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及三島由紀夫

日本還有兩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和一位比他們影響更大的作家，他們分別是：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三島由紀夫。川端和三島最後都自殺身亡，為日本人關於生死的既有觀念又增加了兩個具體的案例。

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三島由紀夫（1925—1970）畢業於東京大學，同時是小說家、劇作家、記者、電影製作人和電影演員。儘管他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在所有的日本作家中，他在國內和國際的影響最大。

三島的人生充滿了悲劇色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四天之後，三島在《文藝文化》的好友蓮田善明，以陸軍中尉的身份在馬來半島自殺。同年10月23日，三島的妹妹美津子因傷寒病逝，時年17歲。這些都給三島以巨大的心理衝擊，也影響到他的創作。

三島的作品中體現了各種矛盾性，恰如日本人讓歐美人無法理解的衝突人格，如美與惡，愛與丑，優雅與暴烈，青春與老朽，誠實與偽善，希望與破滅，均衡與破壞。

變態的愛情之外，三島的作品中也回蕩著一股死亡之氣，他的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死亡。同樣地，對於三島，死不代表恐懼，而是一種美麗的、使人嚮往的東西。

川端康成也秉承和三島由紀夫類似的價值觀，他的作品裡也描寫了大量曖昧不清的愛情和美麗的死亡。他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的演講《美麗的日本的我》文采飛揚、引經據典，洋溢著東方禪宗哲理的味道，光是題目就讓與會的同聲傳譯官大為苦惱，更不用說裡面的內容了。按照26年後登上同一講台的大江健三郎的說法，川端康成的講演充滿了曖昧。

川端康成（1899—1972）作為日本第一個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幼年父母雙亡，其後姐姐和祖父母又陸續病故，因此他被稱為「參加葬禮的名人」。也許這些造成了他心情的苦悶憂鬱，形成了感傷與孤獨的性格，川端康成的文學底色也是沉鬱而憂傷的，早期多以下層女性作為小說的主人公，描寫她們的純潔和不幸。其在1926年發表的成名作小說《伊豆的舞女》描寫了高中生「我」和流浪藝人阿薰的內在濃烈而外在淡然的感情故事，兩個人自始至終沒有向對方傾吐過一句愛慕之情的話，而彼此對對方的感情又都處於似察覺與非察覺之間。也就是說，既心心相印，又不見言表，沒有衝動，沒有痛苦，一切言行都是那麼淡泊和含蓄。這與我們前面提到過的歌曲《北國之春》中的「雖然我們已內心相愛，至今尚未吐真情」是一脈相承的，無非一為小說，一為歌詞而已。

災難造成了人對於死亡的淡然接受，也帶來了人們對於感情的含蓄與保留，也許對於日本人來說，既然生命都無法安穩地把握在自己手中，死亡來而無懼，愛情有亦不喜吧。

川端康成最著名的小說《伊豆的舞女》是那樣對待本應生死相依的愛情，那麼，川端康成筆下又是怎樣描述死亡的呢？川端康成第一次編撰的作品全集中，有34篇作品在開頭五行里含有死或與死直接相關的話，佔全集作品的三成。而與其他大多數作家把死亡當作故事的終結來描寫不同，川端康成的作品裡往往把死亡當作故事的起點，《白色的望月》、《水月》及《山之音》等後期作品，一開始就在疾病或垂暮的人生氛圍中透露出死的信息。

和渡邊淳一、村上春樹等當代作家一致的是，川端康成早就認為死亡是人生最高的藝術，是美的表現，所以他在作品中完全把死亡描寫成絕美的意境。《雪國》里葉子的死被寫作是生命的延續，《千隻鶴》中太田夫人的死讓菊治和文子都感到她更美了。和作品同出一轍的是，川端康成於1972年4月16日在工作室自殺身亡，用行動詮釋了自己對所秉承文化的獻祭。

大江健三郎獲得了199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他對日本的傳統文化也是十分執著，在個人作品裡繼承並發揚了公元800年後期的《竹取物語》延續下來的象徵性技法。在他的作品中，顯現出一種「衝突?並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下面，我們僅錄一段他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的講演：

我覺得，日本現在仍然持續著開國120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於曖昧（ambiguity）的兩極之間。而我，身為被刻上了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家，就生活在這種曖昧之中。

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著傳統文化。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理解被滯後了，遺留下了陰暗的一面。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發處於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現代文學而言，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後文學者」，即在那場大戰後背負著戰爭創傷、同時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圖填平與西歐先進國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諸國間的深深溝壑。而在亞洲地區，他們則對日本軍隊的非人行為做了痛苦的贖罪，並以此為基礎，從內心深處祈求和解。我志願站在了表現出這種姿態的作家們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現代日本無論作為國家或是個人的現狀，都孕育著雙重性。在近、現代化的歷史上，這種近、現代化同時也帶來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戰爭。以大約50年前的戰敗為契機，正如「戰後文學者」作為當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日本和日本人在極其悲慘和痛苦的境況中又重新出發了。支撐著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義和放棄戰爭的誓言，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觀念。然而，蘊含著這種道德觀念的個人和社會，卻並不是純潔和清白的。作為曾踐踏了亞洲的侵略者，他們染上了歷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類第一次核攻擊的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死者們，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倖存者們，那些從父母處遺傳了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們（除了日本人，還包括眾多以朝鮮語為母語的不幸者），也在不斷地審視著我們的道德觀念。

應該說，作為作家，總是更傾向於重現或提升現實，而很難將現實中的東西存在和發揚的原因分析清楚，這是學者的事情。

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獲獎講演中一再提到「曖昧」和「雙重性」，從這兩個特性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日本各種現象的核心矛盾，那就是內心的真實渴求與外在的遮掩曖昧。之所以如此，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災難不斷喚醒個人對於生存的熱愛。但是災難又迫使日本人不能過分強調個人的感受與存在，而將一切付之於風、雨、火、震，在後者的肆虐中，生命飄如紙鷂，死亡隨時恭候，如此，愛情等依附於生命的東西，有則受之，無亦不求。

這種矛盾當然並非是日本人所獨有，其他國家或民族的人也有相互矛盾的兩面，但是像日本人如此的鮮明和具有衝擊力，卻是罕見的。芥川龍之介的小說《鼻子》也描寫了這種矛盾的情感，但是我們看它，覺得頗有似曾相識之感——

人都是有兩種相互矛盾的感情。當然，每個人都有惻隱之心。但是，當那人想方設法擺脫了不幸，旁邊忽然就有些悵然若失，說得誇張些，他們甚至想讓那人再重蹈覆轍。不經意間，雖說是消極的，對那人心中卻萌生敵意——內供儘管無法得知其中奧妙，他的不快，只是因為從池尾眾僧人的態度中，感覺出旁觀者的利己主義而已。

不同區域和民族之間人類共通的情感類型很多，但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日本人在自己的身上充分體現了矛盾性，以至於讓西方人大惑不解，甚至要作為特意研究的對象。而對於亞洲人，理解起來比西方人也許要容易些，但是也有不能理解之處，那就是日本人身上體現出來的極致矛盾，況且不容易主動意識到並進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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