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在抗戰中之六：國際合作不但有中美合作，還有中蘇、中英合作

軍統在抗戰中之六：軍統的國際合作，不但有中美合作，還有中蘇合作、中英合作

遲傑

摘要：軍統在抗戰時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不但在國內，而且和盟國的情報機關也有很多合作，除了著名的中美合作所，還有鮮為人知的中蘇、中英合作，通過這些國際合作，軍統的勢力進一步得到擴充，同時也對抗戰做出了更大的貢獻。

圖1：中美合作所舊址，軍統在抗戰中和盟國情報機關有過密切合作

鮮為人知的中蘇合作

1937年8月27日，也就是全面抗戰爆發一個半月後，中蘇就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由此開始了大規模的對華援助。在軍事合作的同時，情報領域的合作也很快提上議事日程。

1938年5月，雙方達成在對日情報領域的合作意向，決定成立一個聯合情報工作機構，並簽署了《中蘇情報合作經費議定書》。7月14日，中蘇技術研究所秘密成立，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祖兼任所長，國民政府軍令部第二廳第三處處長鄭介民及蘇聯安全局的瓦西列夫為副所長，總部設在漢口，下設四個科，都是由中方人員任科長，蘇方人員任副科長。第一科負責訓練，第二科負責情報搜集整理，第三科負責電訊通信，第四科負責總務。中方的對口合作單位就是軍統。

中蘇技術研究所成立後，軍統全力配合，迅速展開了情報搜集和整理，僅僅一個月就先後在天津、北平、山東、寧夏、上海、漢口、香港、爪哇設立了8個情報組，截至到1938年底，就獲取了148件，其中直接由蘇聯提供的有27件。1939年之後，中蘇技術研究所進一步發展，除了原來8個情報組繼續發展組織，還在東京、廣州、徐州、鄭州、西安、太原、瀋陽、哈爾濱、宜昌、長沙、南昌、日本、朝鮮、台灣、馬公島等地開設了新的情報組。在各地情報組織發展迅猛的情況下，為了更有效地協調各地情報組的工作，中蘇技術研究所又將所有情報組劃分為八大區，第一區負責第四戰區所轄地區，區部設在東莞；第二區負責三戰區所轄地區，區部設在上海；第三區負責第五戰區所轄地區，區部設在漢口；第四區負責第一戰區所轄地區，區部設在鄭州；第五區負責第二戰區所轄地區，區部設在太原；第六區負責山東全省和蘇北地區，區部設在濟南；第七區負責河北和察哈爾地區，區部設在北平；第八區負責第九戰區所轄地區，區部設在九江。

不過中蘇情報合作的成果僅僅只有情報的搜集和整理，並沒有其他人員訓練、敵後襲擾作戰等方面，合作並不深入也不全面，根本無法和後來中美情報合作相提並論，但是對於軍統來說，剛剛開始對日情報鬥爭，各方面還停留在以往國內軍閥混戰時期，和蘇聯情報機關的合作，讓軍統迅速和國際領先的情報鬥爭接軌，轉入針對日本的情報鬥爭，意義非同小可。可惜的是，有關中蘇技術研究所的資料非常稀缺，所以難以有更深入的介紹。

而且由於雙方在政治意識上的差異，已經不可能再恢復到當年北伐戰爭時期那樣親密無間的合作程度了。進入1939年後，日本南進的戰略意圖已經越來越明顯，中國和美英等西方國家的接觸越來越深入，特別是1941年4月，蘇聯和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蘇聯逐漸中斷了對中國的援助，中蘇情報合作也就隨之落幕。

戴笠和英國佬始終沒好感

軍統的掌門人戴笠對英國始終沒有好感，原因之一就是曾經在過境香港時被港英當局羈押了三天。關於這次被羈押情況說法不一，不但在時間上就有1936年3月、1940年10月和1941年6月三種，原因也是眾說紛紜，但戴笠被港英當局羈押了三天卻是不爭的事實，這被戴笠引為奇恥大辱，從此也埋下了對英國深深的厭惡。

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兩年的1939年，英國就主動提出希望和中國在情報領域進行合作，當時和英國情報機關合作的中國對口單位就是中統，而不是軍統。中統和英方的合作主要是在東南亞地區聯手開展對日情報搜集以及其他渠道獲得的情報交流。

可以說軍統對和英國在東南亞展開情報合作，很是不屑，早在1939年1月，軍統就已經在第二處下面增設國際科，專門方負責在海外開展情報工作。此後，軍統完全憑藉自身的資源和關係，先後在印度新德里、緬甸仰光和臘戍、泰國曼谷、越南西貢和海防、馬來亞吉隆坡和檳榔嶼設立了情報站，並在新加坡和菲律賓分別設立了星洲特別小組和荷印特別小組。

圖2：中英情報機關也曾經有過合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在上海的英國駐華情報部門首腦門德內哥羅就是在軍統和忠義救國軍的救助下逃出上海，他由此體會到軍統在敵後游擊武裝的作用和價值，便主動提出和中國合作成立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提供武器裝備和專家幫助中國組建、訓練特工和敵後武裝人員。同時也在香港成立了中英情報交換組，並在海南和虎門等地設立電台。但是戴笠感到和英國情報機關的合作，英方比較吝嗇，對援助的裝備數量斤斤計較，援助到位的時間也一拖再拖，認為「英人缺乏熱誠」，加上和美國情報機關已經開始接觸，所以就逐漸停止了英國的合作。

此外，中國的密碼破譯單位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在1941年12月破譯了日軍海軍航空兵的密碼通信，最早獲悉了日軍擊沉英軍太平洋艦隊「威爾士親王」號和「反擊」號的消息。英國方面因此非常希望能得到中國破譯日軍密碼的相關技術，主動邀請中國派出Special 密碼破譯小組前往印度共同開展對日軍密碼的破譯。當時針對日本陸軍航空兵和海軍航空兵（日軍當時沒有組建獨立的空軍）的密碼破譯已經由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移交給了航空委員會（其實就是空軍）監察總隊。因此，密碼破譯小組赴印事宜出現了「一國三公」的奇葩現象，和英國談判由軍令部第二廳負責，業務事項由航委會負責，而人員則幾乎全部來自軍統。在出發前，戴笠接見了全體人員，他告誡這些即將和英國人合作的破譯人員：「他們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老奸巨滑，你們去印度，與英國人打交道，一定要事事處處留心，態度要硬，決不可軟。應寸步不讓，否則就會吃虧，上他們的當！……你們到印度去要機警些，看形勢不妙就趕緊回來，不要到頭來，他們把你們扔下跑了，你們還莫名其妙哩……」

1942年10月，這個30多人組成的特殊小組以航委會監察總隊第6區隊的名義抵達印度加爾各答。從1942年11月到1943年10月，第6區隊總共破譯日軍密碼電報300餘份，不但為英軍提供了早期預警，更通過長期的無線電監聽和破譯，發現日軍海軍航空兵已經基本撤出東南亞，留在緬甸的只剩下陸軍航空兵，總共也就200架作戰飛機以及日軍戰機在緬甸的大致配置情況。

1943年10月以後，日軍在遠東已經無力進犯印度，對印度的空中襲擾也大為減少，空防情報工作自然也就沒有以前那樣迫切，英方也就不再滿足於單純的情報交流、提出了全面「吸收」中方密電破譯技術的請求。第6區隊立即請示國內，中方回復事關重大，如欲修改協議，應派員赴重慶重新談判。英方得到這個回復後，就乾脆提出如果中方不願意提供密碼破譯技術就撤回中國，因為英國認為今後的戰事已經不再需要中國的密碼破譯情報了。戴笠隨即命令第6區隊全部撤回國內，這次中英密碼破譯合作到1943年10月下旬徹底結束，結局果然驗證了戴笠之前的話。

1943年軍統和美國情報機關的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也引起了英國情報機關的高度重視，因此在1944年6月，英國再次提出希望和軍統重新展開合作，並由英軍東南亞最高司令長官蒙巴頓出面邀請軍統派人赴印度出席中英情報合作會議。1945年1月，中美英三國的情報部門在重慶盟軍總部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主要是協調三國的秘密准軍事行動。這次會議的出席者級別都相當高，中國方面是軍委會負責外事的錢大鈞、朱世明和軍統的戴笠、鄭介民，美國方面是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中將、戰略情報局局長威廉?約瑟夫?多諾萬、美國海軍情報署梅樂斯准將，英國方面是英國特別行動處（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簡稱SOE）格里姆斯戴爾少將、泰勒准將，但是會議總體氣氛並不和諧，也沒達成具體的合作協議。

儘管英國很不甘心，但最終和軍統的情報合作還是黯然收場。

戰果豐碩的中美合作所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海軍這才認識到之前軍統通報的情報是如此準確，由此對軍統的密碼破譯、情報分析能力十分欣賞，自然萌生了合作的念頭，因此美國海軍情報署立即指令駐重慶大使館武官迪帕斯上校和軍統聯繫，雙方一拍即合，戴笠隨即命令軍統美國站站長肖勃就雙方合作事宜和美方聯繫。

1942年1月，在美國華盛頓，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金上將和海軍情報署的梅樂斯（Mary Miles）中校與肖勃進行了詳細的討論，肖勃代表戴笠表示軍統可以為美軍在中國提供各種方便和情報合作，條件是希望美國海軍幫助軍統訓練游擊特工人員和提供武器裝備、特工器材、軍需物品。雙方很快達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圖3：美國海軍情報署梅樂斯中校

1942年5月，梅樂斯在肖勃的陪同下來到重慶，戴笠為他設宴洗塵，梅樂斯見餐桌上沒有任何家禽，覺得很奇怪，他知道中國人通常喜歡吃雞鴨，於是就問戴笠怎麼會沒有家禽？戴笠回答他，因為你是不吃家禽的——梅樂斯大為驚訝，不由佩服軍統情報搜集的能力之強。

隨後梅樂斯在戴笠陪同下前往福建浦城實地視察，儘管此時日軍正發動浙贛作戰，兵鋒距離浦城很近，但戴笠還是陪同梅樂斯在東南沿海進行實地考察，同時在途中兩人就雙方的合作進行了談判，這次考察其實也是梅樂斯對軍統的考察——他提出希望能有各地的水文氣象和日軍布設水雷的情報，沒有幾天軍統便向他提供了中國東南沿海、台灣乃至越南、緬甸、泰國和菲律賓的相關情報，速度之快捷情報之豐富，令他極為震撼，而且這次考察中既有國統區也有淪陷區，軍統都擁有相當大的勢力，即使在淪陷區，白天是日軍控制，晚上則是軍統的天下，因此儘管旅途不過短短几天，但卻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2年9月，梅樂斯第二次來中國，戴笠提出了中美情報機關全面合作的草案，很快這份草案得到了美國方面的批准。美軍因為梅樂斯在這次合作中的貢獻以及在合作開始後能夠和中方人員對等，所以破格晉陞為準將。9月22日，梅樂斯還被任命為戰略情報局遠東協調員，正式負責和軍統的合作及協調。

1943年4月15日，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和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分別代表中美雙方在華盛頓簽署《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美國戰略情報局局長多諾萬、梅樂斯和肖勃也在協定上簽字。

7月4日，戴笠和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美國《生活》雜誌老闆魯思在重慶共同在這份協定上簽字，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英文縮寫SACO）正式成立。由戴笠任所長，梅樂斯任副所長，中美合作所本來是隸屬於中國戰區，但遭到了戴笠和梅樂斯的強烈反對，因此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又發布了補充命令，明確中美合作所由中美雙方的最高統帥部直接領導。

圖3：戴笠在合作協定上簽字

圖4：7月4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的慶祝酒會

軍統在隨後重慶近郊歌樂山下的磁器口繅絲廠楊家山一帶，方圓十多平方公里範圍設立了禁區，陸續建造了宿舍、辦公廳、餐廳、跳舞廳、大禮堂、軍火庫、倉庫等建築，最高峰時期全所編製的內外勤人員就有6359人，其中美方人員約2000人。

除了本部總辦公室外，還下設人事組、情報組、作戰組、氣象組、會計組、財務組、特警組、通信組、秘密行動組、研究分析組、心理作戰組、供應組、醫務組、總務組、翻譯組、交通運輸組、醫院、看守所、警衛隊等下屬機構。

美方提供了大量裝備，其中包括156個氣象站的全套設備、一所擁有1000張床位的醫院全套設備、200輛吉普車、2000輛十輪卡以及9000噸特工器材和武器裝備等。

中美合作所先後開辦了22個訓練班，培訓幹部1300人、學員5萬餘人，輪訓作戰人員5萬多人，極大提高了中方對日作戰能力。

圖5：戴笠出席中美合作所訓練班的結業儀式

圖6：正在接受培訓的軍統人員

中美合作所取得的成效主要有：首先，在東南沿海設立了156個氣象站，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氣象情報網，這也是美國海軍情報署和軍統進行合作的首要使命，這些氣象站所搜集的氣象情報經過匯總整理，可以準確預報西太平洋上的氣象情況，對於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上的作戰至關重要，毫不誇張地說，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上19944年以後的歷次戰役都離不開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氣象情報，戰後美國海軍將中美合作所的氣象情報評價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軍潛艇攻擊敵海軍的惟一氣象情報來源」。

其次，情報搜集也是中美合作所重要任務，僅僅在在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中美合作所向美方提供4139件重要情報，美方提供中方的情報也有1758件。在電訊偵聽破譯方面，中美合作所總共截獲破譯日軍密電11萬多件。

中美合作所指揮和訓練的武裝人在敵後員積極活動，取得了相當大的戰果，根據中美合作所美方參謀長貝樂利1946年提交給美軍的正式戰報：中美合作所部隊「擊斃日軍26799人，傷11642人，俘虜508人，破壞橋樑183座，舢板158艘、汽船35艘，飛機1架，車頭、車廂425節，庫房271個，鐵路303段，機動車269輛，營救盟軍飛行員130名。」而敵後部隊的有些戰績遠遠不止數字所顯示的那樣簡單，例如，1944年1月21日，中美合作所訓練的忠義救國軍一部襲擊鄭州黃河大橋，日軍進行了兩個多月的緊急搶修才通車，從而迫使日軍在抗戰中規模最大的戰役「一號作戰」整整推遲了三個月，這就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行動了。

圖7：美方人員一起審訊被俘的日軍

此外，中美合作所的心理作戰組大量印製汪精衛偽政權的中儲券，在淪陷區使用，不但嚴重擾亂淪陷區金融，還利用這些假鈔收購大量淪陷區物資運回大後方，在經濟戰方面也進行得有聲有色。1945年3月美軍開始對日本本土展開全面戰略轟炸和1945年8月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接連投下兩枚原子彈，心理作戰組更是全力宣傳美軍在日本本土的成績，誇大原子彈的威力，極大動搖了日軍軍心。根據美軍在戰後對日軍的調查，這些宣傳對對日軍士氣的影響相當大。

中美合作所到底是抗日還是反共

長期以來，中美合作所總是被說成是「殺人魔窟」，甚至還出現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那麼真相到底如何？

首先，中美合作所是中美雙方為了對日作戰而成立，所有開展的工作無論是訓練、情報搜集還是敵後襲擊，都是為了對日作戰的目的。雙方簽署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就明確規定了雙方合作的任務就是搜集交換軍事情報、氣象情報，配合美軍在太平洋上的作戰；策應美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登陸；開展對淪陷區的破壞和心理作戰。還強調了「中美合作所系因對日作戰而成立，如戰爭結束應立即宣告結束。」因此抗戰勝利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就下令解散中美合作所，9月29日梅樂斯回國，10月11日，在歌樂山下的軍統大禮堂，軍統舉行了一個簡短儀式，宣告中美合作所正式結束。美方人員隨即開始分批回國，至1946年10月1日，美方最後一名人員離開中國。

而在中美合作所的下屬單位里，也從來沒有過集中營的單位。就是看守所也是在軍統的嚴密控制下，並不允許美方人員介入。1944年浙江大學教授費鞏失蹤，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就委託梅樂斯進行調查，戴笠就堅決拒絕梅樂斯指派的美方人員去檢查看守所，所以中美合作所根本無權插手軍統看守所。

圖8：從來沒有過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單位

國共內戰期間，軍統對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員進行關押、刑訊乃至處決，其中不少人都曾在中美合作所特種技術警察訓練班接受過培訓，刑訊工具以及刻有USA字樣的手銬腳鐐都是當時中美合作所解散時無償移交給軍統的，因此很容易被認為是中美合作所的延續。

圖9：中美合作所移交給軍統的刑具

1949年國民黨在敗逃重慶之前的11月27日，對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等地的革命志士進行了集體大屠殺，有200多位革命志士被殺害。這筆血債也被算在了中美合作所頭上。白公館原為四川軍閥楊森部下師長白駒的鄉間別墅，1939年冬被軍統作為臨時看守所，1943年中美合作所建立時，因為缺少現成的房屋，軍統就將白公館關押的犯人全部遷往渣滓洞，滕出白公館作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供美方人員居住。

這些裝備、人員、地點都和中美合作所有過關聯，但把中美合作所描述成「殺人魔窟」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如當年曾以美國戰略情報局僱員身份在重慶與梅樂斯共過事的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所說：「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於，當1945年國共內戰爆發時，它把援助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這就在客觀上意味著美國『過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對中共的活動。這自然會使中國共產黨所深惡痛絕，並完全有正當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不義行為。」

本文首發於網易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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