛吃的菲律賓腌牛肉蓋飯。洛拉最擅長通過飯菜來表達她的情感，做飯就是她無聲的語言。從她的飯菜里我能夠吃出來，她只是想把我們餵飽，還是想表達她對我們的愛意。

我有一次把洛拉稱做遠房阿姨，比利提醒我，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告訴他說她是我的祖母。

「這個，她算是兩個都是吧。」 我故弄玄虛道。

「她為什麼一直在幹活？」

「她喜歡幹活。」 我說。

「那你的爸爸媽媽，為什麼對她大吼大叫？」

「她聽力不是很好……」

如果我說出真相，就會暴露了我們全家人。我們已經在美國生活十年了，不斷學習這裡的道德標準，習俗，還有生存規則，不斷努力融入這片新的土地。但是擁有一個奴隸與美國格格不入。擁有一個奴隸讓我深切懷疑我們到底是怎樣的人，我們到底來自怎樣的地方，我們到底夠不夠格被接納。我為此感到羞恥，包括我在這件事上不加阻止的做法。我難道不是也吃了她做的飯，穿了她洗完熨好掛在衣櫥里的衣服？但是如果失去她，對我的生活的打擊又太大了。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使我們必須把洛拉當作秘密藏起來：洛拉的旅行文件在她抵達美國 5 年後，也就是 1969 年就過期了。她的護照是一種跟我父親的第一份工作掛鉤的特別護照。在一連串和上級的爭執與不睦後，父親辭去了領事館的工作，並且宣布他打算留在美國。他為自己的家人申請了永久居留權，但洛拉不符合申請標準。按理他應該把洛拉送回菲律賓。

1976 年，洛拉 51 歲時。她的母親在幾年之前去世；她的父親幾年之後去世。這兩次她都急切地想回家。

洛拉的母親佛米娜（Fermina）在 1973 年去世；她的父親希拉里奧（Hilario）也在 1979 年離世。洛拉兩次都急切地想要回家，但是我的父母兩次都說 「對不起」。沒有錢，沒有時間。孩子們需要她。我父母后來告訴我，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為自己擔心害怕。 他們怕如果洛拉試圖離境，政府肯定會查出她的非法身份，然後我的父母就會因此給自己惹上麻煩，甚至有可能被遣返。他們不能冒這個險。洛拉的移民身份變成了菲律賓人所說的 「過一天算一天（tago nang tago）」，或者簡稱 TNT，基本就是 「在逃」 的意思。她一直是 TNT 的身份，接近 20 年。

在她的母親然後是父親去世後的幾個月里，洛拉都是鬱鬱寡歡，悶不做聲。我的父母辱罵她時，她幾乎沒有任何反應。但父母並沒有因此少辱罵她。洛拉悶頭幹活，一聲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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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辭職之後，我們家陷入了混亂。錢變緊張了，父母也開始吵架。我們一再地搬家——從西雅圖到檀香山，再回到西雅圖，然後是東南布朗克斯，最終搬到了俄勒岡州的烏馬提拉（Umatilla），這是一個長途貨車歇腳補給的小鎮，只有 750 居民。在這段搬來搬去的日子裡，媽媽經常日夜工作，開始是實習醫生，後來做住院醫，而爸爸時常幾天消失不見，干著一些零工並且（我們後來才知道）和女人鬼混以及不知道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有一次，他回家告訴我們他玩 21 點時輸掉了我們嶄新的客貨兩用轎車。

那時經常一連好多天，洛拉是家裡唯一的成年人。她非常了解我們的生活細節，而我父母從來沒有心力來關心這些瑣事。我們邀請朋友到家裡來，她聽我們談論學校、女孩子、男孩子以及各種我們腦子裡蹦出來的東西。僅僅憑著她無意中聽到的對話，洛拉能列出我從六年級到高中喜歡過的每個女孩的名字。

我十五歲時，爸爸永遠離開了家。當時我還不願意相信這一事實：我的爸爸丟下了我們這些孩子，在 25 年的婚姻之後拋棄了媽媽。媽媽直到一年之後才拿到行醫執照，而她的專業內科也掙不了多少錢。爸爸從沒給過撫養費，所以錢一直都很緊張。

我媽媽白天能夠打起精神去上班，但到了晚上常常陷入自怨和絕望中不能自拔。洛拉成了那段時間她的主要精神支柱和安慰來源。當媽媽因為瑣事責罵洛拉時，洛拉對她卻更照料入微——給她做她最喜歡的飯菜，特別仔細地清理她的卧室。我常常在深夜發現她倆坐在廚房檯子邊上，抱怨爸爸，發泄她們的不滿，有時候一起壞笑，有時候對他的劣跡兩個人都怒不可遏。她們很少注意到孩子們的來來往往。

有一天晚上我聽到媽媽的抽泣，我趕到客廳看到她癱軟在洛拉的臂膀中。洛拉輕聲安慰她，就像她在我和我兄弟姐妹年幼時那樣。我呆了一會兒就回房間了，既為媽媽擔心害怕，也對洛拉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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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在哼歌。我打了個小盹，大約一分鐘的樣子，醒來聽到他歡樂的旋律。「還有兩個鐘頭，」 他說。我檢查了一下身旁手提袋，塑料盒還在那裡，然後抬頭看著眼前展開的公路。麥克阿瑟高速公路。我瞅了一眼時間。「嗨，兩個小時之前你就說還有兩個小時，」 我說。杜子只管哼他的歌。

他不知道我此行的目的，這點讓我可以鬆口氣，一路上我自己已是心事重重：我並不比我的父母強多少。我本可以做多一點讓洛拉成為自由人，改善她的生活。我為什麼沒這麼做？也許我當年可以告發我的父母，但那會在一瞬間摧毀我們家。我和兄弟姐妹們都沒有這樣做，反而是隱瞞了實情。我們家沒有瞬間毀滅，卻慢慢地分崩離析了。

杜子和我穿過美麗的田原。沒有旅行畫冊里那麼好看，但卻真實而生動；與城市相比，有著一種優雅的空曠。兩邊是與公路平行的山脈，西邊是三描禮士（Zambales）山脈，東邊是馬德雷（Sierra Madre）山脈。從西往東，山脊之間，我能看到每一個層次的綠色，直到接近黑色的深綠。

杜子指著遠方一段模糊的輪廓。那是皮納圖博火山（Mount Pinatubo）。我在 1991 年來過這裡，報道它噴發後的景象。那次火山大爆發在二十世紀的火山爆發中排名第二。被稱為 「lahars」 的火山泥流持續流淌了十多年，吞沒了古老的村莊，填滿了河流和峽谷，蕩平了整個生態系統。火山泥漿流到打拉省的丘地，那裡是洛拉的父母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也是她和我母親曾經一起居住過的地方。我們的家庭歷史記錄已經大部分都在戰爭和洪水中丟失了，現在剩下的那部分被埋在 20 英尺厚的火山泥之下。

這裡的生活經常被災難光顧。殺人的颱風每年會來好幾次。土匪的叛亂沒停止過。沉睡的大山有一天決定醒來。菲律賓不像中國或巴西那樣有廣袤的大地足以吸收這些創傷。菲律賓是一個海洋里散亂礁石上的國度。當災難來臨，它會沉淪。之後它又重新升起，生命繼續，並可以向世人展現像杜子和我剛才開車經過的那種美景。它在艱難後仍然存在，這個簡單的事實就足以讓它美麗。

瑪雅托的稻田，距洛拉出生地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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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分開幾年之後，我母親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一個叫伊凡（Ivan）的克羅埃西亞移民，然後她就再婚了。她要求洛拉對她的新任丈夫也同樣忠誠。伊梵谷中都沒有畢業，結過四次婚，還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賭徒，很享受我母親的供養和洛拉的照顧。

伊凡的出現讓我看到了洛拉身上我從未見識過的一面。他和我母親的婚姻從一開始就不穩定，錢是他們兩人最大的矛盾，尤其是他亂花我母親掙來的錢。有一次他們吵架，我媽媽在哭泣，伊凡在吼叫，洛拉走了過去，站在他們倆中間。她轉過身來，面對著伊凡，嚴肅地叫他的名字。他看了一眼洛拉，眨眨眼坐下了。

我妹妹印德埃和我震服得五體投地。伊凡是個大約 250 磅的大塊頭，說起話來牆壁都會隨著他的聲音而顫抖。洛拉一聲就讓他規矩了。這樣的事情我還見過好幾次。不過，大多數時候，洛拉還是伺候著伊凡，從來不去問為什麼，就像媽媽要求她的那樣。看著洛拉順服地委身人下讓我很難受，尤其是像伊凡這樣的人。不過讓我和媽媽徹底鬧翻的卻是件平常瑣事。

洛拉每次感覺不舒服的時候媽媽就容易發火。她不想應對由此帶來的麻煩和花費，就責罵洛拉，要麼說她裝病，要麼說她自己照管不好自己。1970 年代末，洛拉的牙齒開始鬆動脫落，我媽媽就選擇了她的第二種說辭。其實洛拉已經有幾個月都在說自己的嘴疼了。

「誰讓你不好好刷牙？」媽媽對她說。

我說洛拉需要去看牙醫。她已經五十多歲了但從來沒有看過牙醫。我在離家一小時車程的地方讀大學，經常回家，每次回家我都會提出來帶洛拉去看牙醫。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洛拉每天都吃阿司匹林止痛，她的牙看上去就像是倒塌的巨石陣。一天晚上，當我看到她用還殘存幾顆好牙的一側嚼麵包的時候，我爆發了。

媽媽和我吵到深夜，兩人說到動情處都掉了淚。她說她過夠了這種嘔心瀝血工作養家的日子，也受夠了她的子女每次有矛盾都站在洛拉一邊，她說她從開始就不想要洛拉，為什麼我們不帶走這個該死的洛拉，她對天發誓說她真希望從來沒生下我這樣傲慢的假裝高尚的偽君子。

我仔細琢磨她的話。然後我開始回擊她，說她自己更應該知道什麼是虛情假意，她一生都摘不下臉上的面具。如果她能別再自憐自艾，哪怕就一分鐘，她就能夠看到洛拉根本都無法吃東西了，因為她的牙齒一顆一顆都爛掉了。難道她就不能這麼一次把洛拉當人看，而不只是一個伺候自己的奴隸？

「奴隸，」 媽媽說，掂量著這個詞。「一個奴隸？」

那天晚上的爭吵以此告終：媽媽聲稱我永遠不可能理解她和洛拉的關係。永遠不可能。她的聲音是如此的低沉沙啞，飽含痛苦，即使是在多年之後我回想起來，仍然像是被人在心口打了一拳。憎恨自己的母親是很可悲的事情，而那天晚上我對我母親真是恨。她的眼神毫無保留地告訴我，她也恨我。

這場爭吵讓我媽媽更加確認洛拉把她的孩子都偷走了，並由此產生了極端的的恐懼，然後她就開始報復洛拉。媽媽變本加厲地使喚她。跟洛拉說 「我想你現在高興了吧，你的孩子憎恨我，」 希望用這樣的話來折磨洛拉。當我們幫洛拉做點家務活的時候，媽媽就會怒火中燒。「你現在睡覺去吧，洛拉，」 她諷刺地說。「你太辛苦了。你的孩子擔心你了。」 之後她會把洛拉叫到卧室談話，然後洛拉會腫著眼睛出來。

洛拉終於忍不住了，求我們不要再幫她了。

你為什麼要留在這兒？我們問。

「誰來做飯？」 她說。我覺得她是在說，誰會做那些所有的需要人做的事情？誰來照顧我們？誰來照顧媽媽？另一次我們又問她，她回答說，「我能去哪裡？」 這讓我覺得是更接近真實情況的回答。我們一陣狂跑來到美國試圖立足，等我們能喘口氣的時候十年都過去了。一轉身，另一個十年又快過完了。洛拉的頭髮變灰白了。她聽說家鄉的親戚因為沒能收到她答應寄回去的錢而疑惑她遭遇了什麼。她覺得沒臉回家。

她在美國沒有認識的人，也沒法四處走動。電話讓她迷惑。任何機械的東西，比如自動取款機，對講系統，自動售貨機，任何帶鍵盤的東西，都讓她不知所措。面對講話快的人，她會張口結舌，她自己磕磕巴巴的英語也讓對方聽不懂。沒人幫忙的話，她不會預約時間，安排旅行，填表，或者訂餐。

我給洛拉辦了一張連到我的銀行帳號的自動取款卡，教她如何使用。第一次她成功了，但第二次用時她卻慌亂了，以後她再沒試過。她還是把卡留著，當作是我給她的禮物。

我也試著教她開車。她擺手表示不願意，但我抱起她，把她擱在了駕駛座上，我們兩人都笑了。我花了二十分鐘給她講解各種操控裝置。她的眼神從興緻勃勃變成了恐懼。然後我轉動鑰匙點火，儀錶盤亮起來，還沒來得及說下一句話她就已經下車回到了屋裡。我後來又嘗試了幾次都無功而返。

我本以為學會開車能夠改變她的生活。她可以去她想去的地方。在媽媽讓她再無法忍受時，她可以自己開車走，永遠離開。

***

四車道變成兩車道，瀝青路面被碎石取代。三輪車司機拉著滿車的竹子在汽車和水牛之間穿梭。偶爾有狗或山羊在我們的卡車前橫衝過馬路，差點撞上保險杠。杜子一直沒有減速。今天撞死的動物只是比明天早些成了盤中餐而已——這就是鄉間的道路規則。

我拿出地圖，查出我們要去的瑪雅托（Mayantoc）村的路線。窗外遠處，微小的人影勾著腰，像許多折彎的釘子。人們在以幾千年亘古不變的方式收割稻子。我們離目的地很近了。

我敲了敲那個便宜的塑料盒，後悔沒買一個真正的瓮，瓷的或紅木做的那種。洛拉家鄉的親人會怎麼想？ 不過，她的親人也已所剩無幾了。她的同胞手足中只有一個還在此地：98 歲的格雷戈莉婭（Gregoria）；我聽說她的記憶力已經很差了。她的親戚說，每聽人提起洛拉的名字，她都會失聲痛哭，然後很快就忘了為什麼。

洛拉和作者在 2008 年。作者與洛拉的姐姐格雷戈莉。

之前我已經和洛拉的一位侄女聯繫上了。她對這天的安排是：我到達後，先舉行一個低調的悼念儀式，然後做禱告，隨之在瑪雅托永福公墓將骨灰下葬。洛拉去世已經五年了，我卻還沒和她做過最後的告別，但我知道這一刻即將到來。一整天我都感到極度的悲傷，但我竭力忍著，不願當著杜子的面哭出來。我為我家對待洛拉的方式而羞愧，為她在瑪雅托的親戚會如何待我而緊張，但我感受更多的是因為失去她而帶來的可怕的沉重，彷彿她的死只是昨天剛發生的事。

杜子在羅姆洛（Romulo）公路上轉向西北，然後在卡米泠（Camiling）左拐；這個小鎮是媽媽和湯姆中尉的故鄉。路越來越窄，雙車道變成單車道，碎石路變成土路。沿著卡米泠河，道旁是一簇簇的竹屋，前方是綠色的山丘。就要到了。

***

我在媽媽的葬禮上致了悼詞，講的都是真心話。我講到她勇敢而充滿生氣；她有過不幸的經歷，但她儘力了；她高興起來光彩奪目； 她疼愛孩子，給了我們一個真正的家——在俄勒岡州的塞勒姆（Salem）——讓我們從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有了以前不曾有過的的固定住所。我講到我希望能再感謝她一次； 我們都愛她。

我沒有談及洛拉。就像在我媽媽生命的最後幾年中，當我跟媽媽相處時，我從腦子裡選擇性地屏蔽了洛拉。愛我母親需要動一種心理手術。保持我們的母子親情非此不可，而母子親情是我所想要的，特別是 90 年代中期她的健康開始走下坡路之後。糖尿病。乳腺癌。急性骨髓白血病：在血液和骨髓中快速生長的癌症。她彷彿在一夜之間衰弱了下來。

那次大吵之後，我盡量避免回家，23 歲時我搬到了西雅圖。當我偶爾回家探望時，我看到了一個變化。媽媽還是媽媽，但不像以前那樣無情。她給洛拉做了一套上好的假牙，讓她有自己的卧室。當我的兄弟姐妹和我著手改變洛拉的非法移民（TNT）身份時，我媽媽也很合作。里根總統 1986 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移民法令使數百萬非法移民有資格獲得大赦。這是個漫長的過程，但在 1998 年 10 月，在我母親被診斷為白血病四個月後，洛拉成為了公民。那之後媽媽又活了一年。

那段時間裡，媽媽和伊凡常一起去俄勒岡州海岸的林肯市（Lincoln City）旅遊，有時會帶上洛拉。洛拉很喜歡大海。在海的另一邊是她夢想著要回去的故鄉島嶼。對洛拉來說，沒有什麼比看見媽媽在她身邊輕鬆愉快更使她高興的了。只需在海邊與我媽媽一起享受一個下午，或是廚房裡跟她花一刻鐘憶舊，洛拉似乎就忘記了多年的折磨。

我卻不那麼容易忘記。但我開始從不同的角度看媽媽。她去世之前給了我她的日記，有整整兩大箱。當她睡著的時候，我在離她幾英尺遠的地方翻閱這些日記，從中瞥見了一些她生活中我多年來一直拒絕承認的方面。她上醫學院時，還很少有女性學醫。她來到美國，為獲得作為一名女性和一名移民醫師應得的尊重而奮鬥。她在位於塞勒姆的 Fairview 培訓中心——一個為發展性障礙人服務的政府機構——工作了二十年。有諷刺意味的是，她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照顧弱勢人群。他們崇拜她。女同事成了她親密的朋友。她們在一起做女孩子那些傻傻的事——買鞋啊，在彼此的家裡開盛裝的派對啊，交換陰莖形的肥皂和半裸男人日曆之類的搞笑禮物，在一起開心地忘情大笑。他們的派對照片提醒我，媽媽除了家庭和洛拉之外還有另一種生活和身份。這其實是當然的事。

媽媽非常詳細地寫到她的每個孩子，以及她某日對我們的某種感受，或驕傲或愛或怨恨。大量的篇幅花在她的兩任丈夫身上，試圖在她自己的故事裡把他們作為複雜的角色來把握。對她而言，我們都是重要的人，而洛拉卻是個附屬品。當洛拉偶爾被提及時，她只是別人故事中的小角色。「洛拉今天早上送我心愛的亞歷克斯到他的新學校。我希望他能儘快結交新朋友，不再因為搬家而如此難過…」 在這篇大約兩頁關於我的日記中，再沒提到洛拉。

媽媽去世的前一天，一位天主教牧師來到家裡做臨終聖事。洛拉坐在我母親的床邊，拿著一個杯子和吸管，準備遞到媽媽嘴邊。這些日子，她對我母親格外關注，格外仁善。她本可以利用媽媽的衰弱伺機報復，但是她所做的卻恰恰相反。

牧師問媽媽是否有任何想要原諒或被原諒的事。媽媽努力撐開沉重的眼皮，掃視了一下房間，一言未發。然後，沒有看著洛拉，媽媽伸出手，把手掌放在她頭上。她沒說一個字。

***

洛拉 75 歲時住到我家。我已經結了婚，有兩個年幼的女兒，和一個舒適的林間住宅。從我家二樓可以看到普吉特海灣（Puget Sound）。我們給洛拉一個卧室和隨意打發時間的權力：睡懶覺，看肥皂劇，或整天啥都不做。在她一生中，她頭一次可以放鬆身心，完全自由。我其實應該知道事情不會那麼簡單。

我已忘了洛拉做過的那些讓我煩燥的事情。她總是告訴我穿上毛衣以免感冒（那時我已 40 多歲）。她不斷地抱怨我爸爸和伊凡：我父親很懶，伊凡是個吸血蟲。對這些我學會了這耳朵進那耳朵出。讓我較難無視的是她狂熱的節省。她什麼都不扔掉。她還仔細檢查垃圾以確保我們沒有扔掉任何有用的東西。她一再洗滌和重複使用廚房紙巾，直到它們在她手中解體爛掉（別人都不願意碰它們）。廚房裡面堆滿了雜貨袋，酸奶瓶和泡菜罐，我們房子里有的角落變成了名符其實的垃圾倉庫。

她給我們做早餐，雖然家裡其他人除了吃香蕉或營養燕麥棒（granola bar）外不吃別的，而且通常是出門時一邊嚼一邊往外跑。她給我們整理床，洗衣，打掃房間。時不時地我會對她說，「洛拉，你不必做這些。」 「洛拉，我們自己會做。」 「洛拉，那是孩子們的任務。」 她會說好吧，但仍然我行我素。

令我煩惱的是碰上她在廚房裡站著吃飯，或者我一走進房間她就緊張起來並且開始做清潔。幾個月後，我和她坐下來談了一次。

「我不是我爸。你不是這裡的奴隸，」 我說，開始曆數她一連串奴隸似的行為。當我意識到她的驚訝，我深吸了一口氣，雙手捧著她的臉，她那瘦小的臉上一雙眼睛疑惑地打量著我。我吻了她的額頭。「這裡是你的家，」 我說。「你不是來侍候我們的。你可以放鬆，好嗎？」

「好的，」 她說。然後又轉回去做清潔。

她不知道別的生活方式。我意識到我得自己聽從自己的勸告：放鬆。如果她想做晚飯，讓她做；感謝她做的菜，然後自己去洗碗。我得不斷提醒自己：隨她吧。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看見她坐在沙發上玩拼字遊戲，腳擱在茶几上，電視機開著，身邊一杯茶。她瞥了我一眼，有些羞怯地笑了起來，露出完美的白色假牙，然後繼續玩拼字。有進步，我想。

她在後院種了一個花園——玫瑰，鬱金香，各種蘭花——常常一整下午都在那裡侍弄。她也常常在家附近散步。她已經年屆 80，又有嚴重的關節炎，所以她走路開始用手杖了。在廚房裡，她從一個快餐廚師變成了一個精品廚師，只在有情緒和靈感的時候才創作。每當她做了豐盛的飯菜，看著我們狼吞虎咽, 她會滿意地咧嘴笑。

路過洛拉卧室門口時，我常聽到她在聽一個菲律賓民歌磁帶。同一個磁帶她聽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她把幾乎所有的錢——我妻子和我每周給她 200 美元——都寄給家鄉的親戚了。一天下午，我發現她坐在房後露台上凝視著一張有人從老家傳過來的她村子的照片。

「你想回家鄉嗎，洛拉？」

她把照片翻到背面，用手指撫摸著上面的題字，然後又翻回來，似乎在研究某一個細節。

「想，」 她說。

她 83 歲生日後不久，我買了機票送她回家鄉。如果她想回美國的話，一個月後我會把她再帶回來。她這趟旅行不言而喻的目的是看看那個渴望了多年的地方是否仍然有家的感覺。

她找到了答案。

「一切都變了，」 當我們在瑪雅托隨意溜達時，她告訴我。老農莊不在了。她的房子不在了。她的父母和她的大部分兄弟姐妹都不在了。還活著的童年朋友就像是陌生人。看到他們是很高興，但是...一切都不一樣了。她還是想在這裡度過她人生的最後幾年，但她還沒準備好。

「你想回到你的花園，」 我說。

「是的。我們回家吧。」

洛拉 83 歲生日之後回菲律賓小住。洛拉和她的妹妹朱莉安娜，時隔 65 年團聚。

***

洛拉對我女兒們像對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樣盡心儘力。放學後她會聆聽她們的故事、給她們做好吃的。跟我和我太太（尤其是我）不同，她享受學校的每一個活動、每一次表演。她去也去不夠，次次坐前排，還把發的節目單留下來作紀念。

讓洛拉開心真的太容易了。我們每次全家出去度假都會帶著她，但其實她只要去坡下的農貿市場就會很激動。在市場里，她會欣喜得像春遊的小孩子一樣，眼睛睜得大大的：「你看這些西葫蘆！」 每天早上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屋裡的每一扇百葉窗；每打開一扇，她都會停下來看看外面的風景。

她還自學了識字，真的很不容易。這麼多年來，她不知如何慢慢學會了每個字母的讀音。她喜歡那種在一堆字母里找單詞圈出來的遊戲；她房間里堆滿了字謎小冊子，用鉛筆在裡面圈出了上千個單詞。她每天看新聞，試圖聽到她已會的單詞。然後她在報紙里找出這些詞，利用它們來弄懂其它單詞的意思。之後，她開始每天從頭到尾讀完整個報紙。爸爸曾說她頭腦簡單；我卻常常想如果她不是從 8 歲起就在水稻田裡勞作，而是從小就讀書識字，她會有怎樣的人生。

洛拉82歲

洛拉在我家生活的 12 年裡，我時不時會問起一些關於她自己的事，試圖拼湊足夠的信息來了解她的一生。這個做法讓她覺得很奇怪。對於我的問題，她的第一反應常常是 「為什麼？」 為什麼我想知道關於她童年的事？為什麼我想問她是怎麼遇到湯姆中尉的？

我想讓我妹妹琳來幫我問問洛拉的感情生活，心想由她來問洛拉可能自在一些。琳笑出了聲，意思是她不會幫這個忙，我只能自己去問了。有一天，當我和洛拉從商店回來歸置剛買的東西時，我終於忍不住，脫口問道：「洛拉，你談過戀愛嗎？」 她笑了笑，然後給我講了她唯一一次接近愛情的故事。她當時大約 15 歲，附近農場有一個叫彼得羅（Pedro）的英俊小伙。連續好幾個月他們都肩並肩收割水稻。有一次她失手掉了她的博羅 (一種砍刀），他迅速撿起來遞迴她手裡。「我喜歡他。」 她說。

一陣寂靜。

「然後呢？」

「然後他搬走了。」 她說。

「然後呢？」

「沒有然後了。」

「洛拉，你和人上過床嗎？」 我不由自主地問。

「沒有，」 她說。

她不習慣被問起私人問題。她會說 「Katulong lang ako」，意思是 「我只是個傭人」。她常常會給出一個字或者兩個字的回答；即使想要挖掘出一個最簡單的故事，都要花好幾天甚至好幾周，像是玩一個你問我答的猜謎遊戲。

我漸漸了解到以下這些：她因為我媽媽這麼多年對她的殘酷無情而十分氣憤，但儘管這樣，她依舊很想念她。洛拉年輕時，有時會感覺非常孤獨，孤獨到不想做任何事情，只想獨自哭。我知道以前有幾年她曾想找個男人，從她晚上睡覺時抱緊一個大枕頭的樣子就能看出來。但她年紀大了之後，她告訴我跟我母親的兩任丈夫在一個屋檐下居住的經歷讓她覺得獨身也不錯。她從不想念那兩位。如果她留在瑪雅托，像她的兄弟姐妹一樣結婚生子，或許她的人生會好一些。但也有可能會更差。她的兩個妹妹，法蘭西斯卡（Francisca）和澤普瑞娜（Zapriana）都已經因病去世。她的兄弟克勞迪歐（Claudio）死於非命。但是現在想這些有什麼用呢？她說。她的人生信條是 「Bahala na」，隨遇而安。她得到了另一種家庭。在這個家庭里她有八個孩子：我母親，我們五個兄弟姐妹，和我的兩個女兒。她說，這八個人讓她活著有了意義。

我們沒人料想到她會走得如此匆忙。

洛拉心臟病發作時，她正在廚房做飯，我正在外面辦事。等我回來的時候，她的癥狀已經很嚴重了。一兩個小時後，在醫院裡，我還沒有想清楚這突發的一切時，她已經走了——晚上 10 點 56 分。孩子們和孫輩們都注意到了一件事， 但都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事：她和我媽媽同一天去世，都是十一月七日。整整相隔十二年。

洛拉活到了 86 歲。她躺在醫院推車上的樣子我歷歷在目。我記得當時自己看著醫生護士們圍在這個棕色皮膚的瘦小得如同一個孩童一般的女人身邊，心想，「他們永遠不會知道這個女人一生所經歷的一切。」 她沒有一點點通常人賴以為生的自利與野心；她願意為身邊的人放棄一切，換來了我們的愛與不打折扣的忠誠。她是我們家族中一個聖人般的存在。

在閣樓上收拾她的遺物花了我好幾個月。我找到了她 70 年代從雜誌上剪下來以便有一天識字之後能用的菜譜。存有我母親照片的相冊。我和兄弟姐妹們從小到大獲得的所有獎狀，很多我們都扔掉卻被她 「救」 了下來。有天晚上我在一個箱子底下看到一沓泛黃的剪報，我差一點崩潰；這一沓全是我之前寫的卻久已忘記的新聞文章。她當時還不識字，但她還是存下來了。

洛拉童年的家的舊址

***

杜子的卡車在一個小混凝土房子旁邊停下，四周是一些木板和竹子搭成的房子。房子周圍是稻田，翠綠無邊。我還沒有下車，很多人就從屋裡出來了。

杜子把座位靠背放平，準備小憩。我把帆布包挎在肩膀上，深吸一口氣，打開了車門。

一個人輕聲說，「這邊走。」 我被領著走上通向混凝土房子的一個小道，身後大約有 20 多個人緊緊跟著， 有老有小，但大多數是老人。進屋後， 他們坐在排在牆邊的椅子和凳子上，留我一個人在屋子中間。 我站在那裡，等著見到接待我的主人。 房子很小很暗。人們都期待地望著我。

「洛拉呢？」 隔壁房間一個聲音說。話音未落，一個穿著家常衣裳的中年女人帶著微笑緩步走進來。是艾比婭（Ebia），洛拉的侄女。這是她家。她擁抱我後又問了我一次：「洛拉呢？」

洛拉的墓地

我把布包從肩膀上摘下來，遞到她手中。她微笑著，看著我的臉，輕輕接過布包，走到一個木條凳邊坐下來。她把手伸進包里，掏出盒子，拿起來仔細地打量。「洛拉呢？」 她輕聲問。這裡的人通常不火化親人。我覺得她之前不知道我帶來的會是什麼。她把盒子放在腿上，頭枕在盒蓋上。一開始我以為她在（開心地）笑，但我很快意識到她其實在哭。她的肩膀開始顫抖、開始哀哭——深沉的、悲慟的、動物般的哀號，就像我之前從洛拉那裡聽到過的一樣。

我沒有早點把洛拉的骨灰送來，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這裡的人是否真的那麼在乎她。我沒有預料到有人會如此悲慟。我還沒來得及去安慰艾比婭，一個女人從廚房走出來緊緊抱住她，也開始哀哭。一瞬間滿屋都是哭聲。那些老人——有的已經盲了，很多一顆牙都不剩——都毫無顧忌地大哭起來，滿屋的哭聲持續了約十分鐘之久。我大為意外， 完全沒有注意到自己也已經淚流滿面。慢慢地抽泣聲消失了，屋裡再度安靜。

艾比婭抽泣著說，該吃飯了。大家走進廚房，眼睛都已哭得紅腫，但情緒卻突然輕鬆下來，開始聊天。我看了一眼長凳上空空的布包，意識到帶洛拉回到家鄉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作者：阿列克斯·提臧（Alex Tizon），記者，作家，普利策獎獲得者。他於今年三月去世，生前著有《大小人：尋找我作為亞洲人的自己》（Big Little Man: In Search of My Asian Self）。

(翻譯: 張拓木，張海雲，楊刁刁，Sirui Hua, 李雅坤，Xujun Eberlein)

***

【圖姐】是「美國華人」微信公眾號（微信ID: ChineseAmericans）的欄目之一，以圖文解說的方式介紹美國。

中文版：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06/lolas-story-chinese/526869/?utm_source=lolatencentxu

英文版：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06/lolas-story/524490/?utm_source=lolatencent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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