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一小人物給賀龍致命一擊

文史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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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敬平

來源=

《經濟觀察報》

賀龍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為賀龍平反恢複名譽的通知，澄清了賀龍遭誣受屈的真相，還了他的清白。然而，此時的賀龍已經不在人間了。蒙受不白之冤、不名譽地去往另一個世界的他，至死都不知道，在他的政敵借力文化大革命、誣告陷害他的時候，一個小人物，一個遠在武漢的中學教師，加入了這場大合唱，為他的政敵，送上了投槍和匕首。

這個中學教師姓晏。晏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畢業於中央大學外語系，先後供職於國民黨重要機構的他，是一個昔日國民黨陸軍中將的兒子。晏的父親有一個姓熊的部下，是賀龍的湘西老鄉，賀龍擔任澧州鎮守使的時候，他曾在賀龍手下當過差，與賀龍「昔年友善」。1934年，晏的父親以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的身份，派熊招降賀龍。孰料，熊招降未成，反被處決。去世之前，在內戰中降共、解放後擔任過若干閑職、反右時被打成「右派」的晏的父親，將他招降賀龍的往事，告訴了兒子，並囑咐他嚴守秘密，以免引火燒身，誤了卿卿性命。

顯然，晏沒有恪守父親的囑咐。當中國政治舞台上飄蕩出異樣的氣味，敏感於時事的晏，連續兩次，舉報賀龍「通敵叛變」的歷史問題，但是，舉報信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1967年2月14日，晏向他所在的造反派組織，第三次揭發賀龍通敵叛變。揭發信說：

某年某月某日，主管作戰情報的偽南昌行營二廳廳長，接到一張請他派人接洽的小紙條，落款只有一個「龍」字。心知肚明的廳長火速派出一名姓熊的下屬，前往紅軍佔領的中央蘇區，與時任紅三軍軍長的賀龍接觸。很快，這名姓熊的下屬稟報廳長，賀龍願意投降，條件是給他一個軍的編製。

廳長做不了主，請示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蔣只答應給他一個師。廳長派熊再赴中央蘇區轉告蔣的意見，賀龍不肯讓步，堅持要一個軍的編製。

廳長仍然做不了主，再次請示蔣介石，蔣還是不答應，但是，鬆了點口，說，人先過來，日後再說。

廳長派熊第三次去蘇區，豈料，熊被賀龍殺了，再也回不來了。賀龍為什麼要殺熊？晏在舉報信中說，因為條件不合不肯投降的賀龍，擔心三次往返聯絡的熊日後泄密，遂殺人滅口。

賀龍，是中共黨內授予元帥軍銜的高級將領，主持過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做過國務院副總理，能夠打倒賀龍這樣的大人物，對造反派來說，不啻於一場重大戰役的勝利。接到晏的舉報信，造反派頭頭如獲至寶，火速進京，報告中央文革小組。

賀龍的政敵，應該非常興奮。一年多來，政敵們不斷網羅賀龍篡黨奪權的罪狀，可是，中共最高領導人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將政敵們搜羅的罪狀給了他，安慰他不要緊張。儘管有最高領導人做靠山，造反派還是包圍了他在北京東交民巷的家，逼得他四處避難。

關鍵時刻，有人送來進攻賀龍的投槍和匕首，政敵們大喜過望，他們組織人員南下調查。憑藉南昌敵偽檔案中保存的一份蔣介石的訓令，他們說，晏的揭發是可信的，賀龍的確「通敵叛變」，只是由於敵人沒有滿足其私慾，或因客觀情況之變化，叛變未遂而已。煞費苦心的政敵們還組織了賀龍向蔣介石乞降等其他黑材料。最終，兩年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安慰他不要緊張的最高領導人，公開放棄了他。1969年初夏時節，73歲的賀龍，經不住「立案審查」和病痛的雙重摺磨，含恨而死。

賀龍死後，專案小組編製了一份審查報告，將賀龍定性為「通敵分子」、「陰謀篡奪軍權的陰謀家」。如果領頭的政敵沒有背叛最高領導人，客死他鄉，如果最高領導人沒有承認賀龍被搞錯了，中共中央為他恢複名譽的通知不知要到何時才能下發。恢複名譽的前提是澄清真相，而真相實際上不難澄清。

那份敵偽檔案中保存的蔣介石的訓令，是一份以蔣介石名義發布的撫恤令狀，在這份要求比照陣亡少將軍官的標準撫恤熊的令狀中，蔣介石簡要描述了熊勸降被殺的經過，說賀龍「陽為歸順，實則叵測」。「陽為歸順，實則叵測」是什麼意思？被賀龍的政敵們刻意隱瞞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送呈中共中央的報告，道出了所有的秘密，這份1934年的報告說：受命勸降賀龍的熊，起初並未露面，而是先派一人試探賀龍，察覺試探者陰謀的賀龍，即刻報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認為勸降是對紅軍的侮辱。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賀龍誘熊面談，從熊那兒窺見蔣介石的企圖。目的達到之後，湘鄂西中央分局舉行群眾大會，將熊「審判後槍斃之」。

拿到這兩份歷史檔案，賀龍「投敵叛變」「里通蔣介石」的真相馬上水落石出。賀龍平反了，但誣告賀龍的晏，並沒有受到懲處。據說，在賀龍被「專政」的日子裡，他也紅過一陣子，興許是因為他的出身不好和揭發有功，始終沒有得到提拔，他還是他，一個落魄的時不利兮的「官二代」。好在改革開放需要外語人才，他得以從中學調到財貿幹校。

等到賀龍的一個親屬1982年在武漢查問的時候，晏還是一個沒有脫離講台的教書匠。根據這位親屬的反映，當時的中央政法委書記指示公安部黨組徹查，正在準備申報副教授，利用海外關係申請出國的晏，次年被控誣告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屈指算來，從1967年誣告賀龍，到武漢市檢察院受命起訴，前後超過15年，如果放在今天，仰仗刑法追訴時效，他可能就沒事了。誣告陷害罪的法定最高刑10年，按照我國刑法關於追訴時效的規定，除非立案偵查後逃避偵查，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經過十年，就不再追訴了。

這就是刑事追訴時效，一旦刑法所規定的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超過了，司法機關的正義之劍就失去了光芒，就不能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作為一項司法制度，刑事追訴時效可以追訴到古羅馬帝國。不僅刑法有此規定，行政處罰法也不例外。假設你參與賭博，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過了兩年才被公安機關發現，你就不必擔心被罰款被拘留了。

我開始學習法律的時候，對這項制度很不理解。在中國古代，幹了壞事，死後還可以鞭屍，怎麼能讓幹了壞事的人，過了追訴時效，就溜之大吉呢？不但我這樣想，有個偉大的哲學家也是這樣理解的，他說，如果一群海島上的公民，經過公民大會，決定離開海島，散往世界各地，各奔前程前的最後一件事，必須是處決監獄裡最後一名死刑犯，否則，正義就無法得到體現。倘若正義不能通過懲罰來體現，刑罰就不能對犯罪人，以及其他社會成員產生威懾力，預防犯罪就成了一句空話。

後來，一堆刑法理論讓我不再堅持「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報應主義觀念。比如說，刑法的寬容，刑法的謙抑，最重要的，是刑法的功利主義觀念。國家不是萬能的，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倘若國家抱定有罪必罰的立場，司法成本就有可能超過收益，得不償失，而且，時間久了，找到充分而可靠的證據的難度加大了，搞錯案件侵犯人權的可能性也就大了，既然如此，我們只能按照功利的算計，置久遠的犯罪於不顧，將有限的司法資源投入到懲罰現有的犯罪上。

文革過後不久，功利主義觀念還沒有深入人心，加上人們對迫害元帥的憎恨，那個協助政敵誣陷賀龍的晏，當然不可能因為刑法追訴時效而免除牢獄之災，2000年以後，那個對晏進行公訴的武漢老檢察官，還說了句「惡有惡報」，對晏未能遠走異國他鄉，避免國家公訴感到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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