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春秋戰國的船棺墓群，又一步揭開古蜀神秘面紗

考古工作者去年底今年初，在成都市蒲江縣和青白江區，接連發現春秋至戰國時期的兩處大型船棺墓群

成都平原已發現幾十處船棺葬，但如此大規模的船棺群尚屬首次

成都地區相繼發掘的寶墩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船棺遺址，已使從新石器時期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古蜀文明形成序列，印證了古蜀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

航拍青白江區大彎鎮雙元村古船棺發掘現場

船棺考古證實，成都建城史至少開始於2500多年前的開明王朝

刻有「成都」銘文的青銅矛表明「成都造」青銅器在春秋戰國時期已趨成熟

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紗才揭開一角，從目前的考古成果看，我們低估了古人的創造能力

成都市中心高樓林立的地下，有古代重要遺存遺迹的可能性很大，希望政府在城市改造和規劃中能考慮到前期考古的需要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丨惠小勇 童方 高蕾

船棺是古代南方習水民族的一種特殊葬俗，以其船型棺作為葬具而得名。我國巴蜀地區一直以來就是氣候溫暖、水澤豐沛的區域。早在遠古時期，逐水而居的巴蜀人就利用水對竹木的浮力，造船操舟，渡涉江河。他們生時懂水、用水、賴舟楫，死後也希望乘著「載魂之舟」而到達另一個世界。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中心內保存的經過處理的船棺

成都發現多座船棺

去年底今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蒲江縣和青白江區接連發現春秋至戰國時期的兩處大型船棺墓群，並出土刻有「成都」字樣銘文的青銅矛、蜻蜓眼玻璃珠、巴蜀圖語印章及上千件精美青銅器、玉器、漆木器等珍貴文物。

蒲江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左圖）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截至目前，已在成都平原上的成都、新都、大邑、蒲江、什邡等地發現幾十處船棺葬，但此次在蒲江和青白江出土如此大規模的船棺群在考古史上尚屬首次。

這兩處船棺群是分別在兩個擬建工地的前期例行考古勘探中露出崢嶸的。

蒲江縣船棺葬墓群位於縣城邊上的鶴山鎮飛虎村鹽井溝。《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發掘現場看到，在近兩個足球場大的平地內，60多座古墓排列整齊，與近處一條古河道大致並行，墓內船棺大都保存完好，棺長約4米到7米。

蒲江縣船棺群

這些船棺均以整段楠木製成，棺蓋和棺身形制基本一樣。其製法是各將一根楠木去掉三分之一，將剩餘三分之二挖空中心部分，上下兩部分對扣在一起，成為一個完整的船棺。棺身低平、中空，如船艙，一頭鑿出弧度，如船頭；艙內屍骨已風化不存，但隨葬器物保存較為完好。

據現場考古領隊龔揚民介紹，共出土陶器、銅器、鐵器、漆木器、竹質器、草編器、印章等隨葬器物300餘件，最具價值的是一件刻有「成都」銘文的青銅矛和一件保存完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飾。

蒲江出土的成都矛（左圖）；蒲江出土的成都矛上有「成都」二字銘文（右圖）

已清理墓葬中有兩座規格較大，且未被盜擾。其中一座出土器物中有木梳、木几案、鐵斧木柄、銅弩機臂弓等。發現的漆木質及竹質器、草編器保存十分完整，皆為考古新發現。另一座發現10個竹簍的糧食和種子，形態和顏色皆保存較好。

蒲江船棺葬墓群已出土陶器、銅器、鐵器、漆木器、竹質器、草編器、印章等隨葬器物300餘件。

在青白江區大彎鎮雙元村，記者看到近2萬平方米的平地內，密集分布著大小不一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坑大部分為南北向，少量為東西向，大部分墓葬葬具為船棺。多數墓葬成組分布，有的兩座一組，有的三座一組，也有的十多座一組。

青白江船棺群出土的隨葬品中有大量的精美青銅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

其中最大的一座M154號墓位於中間，漆黑厚重的船棺躺在兩米多深的墓坑內，可以清晰看出棺身連同棺蓋是由整段古木製成。船棺的周圍還均勻地抹著厚厚一層用於密封的青膏泥。

成都青白江船棺群的M154號墓

現場考古領隊王天佑介紹，M154號墓棺內出土器物數量最多、等級最高。其中的漆木器紋飾特徵、銅印章符號特徵與2000年成都商業街船棺墓葬出土的同類器物特徵非常接近。商業街船棺墓葬被認為是戰國早期的古蜀王族墓地，所以154號墓墓主的身份也應該非常尊貴。

王天佑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這裡墓群年代跨度200多年，從春秋晚期延續至戰國中晚期，出土的上千件隨葬品中有青銅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部分器具中還發現稻、瓜籽、桃核等。其中尤以540多件青銅器品種多樣、形制優美，堪稱一座「地下青銅器寶庫」。

青白江船棺墓葬群目前已出土540多件青銅器，堪稱一座「青銅器寶庫」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隨後在青白江區博物館目睹了這批青銅器的「芳容」：有鼎、壺、敦、鍪，戈、鉞、劍、矛，斤、鑿、鋸、削，品種多樣、琳琅滿目，形制優美、花紋絢麗，讓人領略到古蜀文明的豐富多彩。

另有少量青銅容器風格與楚文化青銅器風格接近。其中一件青銅盞，蓋、身大部分飾蟠螭紋，捉手、器耳、器足採用透雕、浮雕工藝，精美異常，可見當時製造工藝的精湛；有兩件青銅戈，戈身上分別繪有精緻的龍紋、虎紋浮雕，活脫脫一個「虎踞龍盤」；還有約４厘米長、頗為精緻的各式銅削刀等微小器具。

青白江船棺墓葬群出圖的文物里，有兩件青銅戈，戈身上分別繪有精緻的龍紋、虎紋浮雕

解碼古蜀文明的鑰匙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到，船棺在南方一些省份、東南亞等一些國外傍水而居的地區多有發現，但迄今發現最早的船棺是成都金沙遺址中出土的商周時期船形葬具。從船棺發現的地點、規模、規格、隨葬器物等來看，均以四川為最。

青白江出土的漆器碎片

「船棺在古蜀開明王朝時大量出現，其中不少隨葬器物帶有明顯的楚文化印記，應與開明王朝首任國王鱉靈為有楚血統的巴人有關。傳說中善於治水的鱉靈從楚地溯游而上，帶來了這種葬俗，蜀人紛紛效仿，影響至長江中下游地區甚至海外。因此，船棺不是有些學者所說的由南北漸的外來品，它源於中華文明，是還原古代長江上游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也是解碼古蜀文明的一把鑰匙。」王毅告訴記者。

王毅等專家進一步分析說，四川境內發現的船棺遺址大都分布在成都平原西部岷江支流的台地，逐漸東移到水網密布的平原腹地，其遷徙過程實際上就是古蜀時期的一部治水史。從金沙遺址出土的「竹籠石埂子」等治水工具看，古蜀人積累了豐富的治水經驗。隨著治水能力的提升，最終選址以成都為中心。這與《華陽國志》記載「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相印證。說明古蜀先民的開拓進取，為後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奠定了一定基礎。

成都作為國家都城，始於古蜀開明王朝時期，得名源於「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一語。自建都以來，其名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國極少數沒有改變過稱謂的古城。「成都」作為城市名在歷代典籍和古詩詞中都經常可見。唐代詩人李白「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的詩句更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對成都的描述。

船棺考古證實，成都建城史至少開始於2500多年前的開明王朝。根據權威的考古報告，專家們認為，2000年在成都市商業街發掘清理的一處17具大型船棺合葬墓，就是古蜀開明王的王族墓地及宗廟遺址。儘管商業街船棺葬曾多次遭盜擾，仍然出土了大型漆器、樂器、兵器等隨葬品。該墓至今仍是船棺發現中規模最大的，其中最長的一具長18.8米，直徑1.7米，堪稱「船棺之王」。

2000年記者拍攝的成都商業街船棺發掘狀況

「蒲江地區前後發現船棺葬墓10次，而各次發現的船棺葬墓附近均存鹽井。蒲江在古蜀時期是製鹽重地，葬墓主人很有可能是開明王朝管理鹽業的官員。」龔揚民說。雖然蒲江和青白江船棺墓群的墓主身份低於成都商業街船棺墓主，但出土的豐富器物進一步印證了開明王朝定都成都及令人驚嘆的對外商業交往和農業、製造業水平。

在蒲江縣文廟的一間低矮狹小的平房內，一柄青銅矛被放置在一個白色的塑料盒中，透過薄薄的保鮮膜，矛上「成都」二字清晰可見，該矛也因此得名「成都矛」。據龔揚民介紹，這是考古史上「成都」兩字首次在成都地區發現，更表明「成都造」青銅器在春秋戰國時期已趨成熟。另一件保存完整的蜻蜓眼玻璃珠串飾，被發現於墓主人腰部附近，足見其尊貴地位。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江章華談蜻蜓眼玻璃珠的來源（四川話）

「蜻蜓眼玻璃珠在當時是舶來品，很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而來的貿易商品。證明四川作為我國西南地區對外交流中心的歷史早在戰國時期便已開始。」龔揚民說。

此外，兩地均有出土的柳葉劍及其他精緻的器具，將人們對古蜀國製造業水平的判斷提高到一個新層次；大量的農作物種子證明古蜀農業已非常發達。

蒲江船棺墓葬群M2號墓中還出土了兩枚青銅印章，均為一元銀幣大小，一枚左邊是漢字「王」字，右邊是兩顆心臟與火焰圖案；另一枚左右各有漢字「十」、「王」，中間夾著火焰與樹形圖案，下方是一把銅削。據介紹，此印章通常被認為是蜀人的族徽或官印，印章上的紋飾被稱為巴蜀圖語。目前成都平原已累計發現200餘枚刻有巴蜀圖語的印章，更有待學者們進一步研究解讀其中的含義。

蒲江船棺墓葬群出土的部分青銅印章。目前，刻有巴蜀圖語的印章已有200個，四川省文史館馮廣宏認為，隨著越來越多此類印章的發現，巴蜀圖語會如甲骨文一般形成獨立的系統，更多古蜀文明的密碼將被破譯。

古蜀文明的面紗剛剛撩開一角

成都考古所研究員劉雨茂等專家認為，近30多年來，在成都地區相繼發掘的寶墩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船棺遺址，已使從新石器時期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古蜀文明形成序列，分別對應了蠶叢、柏灌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古蜀王朝，印證了古蜀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然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楊穎東介紹古人如何打造兵器和器皿、古人又如何厲行節約

「雖然一個個不斷的考古驚奇讓人目瞪口呆，但我認為，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紗才剛剛揭開一角，四川考古剛剛走進黃金時期。現在對古蜀文明的研究越來越摸著脈了，隨著考古科技的發展，將會有更多驚人的發現。」王毅說。

王毅告訴記者，歷史的經驗是：蜀地越開放就越發展、越交流就越創新。從目前的考古成果看，我們低估了古人的創造能力。古蜀文明具有鮮明的開拓性、延續性、包容性、創新性和開放性。

專家因此建議，有關部門應進一步支持四川考古界採用衛星+物探、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等前沿考古手段，健全人才激勵政策，在成都市區建設規劃中更多考慮對地下重要遺存的發掘、保護。

「已有的考古發現表明，成都市中心高樓林立的地下，有古代重要遺存遺迹的可能性很大。目前考古只能在一些在建工地上見縫插針地進行，希望政府在城市改造和規劃中能考慮到前期考古的需要。」王毅說。

在專家看來，加大發掘力度的同時，對古蜀文明已有發現的保護、研究、傳播也同樣重要。四川至今沒有一個專門的以船棺為主題的博物館。在由文廟改建的蒲江縣博物館內，一個1982年出土、長約7米的船棺被擺放在文廟主殿大成殿正中，船棺中部還留嵌著一顆人類牙齒。大成殿背後，另一個不知何時出土的船棺被擺放在地上，只有一層塑料薄膜遮灰。

「我們不是不重視文物，實在沒有合適的地方，也缺乏研究力量。」當地文保單位負責人顯得很無奈。

據了解，蒲江縣不僅多次發現船棺墓群，並且是古代西南地區鹽鐵重鎮、南方絲綢之路重要節點。境內現存20多處鹽井遺址、74處冶鐵遺址和大量的相關文物，擁有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產資源。當地目前已有修建船棺博物館的計劃，但僅以一個縣的學術能力和經濟實力，無力支撐這樣高規格、大主題的博物館建設。對此，專家建議有關部門應予大力支持，並給予統籌、指導。LW

刊於《瞭望》2017年第21期，原題《出土船棺里的古蜀文明》

視頻、圖片來自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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