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期的「中國」觀

一、前言

唐昭宣帝(哀宗)天祐四年(907)，朱溫篡唐，建國號為梁，而後歷唐、晉、漢、周各朝，至宋朝建國止，是為五代時期，其間五十四年。五代時期統治的範圍大體在淮河以北之地，即華北的中原地區，淮南各地仍有地方政權所建的各國，華北又有北漢之國，造成所謂五代十國時期，此時期形成近古時分裂的開端。除淮河南、北分裂外，又有契丹建國於塞外，復控轄山西、河北的北部，即燕雲十六州之地。淮南各地，華中、南、西皆有稱號建國者，這確實是各國林立的大分裂時代。

分裂時期里的各國，有其國號、政權、土地、人民等，彼此不相統屬，迥異於統一的朝代國家，是以「中國」的詞稱遂產生變故。原來「中國」詞稱在先秦時已甚為普遍，所指有多種意義，其中有指為諸夏之領域、中央之國，為後來各朝代共稱中國的濫觴。如《史記》言舜帝「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說舜至「中國」受諸侯擁戴為「中國」之共主，夏禹時「九州島島攸同」、「中國賜土姓」，是說禹為天下共主，並於國內祚土、賜姓、命氏完成諸侯的分封，實際情形雖尚不能確知，但這些都是指諸夏之地，為天下的核心區。到後來春秋時，「吳疆，陵中國」，「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當時吳國、秦國都還不看做是諸夏域內，視為蠻夷之區。蠻夷主要是以文化來區分，族群還未必是清楚的差別，先秦上古時期已形成中、外之別的夷夏觀，也是以後歷史上傳統的觀念。在地理上、政治上，「中國」都具有所指稱的對象，族群在其中反而往往易於消失界線，大約就是所謂「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觀點，雖然是夷狄異族，但能行華夏中國之政教文化，則無異於中國。故而「中國」詞稱的語境在歷史上並不一致，要視當時所指的含意及其應用而定，但總體看，與「華夏」或「中華」不可分離，因之傳統的觀念成為主流或主軸，中國文化成為華夏或漢文化，政治上仍不脫正統的觀念，地理上以中原或統治所及之地，族群上指為漢族或漢化之民。

歷史上統一的朝代對「中國」的詞稱少有爭議，也可能是不需要爭議而理所當然，但在分裂的時代，情況有所變化，「中國」是指某個朝代之國抑或整個「天下」？是自稱或是他稱？又是否有其一致的指稱？對這方面的探討少有見及。五代十國時期分裂的時間不長，五代各朝所稱之「中國」，與其他並立各國所指稱者，為本短文所疏解的主旨。

二、北方五代各朝的中國觀

後梁龍德元年(921，唐紀元為天祐十八年)，契丹大軍入侵河北，時後唐庄宗李存勖在鎮州(河北正定)行營，出兵迎戰。契丹兵因逢大雪，糧草匱乏，凍死者相望於路，於是引兵而退，李存勖領兵隨躡於其後，每經契丹宿營處，見清整不亂，因而嘆許說：「番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李存勖言「中國」即是指他本身所代表的南方中原有別於契丹，即契丹不在中國之內。後唐明宗時，安州(湖北安陸)節度副使范延榮上奏章獻三事，其一是請朝廷不禁南方豬、羊等牲畜過淮河販賣於北方，但禁止絲綿匹帛等較貴重物品入境販賣，所為在於「以貴中國」，所指的「中國」仍是指其後唐的本國，亦即其後唐為「中國」。明宗長興三年(932)，契丹遣使要求歸還被俘的官員，明宗有意應允，時冀州刺史楊光遠(檀)罷郡在京，奏請勿允契丹所求，說：「苟若歸之，必復向南放箭，既知中國事情，為患深矣。」所指的「中國事情」，即代表中原朝廷的本國事情。類似的情形是契丹求討於被俘的將領李和等人，因為李和等人為契丹善戰之將領，不當放還，而重要的是李和等人「又在此累年，備諳中國事」，更不當放還其歸國。楊光遠所說李和等人在後唐數年，熟知國內的情事，與前件事情所說相同，恐即為一事，而他們所說的「中國」，就是後唐所代表的中國。

當石敬瑭爭奪天下時，恐契丹援立趙德鈞，急遣桑維翰見契丹主(遼太宗)，桑維翰說勸契丹主若能援晉(石敬瑭)得天下，則「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所說的「中國」，即是指後晉將取代後唐而建立的中國。對於本朝代表、自稱的中國，石敬瑭立國建後晉後，契丹以宗主上國的勢態干涉後晉的內政，欲扶持王處直之子王威為定州節度使，石敬瑭的回答是「中國」將校自刺史以上遷任至節度使，有其一定的升進之序，須合於「中土舊規」。說明石敬瑭認為後晉即是代表著中國或中土。由於晉高祖石敬瑭因厚賂契丹而稱臣為兒皇帝，得到「中國」的天下，故而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說：因石敬瑭取得天下不順，常以此自慚，對於國內藩鎮過為姑息，而各藩鎮或不安分，或心慕石敬瑭所為之事，以為得以成就大業，故而石敬瑭在位的七年中，其藩鎮即有六次舉兵造反，全因為他所作為帶來的後遺症。(11)時鎮州節度使安重榮看不慣契丹的傲慢姿態，密結吐渾諸族為援，上表並馳書天下，大抵在指斥晉高祖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12)以至於「困耗中國」。(13)安重榮的上奏聲言欲與契丹決戰，實則有奪位的野心，除素與襄州安重進聯結外，又密結契丹幽州帥劉晞，故史載：「蓋重榮有內顧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欲侵吞中國」。(14)安重榮起兵以戰敗被殺而告終，史書載其事，都以後晉朝為中國，即是以「中國」代表正統皇朝，後晉是中國的國號，雖然其實際統治地區僅限於北方部分地區，因為當時中國處於分裂的狀態。

後晉以代表中國自居，相對於「外國」的契丹，則更如此，石敬瑭說的「中國將校」、安重榮說的「困耗中國」所指皆同，桑維翰見契丹主說「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之外，在安重榮上表請討伐契丹時，桑維翰恐石敬瑭猶豫不決，密上疏言不可與契丹決裂爭戰的七大理由，其中用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南軍」、「華人」等來代表中原地區的漢人，又說：「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於隘險」，(15)分別用戎人代表契丹，中國代表後晉。晉高祖雖忍隱與契丹決裂，但後繼的少帝則不能維持與契丹的和平。由於少帝遣使契丹的國書是「無表致書，去臣稱孫」，表示後晉皇帝(少帝)與契丹國主是孫輩的私人關係，而沒有奉表稱臣的國家關係，也就是兩國之間是對等的關係；故而引發契丹的不滿，遣使來指責。當時主政的景延廣回告說：「先帝(高祖)則北朝所立，今上(少帝)則中國自策，為鄰為孫則可，無臣之理」；(16)仍是以後晉為中國，分別了契丹為北朝，並聲稱此時的中國不應為北朝的臣屬之國。

當晉少帝開運二年(945)左右，曾召引契丹的幽州節度使燕王趙延壽來歸，延壽與其父親德鈞在石敬瑭與後唐末帝相爭天下時即降於契丹，意欲依契丹為援而得天下，但契丹擇立石敬瑭為帝於中國。延壽主政幽州，是契丹南面重鎮，他仍企望有機會能作為中國的帝王，對於晉少帝的召引，回話說：「久陷邊廷，願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即拔身南去」，(17)此話真假未知，恐怕是依違於契丹、後晉之間，則「中國」就是指後晉朝廷了。契丹利用趙延壽控制南方，故當與晉少帝決裂交兵時，曾「許以中原帝之」，而後契丹滅後晉、入汴京，恐數萬降軍叛變，有意盡殺之，幸賴延壽勸說而止，延壽的說法是「中原」沿邊與吳、蜀二國相鄰，後晉與二國都有爭戰，將來如契丹主歸國時，「若吳、蜀二寇交侵中國，未知如許大世界，教甚兵馬御悍？」(18)此處說的中原、中國同樣是指後晉朝之地。他以為要將投降的士卒留作為守御兵馬，而契丹兵馬當炎暑之時，在吳、蜀之境是難以發揮作用的；趙延壽說服契丹主(遼太宗)，因而使後晉降軍得以獲生活命。延壽在契丹幽州時，敷衍後晉而說思欲歸中國，後晉亡國後，少帝與皇后、皇太后、太妃等被迫北遷，在往建州(遼寧朝陽西南)途中，安太妃去世，遺命將骨灰南灑，「庶幾魂得返中國也」，(19)生前自中國往異國，死後也要回魂歸中國故地；這個「中國」的概念非常清楚。

後唐、後晉以中國自稱本朝，對外國契丹也以本朝代表中國。後周世宗賜書南唐李景(璟)說唐末五代「中夏多故……各擅烝黎，連衡而交結四夷，乘釁而憑凌上國」，以致「華風不競」等等，又賜書南唐將佐說「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故而「自淮以南，畫江為界，盡歸中國」，並自稱其後周為「大朝」等。(20)周世宗仍以繼五代前朝為正統，自居於「中夏」、「上國」、「大朝」、「中國」等稱號，又因為契丹勢盛，憑凌中國，當然是「華風不競」了。初南唐因面對後周的強勢，圖緩衝而提出獻六州之地，以「歸於大朝」，而後周世宗想要的是江北諸州，始有賜書之事。其後，趙宋繼後周立國，也同樣繼承了五代以來至後周的「中國」態度。

五代時對「中國」詞語的應用一方面指大唐帝國代表的中國觀，而五代各朝都是自以繼唐而成的國家，雖是分裂之局，仍代表著中國，也就是以正統皇朝自居，一方面又是指以漢族生聚之地為中國，對契丹等外族(國)而明確有所區分。所以在後唐末帝時，石敬瑭引契丹兵攻入，《五代史闕文》記載當時父老的上奏說：「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21)唐朝也就是中國的整體概念，而五代分裂各國，雖不復有如唐朝一統的中國，但史書仍以繼唐的五代各朝為中國的稱號。宋初修五代史，是以繼唐至五代的正統自居，也就保留了五代時對內各國與對外國的「中國」觀念。五代各朝為「中國」這一類的記載，還可以從下面的例子中看到：南唐李景領有三十餘州之地，史載：「又嘗遣使私賂北戎，俾為中國之患，自固偷安之計」。(22)即南唐結交契丹，為患於北方五代朝廷，可以偏安於淮南之地。後唐明宗時，因削奪吳越之封爵，雙方終絕往來，「後吳越復通中國」；可見對吳越國而言，後唐代表著「中國」，但吳越對後梁、後唐中原朝廷的態度，如朝貢、要求名號等著眼於自己本國的正統性與外交手段，也因此吳越是以中原各朝為正統；南唐(吳)的情形也是一樣。而吳越又以獨立的國家態度與日本、契丹、朝鮮半島三國(地)進行外交往來。名義上，吳越、南唐等是以五代各朝為正統，受冊封為藩國之君主，實際上對內或對中國之外各國是以獨立國家的姿態展開的外交關係，整體來看，就是多國的國際關係。(23)後梁朱溫開國，王審知受封為閩王，其時楊行密據有江淮之地，故史稱「閩中與中國隔越」，(24)以首開五代之局的後梁為「中國」。同樣的情形在據有嶺表的南漢也是如此，劉陟建國號大漢，稱「中原多故」，予後唐庄宗的聘書亦稱「大漢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自認後唐為皇帝的正統朝廷，而大漢是分裂的地方政權之國。因唐庄宗不能制御遠方，故史書記載說：「南海貢亦不至，自是與中國遂絕」，「(劉陟)又呼中國帝王為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類也」。(25)仍是以在中原的五代朝廷為「中國」。

王衍襲其父王建立國(前蜀)的基業，史書說：「時中國多故，衍得以自安」，即指後梁、後唐相爭於北方中原之地，指之為「中國多故」。及後唐建國滅後梁，王衍致禮稱「大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情形與南漢相同，即內自稱帝建元立國，而對五代朝廷僅自稱國主，上奉五代各朝廷為皇帝之尊。唐庄宗遣使李嚴至前蜀報聘，與前蜀樞密使宋光嗣談論中原大事，多述唐庄宗的建國功業，史載「因言中國近事」。(26)所謂「中國近事」就是後唐所代表的中國。看來史書「中國」詞語的指涉，在宋前五代十國時期是指繼唐立國的五代各朝，其他南方各國並不稱「中國」，而以分裂的地方政權之國而看待；承認分裂的事實，各國並立。至於對西、北等邊區未能掌握之地，則更能看出視之為「夷狄」，如同李嚴說契丹「但以天生四夷，當置之度外，不在九州島之本，未欲窮兵黷武也」。(27)所謂「九州島之本」，是傳統的「中國」概念，雖嫌空泛但略有所指，大抵是說中國的本部，以漢族或華夏民族生聚的本土為範圍，而政治上是指秦漢以來疆域所及之地，文化上是指儒家禮教施行之域。在分裂的五代十國時期，「九州島之本」是指中國，而中國的代表即政治上的正統皇朝是指五代各朝，這應是當時「中國」一詞語境的兩個方面。對於邊區除契丹外，史書記載五代時吐蕃微弱，回鶻、党項分據各地，但也正值「中國衰亂」而不能撫有其地，唯有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後周時滄州留後折逋嘉施前來請命，樞密使王峻即建言說：「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遣派人往涼州，結合當地「中國留人子孫」為將吏；但後因難以安撫而撤出，「涼州遂絕於中國」。(28)這是以涼州「夷夏」雜處之地，是否屬「九州島之本」？恐怕難以明確，「中國」指的是五代各朝，「中國留人子孫」指的是漢族子民，當系唐朝時移往該地區的。吐蕃、回鶻、党項的記載也以「數至中國」或「時通中國」、「諸夷皆入市中國」，來說明與五代各朝往來情形，(29)此不贅述。

「中國」在五代時期指漢族天下的國家，而以五代各朝為代表，有時也含有漢族之意，如後梁、後唐之際，盧文進引契丹攻新州各地，擄獲士女「教其(契丹)織紝工作，中國所為者悉備」，(30)這是指漢族士女的紡織工藝技術，屬於農業民族「中國」的特長，游牧民族衣皮毛，不諳這種「中國所為者」，得到漢族的工藝技術，這方面也就「悉備」了。當契丹遼太宗滅後晉不久即撤出中原，隨行北走的漢人眾多，馮道因「見有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出財物為之贖身，(31)這些中國士女即是中原後晉的漢族士女。中國之人實指漢族子民，狹義的範圍是指對象的地區或國家之人。這種史書的記載所指在《新五代史》也可看見，如遼太宗滅後晉，曾問馮道說：

天下百姓如何收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32)這裡的「中國之人」自是指中原的漢族，而具體對象應是說後晉國內之人。《新五代史》對「中國」的詞稱書寫大體上與《舊五代史》相似，指的是五代為代表的朝廷國家，如說後晉末「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33)所記為南唐事，但以後晉為中國。又如後唐庄宗入汴，南漢劉龔心有所懼，遣使「入詢中國虛實」，(34)所記為南漢事，但仍以後唐為中國。由此可見《新五代史》對「中國」詞稱之應用與書寫，基本上是承《舊五代史》而未改變。兩五代史為宋人所修纂，雖是後人追記史事，反映出其時的歷史觀念，但仍據五代時實錄與其他史書修成，尤以《舊五代史》為是，《五代會要》亦復如此。而《新五代史》除薛史與五代實錄外，又得見十國實錄、史籍等，概言之，追記的前史，反映當時的原貌記事所在仍多。(35)在五代十國分裂的時代，五代各朝自居為中國，而南方各國也認為其本國並不能代表中國，反以為北方中原之地的五代各朝是代表著中國。《五代會要》述及外族如回鶻言「其後時通中國，世以中國為舅」，此言唐朝時之情形，自以唐為中國無疑，後為薛居正寫五代史所本，即皆參據五代的實錄而來。契丹遼太宗耶律德光，本名曜屈之，因「慕中國之名，故改為德光」，述党項於後唐明宗時，明宗言：「外蕃朝貢，中國賜銀」，述高麗時「前王姓高氏，世通中國」，述渤海，言唐高宗時平高麗，「徙其人散居中國」，述占城，言「占城國在中國西南」等。所記述的「中國」，從文意上看，有時指中國一個時期的朝代，有時是對中國的通稱。五代時人自身分別蕃漢，也是如此，如平居誨說「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又說瓜、沙二州多「中國人」，服飾器用多用玉，「今中國所有，多自彼來耳」，(36)這種說法在五代前已是傳統，五代時人仍沿用此種概念式的自稱。王溥為五代時人，入宋後則為宋臣，書寫五代典故極切合其身份，其所聞見及史料也有根據，故而他述外族(國)時所說的中國，即是指唐朝與五代各朝，很能代表五代與宋初人的看法。

三、其他各國的「中國」觀

《五代會要》及《五代史》所據以五代實錄為主，亦參考其時各國的史料，大體上是採用當時人的記錄為本。五代時人所記的史料至今可見者尚有幾種，雖然多為輯本，不過還保留了原貌，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在五代人的記述中，尚未見地方各國以本國自居為代表中國，反而有以北方五代朝廷為「中國」、「中原」朝廷，如吳越武肅王錢鏐，他臨終前教諭第七子元瓘說：「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37)顯然看待北方五代朝廷是中國的代表，即便北方政權有所更易，仍是代表中國，吳越乃地方之國，「事大」就是事奉中國正統朝廷。對於蕃夷外地而言，五代人無疑是以「中國」、「中華」自稱。如後唐時，記兆驗之語說：「蕃中駝馬牛羊，無巨細，皆頭南而卧」，這景象被認為是：「中國之兆，蓋自數百年來相傳有準，必恐鮮卑入華矣！」(38)預測驗像以中國相傳之說，恐怕是夷狄將入中國之兆，當時預言指契丹後來援後晉滅後唐之事。談論契丹入侵如同匈奴「夷狄異類」，「猾夏亂華」，契丹是「橫行中原，興晉滅唐」，(39)至於契丹草地異獸，當然是「華夏所無」，故而言「中華有眼未曾識」。(40)所稱的「華夏」、「中華」無異於是指中國。

中原的五代朝廷與南方各國間，由公文書信里尚可看出其間的態度。後梁建國次年(開平二年，908)遣使通聘於前蜀(武成三年)，國書中說：

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兩國願通於情好，征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近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41)後梁仍視前蜀為「平等」之國，梁、蜀之於前朝唐而言，都是藩鎮出身，至此是「兩國」各異，有如三國時曹魏與劉蜀，項楚與劉漢一般，各有其疆域及政權國家。如此，前蜀的回復國書也答說道：

大蜀皇帝致書於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此際與皇帝共分茅土，共統邦家。……永言梁、蜀之歡，合認弟兄之國。(42)蜀、梁二國互稱國君同為其國的皇帝，仍表示是平等的兩國，在唐時是「同事前朝」，而今是「同分茅土，共統邦家」，兩國間要「合認弟兄之國」。梁、蜀雙方的國書在平等國家的態度上是很好的例子。類似的例子如後唐庄宗時，於前蜀的咸康元年(925)，曾致書修好，所說「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迥感於蜀皇」，(43)仍視為平等分立的二國；這或是後唐庄宗對蜀國客氣的話語。前蜀的臣僚在國內也持有同樣的態度，並不如吳越的武肅王一般視五代之朝為中國的代表或正統朝廷，而認為中國分裂成各國，即「共分茅土」之意。如(前)蜀後主王衍欲行巡秦州，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諫說：

又陛下與唐主始申歡好，信幣交馳……方今岐陽不順，梁園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候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44)言中是將後唐視為中原朝廷，如同前朝的後梁一般，而前蜀國也是一國，仍可以待「八表來王」，甚至收天下人心而成天下之主。以天下為「中國」的意涵似不明確，但區別中原與天下，梁、唐為中原之國，而中原朝廷並不能代表中國或天下，意思中有天下(中國)分裂，各據有其國，而國家地位應是平等的。在前蜀皇帝王衍而言，也是說「北有後唐霸盛，南有蠻蜑強良」。(45)所說的後唐不過是北方中原的一個強國，似未看後唐為唯一正統朝代或能代表天下。不過，在形勢變化時，對外的態度仍有相應的表示，如前所言，當唐庄宗滅後梁，蜀國有所憂懼，於是蜀國對後唐即以「大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了。其後，當前蜀滅亡，王衍遭誅殺，蒲禹卿有哀痛感懷詩句說：「非干大國渾無識，都是中原未有人」，(46)後唐為中原大國，仍攻滅後來上表稱臣的蜀國。

後唐滅前蜀，劍南東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於應順元年(934)稱帝建立後蜀國。兩年後，石敬瑭得契丹援助滅後唐而建國後晉，同樣遣使到後蜀建交，國書中說：「大晉皇帝奏書皇蜀皇帝」，又說「方鼎足以分疆，宣鄰好之講睦」等，(47)如同後梁、後唐一樣，視蜀國為鼎足而立之國，持有平等國家關係的態度。但到後周建國於中原，世宗歸放秦、鳳所俘還於蜀，後蜀皇帝孟昶致書答謝，並要與後周世宗「合敘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自稱為「大蜀皇帝」，後周世宗未有答書，似不屑承認蜀的平等地位，孟昶深表不滿說：「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邪？」(48)似以為後周政權亦不過是陰謀篡竊立國，未必較後蜀高明，自然心中頗有不平之氣。

五代時人的記載與宋人史書對「中國」的觀念略有出入。前文提到南漢劉陟致書後唐庄宗，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又曾稱「中國帝王為洛州刺史」，是種矛盾的態度，可能的解釋是「內帝外王」的做法，即對後唐尊為皇帝，自居為地方「受封」的國王，而在內則自居為帝，等同於後唐之國一般，也就是各有其國、各有其帝之意。對於前蜀王衍致書後唐，史書也記載說是「大唐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又說中原後唐之事為「中國近事」等，則與五代時人所記載有異。後梁、後唐、後晉三朝都與前、後蜀有國書往來，如前面所述，應是互稱皇帝的兩國，且有平等地位的二國關係，不如史書上所言蜀國自居為地方「國主」，而奉中原為中央「皇帝」，這其間的差距應是宋初修史時，宋人以繼五代而來的正統觀念所致。

四、結語

「中國」詞稱的起源、運用及其意涵由來已久，在歷史上各朝代都不乏所見，通常在統一的時代里，雖然所指有不同的對象，如文化上、地理上、政治上等，但都較有一致的看法，自述性的或他者所指謂的也都少有爭議；成為「中國」詞稱的一種傳統。然而在分裂的時代，是否仍然一致或有分歧？應是值得考察的問題。此外，分裂時代的各朝(國)，關於其本身的政權或國家，以及對其他各國，關於政權或國家的定位方面，應該也可由其中反映出來。

自唐亡後，相繼建國於華北中原之地的五代，除後漢享國僅四年，一時未見相關資料外，其餘各朝在對外族如契丹、于闐，都自稱為中國，是自認為正統並承襲前此「中國」意涵；而對於淮南等地分裂的各國，亦是如此。至於當時北方最有勢力的敵國契丹，雖然也有以正統自居的觀念，但同樣以五代各朝為中國，有如漢朝與匈奴之形勢，南北分據天下，各自為華夷兩國，此種形勢與中國觀延續至契丹、北宋和南宋。(49)

分裂的五代十國時期，在中原立國的五代各朝雖以正統自居於中國，但對分裂的局勢仍有現實的承認，在公文書中可以看到對於對方的關係，不論稱「國主」或「皇帝」，都是對其國家政權的承認，亦即天下分裂，各有其國；同樣也顯示分裂的各國也自認其國家的合法性。在大唐天下國家覆亡，各政權有其地而立國，理應平等而不分主從，天下非必然為一姓之天下。不過五代各朝在中原之地，其政權取自大唐的中央朝廷，以為改朝換代有其政統，也具有法統，故而以正統自居，淮南等各國就有些政權視五代各朝為正統中央，自居國主而上書皇帝者，如吳越、南漢等。然而亦有視之為對等之國而「同分茅土」者，如前、後蜀。但現實形勢會因情況不同而有所改變，如唐庄宗與前蜀的關係，由平等修好至蜀國主上表後唐皇帝，而後周世宗與後蜀關係亦復如此。整體來看五代各朝的自大與自居正統是較為明顯，對分裂各國只作現況的承認，因局勢改變即有調整的空間，此種情形延續至宋朝的立國與統一。

注釋：

參見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市：自印本，1977年版，第441－480頁。文中以先秦五十三種載籍考察「中國」詞稱總數為178次，究其意旨約有五種，其一謂京師之意，其二謂國境之內之意，其三謂諸夏之領域，其四謂中等之國，其五謂中央之國。

帝舜參見《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0頁；夏禹事見《史記》卷二《夏本紀》，第75頁；吳國事見《史記》卷五《秦本紀》，第198頁；秦國見《史記》卷五《秦本紀》，第202頁。

參見王明蓀：《論上古的夷夏觀》，《中國民族與北疆史論：漢晉篇》，台北市：丹青圖書公司1987年版，第19－67頁；《史記》中又有些例子，說明中、外，夷夏之別，如《天官書》中言天文曆象，以「外國」、「中國」區分星象所示，中國的地理位置、山川的流向，星象與中國、胡貉、夷狄所主不同等。參見《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第1325、1328、1347頁等。司馬遷這些觀點可代表漢朝時人的看法，也應是總結先秦以來的看法。

分裂時代的中國觀，筆者曾作《北宋的中國觀——以「中國」詞稱為主的討論》，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編：《宋學研究集刊》第二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頁。本文雖以北宋為主的討論，亦兼論及宋對分裂各國、遼國等。

《舊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傳》，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829、1830頁。

《舊五代史》卷六五《高行珪傳》，第867頁。

《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第九》，第591頁。

《舊五代史》卷八九《楊光遠傳》，第1290頁。

《舊五代史》卷八九《桑維翰傳》，第1162頁，引注《通鑒》文(《舊五代史考異》)；另見《資治通鑒》卷二八《後晉紀一》，高祖天福元年條，台北市：世界書局1974年版，第9156頁。

《舊五代史》卷八八《王庭胤傳》，第1150頁。

(11)《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進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86頁。

(12)《舊五代史》卷九八《安重榮傳》，第1302、1303頁。

(13)《舊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紀第五》，第1048頁。

(14)《舊五代史》卷九八《安重榮傳》，第1304頁。

(15)《舊五代史》卷八九《桑維翰傳》，第1164、1165頁。

(16)《舊五代史》卷八八《景延廣傳》，第1144頁。

(17)《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第四》，第1118頁。

(18)《舊五代史》卷九八《趙延壽傳》，第1312頁。

(19)參見葉隆禮：《契丹國志》，台北市：廣文書局1992年版，第41頁。

(20)《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第三》，第1543－1546頁。

(21)《舊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紀下》，注引文，第668頁。

(22)《舊五代史》卷一三四《僭偽列傳第一》，第1787頁。《舊五代史》將其時分裂各國都列入為「僭偽」，自將之排除於正統之外，也就不會許之於「中國」之號，《新五代史》則將各國置於「世家」，也未許以正統王朝，不過視之為中國分裂時的地方政權。兩五代史書加於各國名號不同，其實質意義則相同。

(23)《舊五代史》卷一二八《裴羽傳》，第1690頁。吳越與南唐及對中原五代朝廷的關係，參見Edmund H. Worthy, Jr.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Wu Yueh, 907－978", Morris Rb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7－44。

(24)《舊五代史》卷一三四《僭偽列傳第一》，第1792頁。

(25)《舊五代史》卷一三五《僭偽列傳第二》，第1808、1809頁。

(26)《舊五代史》卷一三六《僭偽列傳第三》，第1820頁。李嚴與宋光嗣「因言中國事」的內容，參見《舊五代史》卷七《李嚴傳》，第929、930頁。

(27)《舊五代史》卷七《李嚴傳》，第930頁。

(28)《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傳》，第1839、1840頁。

(29)吐蕃、回鶻參見《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傳》、《回鶻傳》，第1841頁；党項見《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党項傳》，第1845頁。

(30)《舊五代史》卷九七《盧文進傳》，第1295頁。

(31)《舊五代史》卷一二六《馮道傳》，第1660頁。此馮道之功德事，《新五代史》未載。

(32)《新五代史》卷五四《馮道傳》，第614頁。

(33)《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第二》，第771頁。

(34)《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漢世家第五》，第812頁。

(35)參見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台北市：「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98－118頁。

(36)回鶻、契丹、党項、高麗、渤海、占城，參見王溥：《五代會要》，台北市：九思出版社1978年版，第448、456、462、470、473、479頁；平居誨所言，參見平居誨撰：《于闐國行程錄》，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1、1942頁。

(37)參見錢儼：《吳越備史》，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卷一，第6231頁。

(38)參見王仁裕：《玉堂閑話》，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卷五，「蕃中六畜」條，第1932頁。

(39)參見王仁裕：《玉堂閑話》，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卷五，「胡王」條，第1934頁。

(40)參見王仁裕：《玉堂閑話》，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卷五，「耶孤兒」條，第1933頁。

(41)參見句延慶：《錦里耆舊傳》，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卷六，第6034頁。

(42)參見句延慶：《錦里耆舊傳》，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卷六，第6035、6036頁。

(43)參見句延慶：《錦里耆舊傳》，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卷六，第6038頁。

(44)參見王仁裕：《王氏聞見錄》，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王承休」條，第5837－5839頁。

(45)參見何光遠：《鑒戎錄》，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卷七，「仿十在」條，第5918頁。所記之事與居白《幸蜀記》同，唯記載成「北有後唐，南有蠻詔」，參見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第5960頁；又見張唐英：《蜀禱杌》，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卷上，「十臣文」條亦有同樣記載。(第6082頁)

(46)參見何光遠：《鑒戎錄》，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卷七，第5921頁。

(47)參見居白：《幸蜀記》，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第5971頁。

(48)參見居白：《幸蜀記》，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第5974頁。周世宗放還秦、鳳降軍事，見《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第四》，第1561、1562頁。世宗未答書，系因「(孟)昶本生於太原，故其書意願與帝(世宗)推鄉里之分，帝怒其抗禮，不答」，顯然後周世宗以正統天子自居，不屑於蜀國的地位。

(49)參見前揭拙作《北宋的中國觀——以「中國」詞稱為主的討論》，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編：《宋學研究集刊》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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