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梵高的身影：夾在夢想和現實之間的深圳大芬油畫工

視頻：《中國梵高》預告片。時長：3分25秒

《中國梵高》講述的是世界最大的油畫複製工廠——深圳大芬油畫村的農民畫工，在多年複製西方經典油畫之後，如何面對現實，直面自我、道德、藝術追求的多重選擇。它記錄了大芬畫工轉型路途中所遇到的困難與掙扎、絕望與希望、個人理想與現實生活的碰撞與妥協。大芬畫工的轉型同時映射了21世紀中國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 轉型中的複雜與矛盾，也批判了當代主流藝術圈的排他性，和社會賦予藝術價值的荒誕性。

長片紀錄片電影《中國梵高》(2016) 2016年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首映，獲北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國際製作）、土耳其TRT 國際紀錄片獎，已入選7個國際電影節。

未被馴化的油畫工人

撰文/陳夢嵐

攝影/余海波

編輯/迦沐梓

紀錄片《中國梵高》海報。

從深圳市中心沿龍崗大道向東北方行進十公里，就會看到大芬油畫村不高不矮的居民樓擠在大芬立交的一個夾角里。從某個角度看去，大芬村在橋的下面，深圳更高的高樓在上面，每當火車從橋上划過，用導演余海波和余天琦的話說，「有種時空穿越的感覺」。

繼三十多年前，香港畫商黃江帶領十幾個畫工落腳大芬村後，這塊不到0.4平方公里的土地容納過上萬名畫工，在2015年一年就向國際藝術市場賣出了六千五百萬美元的油畫。連日暴雨也趕不走炎熱的夏天裡，畫工們常常裸著上身，不同型號的《蒙娜麗莎》《向日葵》《最後的晚餐》像一件件還沒幹透的衣服，被晾在客廳天花板和陽台上。

和當下幾乎所有人一樣，這是一群夾在夢想和現實之間的男人，和零零星星幾個被注意到的女人。

紀錄片《中國梵高》劇照，大芬油畫村擠在大芬立交的一個夾角里。

《中國梵高》里的趙小勇、周永久和他身邊臨摹梵高畫作的畫工們，最大的夢想就是去梵高的家鄉荷蘭看看梵高真跡，也去西方那些賣他們畫兒的「畫廊」看看自己的作品。導演亦是父女的余海波和余天琦呈現的正是這樣一個讓畫工們翹首以盼的、讓夢想變為現實的儀式。

在人與畫的流動中，畫工們看到的反而是諸如「藝術」「夢想」這些辭彙的階層性：他們逼真的臨摹品無法讓他們在全球藝術市場中獲得應有的收益，也根本不足以讓他們進入藝術圈。

但他們仍然敏感，能夠切身感知理想和現實的糾纏。在趙小勇的夢裡，梵高親切地問他：

「小勇，你現在怎麼樣了？」

「我已經進入你的狀態了，」他答。

然而，回老家坐計程車去辦護照的路上，面對司機對他的質疑，趙小勇只能沉默幾秒，毫無夢裡的理直氣壯，然後答道「我不是抄襲，是臨摹。」

畫師趙小勇7年間共畫梵高作品9萬餘幅，2005年9月。

這個故事裡，從深圳到湖南，再到阿姆斯特丹、阿爾勒，天空一直陰沉，包裹著搖搖欲墜的雨水，就像這些男人眼裡一直飽含的淚光。他們是靈活的、足智多謀的、堅強的，在大醉之後撿起理想的碎片，又給自己拼湊出一個新的、沒那麼遙不可及的理想。

摩登時代的魔咒似乎在趙小勇、周永久們身上失靈了。它既沒有完全馴化這群工人的身體，也沒有完全泯滅這群工人的精神。

當然，畫工們會用梵高的經歷安慰自己：「他為自己的心靈服務，他偉大在這裡。」

從《大芬油畫村》到《中國梵高》

穀雨故事：大芬村有那麼多畫工，這部片子主要呈現了趙小勇。你們當時選擇的標準是這個人有沒有執念嗎？

余天琦：我們剛開始拍的時候關注了很多個體，斷斷續續拍了好多年。有一些畫工做了一段時間後，還去中央美術學院進修、嘗試在北京生存，但他們很難擺脫「複製畫工」的身份，最後還是回到大芬。也有自己做老闆的，像周永久。他最開始在流水線上做畫工，後來做監工，再自己出來做。他自己的店賣很多種畫，也有自己創作的。他的故事涉及到的人物多，比較複雜、分散。

大芬村大部分人會臨摹很多畫家的畫，專長不是特別明顯。作為電影敘事來說，趙小勇一直在畫梵高，他的變化也很有意思，這很難得。另外，他的師傅張老師也一直畫梵高和莫奈。

紀錄片《中國梵高》劇照，趙小勇1996年來到大芬村。

穀雨故事：趙小勇為什麼會開始畫梵高？

余天琦：趙小勇當時在深圳關外的一個工廠做釉或瓷的填色。他小時候挺喜歡畫畫，當時農村家裡傢具不多，他的父親自己給傢具畫裝飾。

深圳這種移民文化，有個老鄉在哪兒，他們就互相拜訪。大概96、97年的時候，趙小勇跟老鄉去大芬看老鄉的親戚，這個親戚就成了他後來的老師。

一開始趙小勇也不知道大芬村是什麼。他就發現，哎，畫畫還可以賺錢，比在工廠工作還自由很多。所以他當時辭了工廠的工作去畫畫，走的時候工廠老闆還把床送給了他。

他剛開始畫畫的時候前兩個月都沒有收入，六七個人住在一間房子里，輪流做飯， 50塊錢可以活一周。

剛開始跟張老師學的時候，趙小勇也畫其他的畫。後來老師跟他說，「你就畫梵高吧，梵高好畫好學，而且好賣。」因為色彩艷麗啊，著手畫也容易。所以他就從《咖啡廳》《向日葵》開始學著畫。前期不容易賣，一張賣三十塊錢就很不錯了。

穀雨故事：趙小勇的老師現在還畫畫嗎？

余天琦：趙小勇的老師是個特別真誠的人。他八十年代末就去了大芬，畫了一輩子梵高。他不是個有經商頭腦的人，在大芬村的樓上租了個小房子一個人畫。他兒子中學之後就送回老家讀書了。他的老婆生了孩子就跑了，估計是受不了這種生活吧。

拍到去年，他老師突然去世，三天之後才有人發現。趙小勇可能也是受了一些刺激，還去住了院。

他老師是很好的一個人，我父親跟他感情更深。我們家現在還有一幅畫，藍色杏花，就是他老師畫的。很多人說他老師畫的比趙小勇畫的好，畫里可以看到對梵高的感情，有對梵高的想像。但是因為趙小勇全家產業化一起畫，形成了家庭作坊，能接五千張的訂單。他老師一個人在畫，就很??

紀錄片《中國梵高》劇照，藍色杏花。

穀雨故事：更梵高。

余天琦：真的是。他一直在畫梵高，對梵高的理解很深。但他特別不擅長表達，我們也拍攝很多他的素材。大芬畫工沒有什麼藝術家這個概念，只有畫家。張老師所追求的就是在技術上達到一種爐火純青的狀態。他覺得這就是畫畫。

他很明確自己是誰，他不是說要創作。他只是很崇拜梵高，可以通過畫梵高賺點生活費。

穀雨故事：所以剛開始想拍攝大芬而不是中國梵高？

余天琦：2005年，我父親余海波開始拍大芬油畫村的圖片專題，比較社會學的視角觀察大芬油畫村的油畫產業現象，以及畫工面對歐洲經典呈現出的存在方式、生命形態。

畫工在擁擠的生產線上趕畫訂單，2005年。

後來大芬油畫村的圖片專題在國際上獲荷賽獎，並被美國舊金山當代藝術博物館等國際藝術機構收藏。2011年後，我們決定一起合作，以畫工臨摹梵高為主線拍攝，2013年做了提案片花取名為《中國梵高》。從畫工們的生命形態中尋找梵高的身影，一個跨越百年時空的穿越，也是在當代生活中品味藝術與生命的關係，對藝術態度與態術價值的一次審視。

所以紀錄片以一開始終緊緊圍繞著《中國梵高》思考前行的，始終面對畫工們的生存、流水積累、感性升華、夢想糾結中構建故事，圍繞畫工們命運發展和歸宿深層思考。但是鑒於電影敘事，選擇側重人物的構建，我們做了取捨。

不過接下來我們會再次審視有關張老師的素材，計劃再做一個影像視頻，也計劃做一個《中國梵高》的展覽，包括電影、其他影像視頻、畫工們的油畫、還有我父親早些年的攝影作品。

穀雨故事：這樣可以打破不同媒介的局限性和電影形式的限制？

余天琦：對，而且這種形式更加鮮明呈視《中國梵高》的理念。藝術圈越來越機構化、精英化，而當代藝術大部分在玩概念。手藝的東西，從文藝復興教堂里的手藝到文革時期的海報宣傳畫，大部分手藝人是不會被記下來的。這些畫工的作品一直都是被拒絕的。

複製精神

穀雨故事：我自己還挺喜歡這個片子的主題，手藝在資本主義語境下的掙扎，以及尊嚴和個體創造性在受到壓迫時的衝突。

余天琦：對，畫工們雖然前期在複製，但也有個人創造在裡面。越是手藝的東西，越容易被大的產業忽視，被產業各個環節剝削。

穀雨故事：但比較特別的是恰恰是這個產業賦予了畫工們這樣的機會。藝術產業本身就蘊含著獨創性和複製、精神表述和消費價值的矛盾。

余天琦：深圳和周邊地區有那麼多工廠在生產球鞋、衣服、手機，大芬也是複製，但它複製的是一個有精神的東西。一個人在小店鋪里買到這幅畫時，他可能會猜想到這是誰畫的，但他更容易看到的是「這是梵高」。這幅複製的畫複製的不是其他的東西，它是有靈魂的，對購買者也是個精神象徵。

我們當時討論過本雅明「靈暈（Aura）」的概念。它是通過畫工的複製被傳遞給更多的購買者和觀眾。

紀錄片《中國梵高》劇照，大芬村的油畫工人。

穀雨故事：那畫工們會覺得，自己做的勞動跟其他的工廠工人不一樣么？

余天琦：他們其實也沒想那麼多吧。你們讀過張彤禾寫的《打工女孩（Factory Girls）》嗎？這本書寫的很細緻。十六七歲沒滿打工年齡的打工妹，她們在工廠的打工也是對她們有推動的。她們中有些人很不適應重複勞力的工作，也想離開，覺得「我要去學一個技術，學會用電腦，找到更好的工作」，比如文秘工作、辦公室的工作，起碼比打工要進一步，起碼有個精神的追求。

所以在其他工廠里，工人也不是純粹的複製機器。某種程度上也有精神的推動。這種推動可能不會像複製梵高那麼明顯。人的能動性其實挺大的。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打工者或者是農村的人沒有這種意識，這本身就不對。

穀雨故事：就像「爆紅」的范雨素。

余天琦：對，我們本身以一種從上到下的價值判斷，覺得「我們」可以談論「他們」，但當「他們」談論自己的時候，「我們」會吃驚，會覺得「他們」沒有反思性。我想表達的一點就是要更平等地看到所有人身上的東西。

這就像把中國放在一個世界語境里，中國和所謂西方世界的關係，我們和他者的關係，這是在同一個構架里。

深圳其實和北京很不一樣：北京可能有很多文化藝術活動，但深圳商業文化太重。在深圳想做藝術的人也很多，但所處的環境很不一樣。北京有圈子文化，但在深圳個體跟社會的關係會更加明顯被強調，你就是赤裸裸的一個人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社會下。

我父親當時89年武漢大學畢業後如果來北京的話，可能就自己搞一個工作室，走另外一個發展路線了。現在深圳房價貴到死，要搞一個藝術家創作的工作室本身就要好多錢，所以都去了郊區，藝術也被偏遠化了。當然，現在許多城市都是這樣。在深圳，許多搞藝術的得先想著怎麼謀生，才能去想藝術和自我表達。

紀錄片《中國梵高》劇照，趙小勇和他的家人。

穀雨故事：那畫工們的子女怎麼看待父輩做的事情？

余天琦：這個也很有意思。趙小勇自己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以這種方式為生，他表露出來是很驕傲的。他也這樣跟他女兒說，「我也沒有上多少學啊，也是靠眼睛看、頭腦想，現在不是也可以畫畫養家么」。

但是在很私密的時候，他還是會覺得，「我初中都沒有畢業，如果有機會上美術學院的話，我肯定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他自己這樣的工作方式，是不太可能有時間跟孩子在一起。兒子在身邊，女兒被送去妻子的老家江西，回來一次也很難有交流。

他的女兒現在也高中畢業了，想去技校。他想讓女兒從動畫動漫做起，但是不知道會怎麼樣。他女兒不想在老家讀書，因為聽不懂江西話。

片中趙小勇後來教他女兒畫畫，我覺得她女兒說了句很有意思的，就是畫完爸爸讓她簽名，她說，「簽誰的名字，不能簽梵高的吧」。她會意識到這個東西是我畫的。

我覺得挺耐人深思的。這種變化並不會那麼快，趙小勇這一代畫工的命運在發生變化，但他們的孩子能否達到一個理想狀態，還是說現實就是這樣子，我們不知道。

紀錄片《中國梵高》劇照，趙小勇的女兒。

「他也會慢慢意識到自己是中國梵高」

穀雨故事：參與拍攝這部片子，趙小勇的處境和心境有什麼變化呢？

余天琦：最早的時候我父親拍過趙小勇一張照片，他把照片印的很大放在店鋪門口。他自己還照著照片畫了一幅畫。他的畫廊叫印象畫廊。他臨的梵高作品大幅漲價，如果消費者給的價低，他會拿出收來的其他畫工畫的畫。他常說，我畫的肯定不是這個價錢。趙小勇一家人的生活處境在改變，他去了外省開畫廊，自已也買了汽車。

穀雨故事：他會在畫廊里賣自己的畫么？

余天琦：趙小勇試著畫些原創，但大多是把梵高的肖像抽出來，畫在另外一個背景上，是一個變化。一些對這群大芬畫工比較感興趣的人會買，但很難。或者用梵高的手法畫別的內容，如仿照片畫自畫像等，在自已的畫廊里也賣過。

穀雨故事：所以會有這種困境，很難脫離梵高這樣一個藝術標籤、藝術手法，或者是精神框架？

余天琦：感覺是，他自己畫原創的筆觸都是梵高。趙小勇參與拍攝這部片子， 也使得他自身發生了很大變化，將自己和《中國梵高》聯繫在一起，時間長了，他也會慢慢意識到自己是中國梵高。

這種意識的產生真的是到了荷蘭之後。趙小勇會覺得自己不光是一個畫工了。他對自己的認識是「中國人」，而且他會去思考他到底能不能做原創。我們在梵高美術館拍完的時候，美術館負責人跟他說，「希望能看到你自己的創作」。當時他的表情都不太自然。他之前沒想過要做原創，但後來發現大家對他有那樣的期待。

紀錄片《中國梵高》劇照，梵高美術館裡的趙小勇。

穀雨故事：所以對趙小勇來說，去過歐洲後他開始覺醒了。

余天琦：從2014年他從歐洲回來之後，我們一直進一步觀察他的變化。你遇到一個新鮮的事情，肯定是有一個興奮的狀態，回來再有一個緩衝期、反思期，再回到你之前一樣的生活裡面去。

趙小勇第一次出國，不光看到真跡，還知道自己的畫在歐洲紀念品商店裡賣很高的價格。帶他去歐洲的他的油畫代理，也帶我們去了德國，但在德國，趙小勇就沒有把這個情緒太過表達，也許已經經歷過了荷蘭的打擊。他可能覺得，反正我的畫能作為高仿來賣也是一種價值。所以他回來之後給自己的定位也是做高仿，不再是小畫30塊錢，大畫3、5百塊錢。

之前他可能只算勞力時間，兩小時就賣兩小時的成本錢。現在他敢提出自己的附加值，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慢慢的自信。

穀雨故事：慢慢意識到臨摹作品裡除了勞動力以外的創作價值。

余天琦：對，因為藝術有這種附加值。我覺得起碼這種影響是好的，我們還比較欣慰、心安理得，起碼會給他帶來一些比較好的東西。

他肯定也痛苦過，現在可能還在這個過程中。他同時在做商業和原創，因為不可能不去做商業的東西。但是他這種覺醒和選擇肯定是有痛苦的。

穀雨故事：這個痛苦來自於？

余天琦：他會自我懷疑，懷疑自己之前做的是不是藝術，自己到底是畫工、畫家、還是藝術家。其實他回來之後有幾個階段。剛開始的時候不知道自己該怎麼畫原創。因為他有了原創這種意識，就無法還像之前一樣簡單地複製了。

以前畫的時候，就照著一個平板電腦上的小照片，都是網上下載的，根本沒有細節，憑自己想像畫。而現在，他看到了真跡，就感覺筆觸應該是這樣子的，一心想著要和梵高印刷品一模一樣。

紀錄片《中國梵高》劇照。

穀雨故事：恰恰是之前模糊的影像給了他想像的空間。

余天琦：後來深圳的一個商人想給他投資做一個複製梵高美術館，他很興奮，兩眼冒金星。他想要把梵高的作品全部亮仿出來，開一家梵高的美術館，售票讓很多人參觀，於是他用了很長時間畫高仿，他的模擬複製卻變得小心刻板。他工整的筆觸沒有了之前的洒脫、自由和豪放，沒有那麼多充滿想像的靈性了。

有點像網紅的概念，那種突然的關注度能夠帶來甚至是上億的利益。他這樣說：「中國有上億人，有百分之十的人來這裡看複製梵高美術館，那都有多少錢喔。」

這個結果可以理解，為什麼趙小勇回來沒去做原創，反而繼續他的複製。

穀雨故事：外國觀眾會不理解或者會曲解這一點嗎？

余天琦：許多人是不會很好把握怎麼去應對外部的這種誘惑。沒有誘惑的時候還好，有誘惑的時候就難說了。

我目前在完成的一本書，關於21世紀自我表達和中國個體的自我構建，以第一人稱紀錄片為例，就寫到直播。這兩年很多資本在投資網紅，它開始的時候是第一人稱的表達，但後來對表達的渴望成了一種表演，而且這種表演跟經濟掛鉤，可以拿自我的表演去奪眼球賺錢。所以我最近也在被迫看很多直播。看這個直播是邊搖頭邊不可思議，然後還會上癮。

我有時候就想，都半夜了為什麼還有直播賣衣服，會有人讓主播去試衣服。可能也反映了當下人們的自我存在感太弱了。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間的交流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那麼普及和親密。

虛實和東西方之間的拉扯

穀雨故事：天琦是在片子的製作進行到哪個階段加入的？是你把做一部大芬的紀錄片這個主意告訴你父親的嗎？

余天琦：我父親早期1980年代的創作是比較超現實的個人靜態影像，後來到了深圳之後偏向紀實。也是跟深圳的發展有關，因為深圳太多真實且荒誕的事情了。我之前學習的是電影和社會學，研究和製作紀錄片。他一直在拍大芬，2011年我們就一起決定做一個紀錄片。

梵高畫室里在地上睡覺的畫工，2005年8月。

穀雨故事：因為真實本身就超現實，就夠衝突。

余天琦：對，本身力量就很足。我父親並不把自己定位成只拍紀實，他的想法比較像一個藝術家，做紀錄片也不是說做一個規規矩矩的紀錄片。

比如《中國梵高》片子中許多部分，呈現出魔幻現實主義氣息，手法上更加自由奔放，為了更好地詮釋畫工們的生存渴望與精神幻想的時空軌跡。

穀雨故事：放電影一幕那個煙霧，會讓人聯想到那一群男人，抽著煙觀察他們的精神偶像的狀態。這是一個很親密、很私人的視角下，一群男人的內心世界。

余天琦：對，而且因為放映機的光，這個煙霧會更加明顯。我父親跟他們也很融入，會一起光著膀子喝酒啊。他像一個藝術家創作那樣去感知。

穀雨故事：和父親合作會不會有壓力？

余天琦：兩代人肯定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側重點。我之前一直在國外讀書，所以拍攝這部片子是我們兩個一次很深入的溝通。平時兩代人之間發現觀念不一樣可能就過去了，但一起做事情的時候就沒辦法去逃避，必須要去面對。

我覺得就是因為這種關係，怎麼吵都沒問題，跟工作夥伴反而不會這樣吵。和父親吵得再凶第二天還是要正常工作，吵再凶也都不會說「我不幹了」。

穀雨故事：和父親相比，你希望片子更側重哪個方面？

余天琦：我會更側重國際語境上的中國個體，用全球視角去觀看這個人物，而不是把中國給孤立化。

人類學上，很多人可能傾向把比如大芬這個地方作為一個特殊的文本。但是我覺得任何一個所謂的文本都有一個語境。當我們以世界的語境看中國的發展，會覺得個人的命運是擺脫不了的。

趙小勇在梵高咖啡館前現場作畫。

穀雨故事：會覺得比較理念化的東西實踐到影像上比較困難嗎？語境這個東西轉化到影像上會是怎樣的？

余天琦：比如趙小勇去了荷蘭，他在另外一個空間裡面所遇到的東西。這是一種主動的鏈接，說明他本身就在一個世界的空間下面。這就是當下人的流動性。

而且他到了那個地方，大家就會看到，他不止是一個純粹的他者，一個中國的畫工。他和西方觀眾和世界觀眾都有一個緊密的聯繫。對於西方觀眾來說，這部影片也會打破他們對藝術產業的認識。他們之前也不太明確是什麼人在畫什麼。

我們會發現一幅複製畫背後的生命個體也是有靈魂有追求，也會更加尊重他們。

紀錄片《中國梵高》劇照。

穀雨故事：那結尾以廣播里的天氣預報結束又是為什麼呢？感覺整部片子的天氣和心境配合得都很好。

余天琦：那個廣播是我父親的想法。我父親自己喜歡聽收音。早期沖膠片不是暗房嘛，那種收音就伴隨著他。畫工需要認真畫畫，也是會聽收音。我就覺得，父親有時候那種想法，哇.....姜還是老的辣。

他的那種真真假假、真實荒誕、現實超現實，他很喜歡玩這個，就覺得現實是很超現實的。結尾這裡也是，畫工們很暢快地談，講自己之後肯定會被認可，一百年後自己的價值啊，像夢和幻覺一樣，梵高的畫反射在玻璃里，但天氣預報的收音一出來，馬上又被拉回現實，「下雨暴風，百分之九十的濕度」。

反而因為我做紀錄片研究…..理論需要理性分析，創作需要創意和想像，這是兩條不同的道路。

穀雨故事：說到非虛構這個問題。每一個導演對於現實都有自己的理解。

余天琦：對，個人主觀的情緒會更直接地表達。我父親就不會有紀錄片學院框架的限制。在大芬，他們畫的時候也是因為沒有學院訓練的限制，會有種想像力。

這些都是主觀的情緒的表達，主觀的真實還是客觀的真實，外部的真實還是你內心的真實，它可能會表現出很多內心的東西。

穀雨故事：但是這外部真實和內心愿望之間的落差，以及拉近這個差距的難度，是中國個體現在比較特有的處境嗎？

余天琦：可能是吧，這就是為什麼片子開頭引用了梵高寫給他弟弟提奧·梵高的話：「我正走向一個看似很近的地方，但也許它很遙遠。」每個人都在往理想的東西靠，每個人。但可能時而覺得很近，時而覺得很遠。

我覺得不光是中國，真的是每個人、每個時空、每個歷史階段的人都會有這種東西，都會有理想的東西，以及理想和現實的拉扯、碰撞。我們每個人都在這種過程中前行。

關於余海波、余天琦

余海波，攝影家、導演、策展人。深圳商報圖片總監，深圳大學客座教授，深圳市職業攝影協會會長。代表攝影作品有《中國大芬油畫村》《遠古的夢》《在幻想鎖鏈的彼岸》《西藏》《通途》《無語的風景》《地球村》等。《中國大芬油畫村》《通途》等多件作品被美國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美國克蘭納特美術館、當代中國攝影百家典藏、中國像事攝影家典藏、英國V&A博物館收藏。曾獲2016年「鏡美尊」攝影家大獎；第九屆中國攝影「金像獎」；第49屆世界新聞攝影比賽（荷賽）二等獎；中國攝影50年貢獻獎；魯迅藝術獎；兩屆國際新聞攝影比賽（華賽）文化藝術類金獎；中國攝影記者「金眼獎」；1986國際和平年全國攝影大獎賽「國際和平杯」獎等。連續擔任11屆深圳《吾城吾鄉》攝影年展主策展人；《100位攝影師的深圳記憶》策展人。

余天琦，紀錄片導演、製片人、學者。現任上海交通大學 - 美國南加州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院副教授。研究紀錄片、第一人稱敘述非虛構影像，影像與記憶、業餘家庭影像、散文電影。余天琦獲劍橋大學社會學碩士，倫敦西敏寺大學獲得電影博士。紀錄片《夢尋深圳》（2007）獲英國大學生電影節最佳紀錄片和評委最高獎，入選探索頻道新銳導演計劃，影像作品《關於家的記憶》被DSLCollection收藏。英文著作《China』s iGeneration》(Bloomsbury出版社) 聯合編者，譯有《銀屏中國》，編有Laura Rascaroli的《私人攝像機》，剛完成英文論著《『My』 Self On Camera》（愛丁堡大學出版社），關於中國第一人稱敘述紀錄片。

穀雨致力於支持中國非虛構作品的創作與傳播。了解更多文章，請關注微信公眾號「穀雨故事（GuyuStory）」，投稿與合作請發郵件至guyustory@qq.com。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穀雨故事 的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