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及知識界對大泰族主義之回應

文史 05-30

1876年，法國人戴·哈威·聖丹尼斯出版《中國的哀牢民族》，首次提出了哀牢的後裔泰族人建立了南詔(即南詔泰族王國說)的觀點。1885年，英國倫敦大學教授T·D·拉古伯里發表《撣族發源地》，力倡「南詔泰族建立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法、德、美等國的一些專家學者、傳教士和殖民地官員，紛紛著書立說，談論泰族早期歷史，逐漸把南詔史移花接木地搬到泰國或泰族古代史。其中以美國傳教士杜德(W. C. Dodd)發表的《泰族——中國人的兄長》(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s，Iowa，1923)和伍德(W. A. R. Wood)的《暹羅史》(A History of Siam，London，1926)影響最大。《泰族——中國人的兄長》於1932年譯成泰文，在泰國流傳很廣。《暹羅史》則是第一部用英文寫成的泰國史，其古代部分集拉古伯里以來西方學者觀點之大成並加以系統化，在英語世界裡有著廣泛的影響，許多東亞史著作轉述的「南詔泰族王國說」往往採用伍德的說法。由於這些學者的影響，到20世紀30年代，「南詔泰族王國說」已獲得了廣泛的流傳和認可。泰國學術界對此更是全盤接受，幾十年來這一觀點正式載入泰國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泰國人。

上述這些觀點明顯不符合歷史事實，但在抗戰期間，它卻成為暹羅(泰國)當局用以實現其「大泰唯國主義」(大泰族主義)的有力武器。從20世紀30年代後期至40年代初期，以鑾披汶為首的泰國政府，大力宣揚「大泰唯國主義」，並「以守則的形式發布了全民必須遵守的『唯國手則12份』命令」，竭力慫恿泰國去「統一」所謂鄰國中的「一切泰人」。由於全力推行「大泰唯國主義」成為當時泰國政府的國策，於是「漢族壓迫泰族南遷說」在泰國國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噪與喧囂。1939年5月25日，狂熱鼓吹「大泰唯國主義」的泰國藝術廳廳長鑾威集瓦他干發表廣播演說，泰族「在廣東約有70萬，廣西約有800萬，貴州約有400萬，雲南約有600萬，四川約有50萬，海南約有30萬，越南的東京、寮國約有200萬，緬甸約有200萬」。他還說：「滇、黔、桂、粵至越、緬各地的泰族，聞暹羅亦有泰族而喜，故須喚起泰族，團結合作，領導泰族，進於繁榮。」鑾披汶在1939年「六·二四」廣播中也稱「我泰語在暹境以外者，有二千餘萬人，大都散布在中國南部滇、川、黔、桂一帶」，要收復失地。在其改國號告人民書中更是充滿了大泰族主義的胡言亂語。在泰國政府的鼓勵下，一批宣揚「大泰唯國主義」的歷史劇和歌曲應運而生。這樣，通過「宣傳機器、文藝演出、各種著作等途徑的宣傳」，所謂「漢族壓迫泰族南遷說」就深深地印入了泰國人的腦海之中。

泰國當局的大泰族主義言行，對我國有明顯的領土要求，嚴重威脅到我國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引起了處在艱難抗戰中的重慶國民政府、西南地方政府及中國知識界的警惕，引發了我國政府及知識界對邊疆問題、民族問題的反思，促成了國民政府對西南邊疆問題的重視和民族政策的改變。然而長期以來，這個問題仍未能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本文願擬就這一問題做一探討，以就教於專家學者。

一

在抗戰爆發前，政府對雲南究竟有幾種民族，各民族的分布情況如何，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情況怎樣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尚未有過深入調查研究。經營開發邊疆民族地區的方案無從著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時，泰國當局的所作所為，引起了國民政府的密切關注。國民政府首先密電雲南省政府「飭查詳情」，以了解傣族的實際情況。國民政府外交部在致雲南省政府的密函中說：

案據報告，暹羅自改稱泰國後，對我雲南之泰(傣)族人極為注意……查本部前曾迭據報告暹羅改稱泰國之動機，在以大泰族主義號召，並宣稱泰人散居我西南各省者為數達1950萬云云，顯欲效希特勒大日耳曼民族主義之故，知其中別有用意，自應加切注意。究竟貴省南部是否有所謂泰人雜居？如有，其散步之區域如何，人數若干以及有無特殊活動情形？相應咨請查明，飭查詳情，見復為荷。

可見，國民政府對大泰族主義的陰謀是有清楚認識的。而正是大泰族主義的言行促使國民政府開始關注西南民族問題。江應樑指出：「自國民政府有邊疆政策以來，勿庸諱言的，其注視的重心，是在西北而不在西南……自抗戰以後政府西遷，西南邊疆及西南邊民的實況，始漸為執政諸公所明瞭，才深覺得這廣大區域與複雜的宗族，實在不能不有特殊的治理方策和開發方案，實在應當和蒙古新疆作等量齊觀，於是政府治邊的範圍乃始擴大，把西南的苗夷區域算作了邊疆，把西南的苗夷人民認作了邊民。」「抗戰後政府對西南邊區政策的轉變，是一個智慧進步之舉，承認西南邊疆的特殊性，是極為為合理的。」顯然，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從過去只重視蒙藏問題，發展到認識西南民族問題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相當棘手和重要的，進而更加重視西南民族問題，是很大的進步。而促使國民政府發生這個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無疑就是對大泰族主義的憂慮和警惕。

雲南省政府在接到外交部秘函後，即令雲南省民政廳「迅即轉飭本省南部各縣縣長，詳確查明呈覆，以憑匯轉！」雲南省民政廳指出：「暹羅改名泰國(Thailand)，其民族名，國籍名用泰Thai，實含有希特勒所倡導大日耳曼民族主義并吞捷克之野心，以謀吸收我西南邊區之大部民族……在未改國號以前，(泰國國務總理鑾披紋)曾旅行越南考古，詳詢越方人事登記職官關於泰族在越南及中國西南之人數。其改國號告人民書中云：『在中國居留之泰族人，與漢族比較疏遠，有一部甚至劃一特別區域，不受任何方面之統治。』弦外之音，不啻視我車裡、鎮越等地聚族而居之區域如蘇台德區。」當時，雲南省民政廳對泰族的認識僅局限於美國傳教士杜德《泰族》一書的記載，認為有文字之泰族或佛教徒之泰族，在雲南境內者漢擺夷60萬人，水擺夷40萬人，其他之水擺夷、花腰擺夷、龍家、水家等100萬人。但是，對其大概分布及人口比例，雲南省民政廳還是大致清楚的：「惟是水擺夷之聚居，以車裡為最多，約佔該縣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鎮越、江城、南嶠、佛海、六順及寧江設治局一帶，數亦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此外，瀾滄地方則有水、漢擺夷交處，景谷、景東則亦有漢擺夷在焉。又騰龍邊區，則為漢擺夷所聚居。即開廣、普思以及石屏、元江亦有擺夷。是知內部各地亦有所謂泰族者存在，不僅西南一部而已。」在雲南省民政廳正擬辦理的時候，禁煙終查員彭釗函報「瀾滄二區被暹羅派人前來運動得緊」等語，再結合暹羅改稱及其總理之種種言行，雲南省民政廳認為：「本省之泰族問題，前途實堪危懼！倘不急謀補救，則西南半壁，恐將發生重大變故。蓋今日之敵國日本，正積極策動暹羅做政治之進攻也。」於是，雲南省民政廳發布密令，制定調查表式一份，令雲南有傣族的縣(局)「於文到一月內詳查，將該屬境內所有泰族人民詳細調查明確，依限匯填具報，以憑核轉。事關重要，勿得視同具文，抑或向壁虛造！」《雲南省泰族人民調查表》的內容包括：種類(要求填水擺夷、漢擺夷、花腰擺夷、白擺夷、龍家、水家等所謂泰族人民)、人口數目、散布區域、與漢人及其他民族的百分比、有無特殊活動情形(有無外人入該區域活動)及備考等項內容。1940年5月到1941年7月對雲南有泰族的硯山等51個縣(局)進行調查，通過這次調查，雲南省政府掌握了雲南省少數民族及上層土司的情況。1943年10月，雲南省民政廳成立了「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江應樑任主任委員。正如江氏在《騰龍邊區開發方案》中所言：「日人更嗾使暹羅，改國號曰泰，倡所謂泛泰族主義曰：暹羅人民族為泰族，擺夷亦泰人，其意謂，凡屬擺夷，皆應歸之泰國，凡擺夷所居土地，皆應為泰國土地，邊民不察，多受其惑……而我沿邊僰民，則因失於教化，數典忘祖，一遇敵人誘惑，難免資敵所用，此從民族團結言，本境不能不亟求開發也。」

顯然，雲南省政府對大泰族主義的陰謀是有深刻認識的，對暹羅在我國泰族地區的活動也極為關注和擔憂。大泰族主義使雲南省政府認識到不僅雲南西南部，而且我國西南半壁都已危機四伏，促進了雲南省政府對雲南及中國西南民族問題的認識，及對雲南西南邊疆的開發與建設。通過彙報，雲南省政府的認識及憂慮無疑對國民政府在民族問題認識上的轉變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貴州省政府對大泰族主義言行也是有深刻認識的，它使主政黔省的楊森堅信邊疆問題與民族問題有著密切關係。楊森說：「民國成立以來，邊事日非，可說大半都由於少數民族問題引起，譬如外蒙古的片面宣告獨立，新疆、西藏糾紛不已。」正是出於對大泰族主義的警惕，楊森極為重視西南邊疆民族問題。他在任貴州省主席時，提醒我國西南邊疆有著重大隱患，指出中央政府強弱與邊疆民族問題息息相關。他說：

西南方面雖然還沒有表面化的問題發生，但是我們已不能不承認隱憂重重，外國勢力之侵入早已根深蒂固……東南亞各國中，如泰國即一再宣傳他們祖先早年是位在雲貴及廣西一帶，而這一帶即為從前的六詔國，詔，是夷語對「王」的稱呼。他們這樣強調宣傳，是否覬覦我國西南邊陲，企圖重建六詔之國，我們雖不敢必信，然而弦外之音，不無蛛絲馬跡可尋，我國中央政府力量強大，邊疆問題當然不會發生，只怕萬一有日中央自顧不暇，對於邊區鞭長莫及，抑或泰國人和夷胞連手，造成西南的內憂外患，那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終有大問題爆發出來的一天。(11)

基於這樣的憂慮，楊森強烈譴責國人對西南民族問題的無知與漠視，他說：「在這樣重重隱憂之下，國人對於西南民族問題漠視，可謂之麻木，而邊地官員處理這個問題稍一不慎，就極可能會出事，基於這樣的了解和認識，我在行政會議上開始大聲疾呼！『什麼叫做先見？先見就是要在問題未發生前，先去發現問題！因而有以防止問題的發生！』」(12)正因為如此，楊森特別重視貴州境內的民族問題，他在《邊鐸》月刊發刊詞中要求學者「所著之中華民族學史，或人類學，乃至描寫民俗，考求骨董諸書，所述宗族之大同小異之風習語言等，不宜強調其異，而應力求其同」，極力宣傳「中華國族，同出一源」的理論。(13)在他主政貴州期間，提倡苗漢通婚，創辦苗民學校，在省政府下設邊胞文化研究會，開設邊胞文化講座，全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以強化貴州少數民族的中華民族意識。

二

暹羅改稱泰國雖然是在1939年6月，但在此之前就有議論。中國知識界對此也早有警覺，較早對大泰族主義有警惕的是顧頡剛、傅斯年、陳序經等人。

顧頡剛對邊疆問題、民族問題極感興趣，早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教時就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雜誌，致力於邊疆、民族和中國古代地理沿革的研究。「七七事變」後，顧頡剛離開北平，由西北而西南，任教於雲南大學。日本人的全面入侵，大片國土的淪喪，促使了顧頡剛對邊疆、民族問題的進一步思考。他曾說今日應有的文化運動包括「整理舊的」和「創造新的」兩個方面，而「創造新的」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打通邊疆與內地之隔閡」，其具體措施為：「一、搜集材料，寫成系統的書籍，激發內地人對於邊疆之注意。二、聯絡邊疆人才，激起其內向之心。三、以策劃貢獻政府，並造輿論，以督促政府之實行。」(14)1938年12月，顧頡剛在昆明創辦《益世報·邊疆周刊》，自言其創刊宗旨是「要使一般人對於自己的邊疆得到些認識，要使學者們刻刻不忘我們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業家肯向邊疆的生產事業投資，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邊疆去作冒險的考查，要把邊疆的情勢盡量貢獻給政府而請政府確立邊疆政策，更要促進邊疆人民和內地同胞合作開發的運動，並共同抵禦野心國家的侵略，直到中華民國的全部疆土籠罩在一個政權之下，邊疆也成了中原而歇手。」(15)顧頡剛的這一番話表明邊疆研究應走出傳統的歷史沿革地理的研究模式，更多地為邊疆建設和抗戰建國出謀劃策。

1939年1月1日，顧頡剛在《益世報》上發表了《「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的文章，指出「中國本部」這個名詞是從日本的地理教科書里抄來的，是日人偽造、歪曲我國歷史以竊取我國領土的憑證，必須廢棄。(16)同在昆明的傅斯年看到顧的文章後，給他寫信，勸其謹慎討論民族問題。這封信明確強調對大泰族主義要給予高度警惕，並要求顧頡剛宣揚中華民族是一個，證明夷漢為一家，以杜絕外人覬覦，避免偽滿洲國的慘劇在西南地區重演。他在信中說：

有兩名詞，在此地用之，益必謹慎。其一為「邊疆」……其次即所謂「民族」……今來西南，尤感覺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英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今更收納華工，廣施傳教。即迤西佛教，亦自有其立國之邪說。則吾輩正當曰「中華民族是一個」耳。此間情形，頗有隱憂。迤西尤甚。(17)

基於這樣的認識，傅斯年在信中提醒顧頡剛要儘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證明夷漢之為一家，還表示「弟願吾兄之俯順卑見，於國家有利也」。顧頡剛讀了傅斯年的信後，對其擔憂和主張「頓然起了極大的共鳴和同情」，隨後抱病撰寫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1939年2月13日發表在《益世報·邊疆周刊》上。文章指出：

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再析出什麼民族——從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我們對內沒有什麼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18)

這篇文章刊出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各地報刊紛紛轉載，從而引發了一場關於民族問題的大討論。參與討論的學者大多對顧先生的觀點表示贊同，他們根據當時形勢，認為顧的觀點對團結抗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唯有費孝通和翦伯贊表示了不同意見。(19)

在暹羅改名泰國之後，顧頡剛又明確指出大泰族主義的言行實質上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妄圖對中國提出領土要求的侵略行徑，「這個新的國名，一方面是在表示這個國家，只是泰族的國家；另一方面又在表示：凡是泰族均應屬於這個國家……至於暹羅政客式的學者所大唱的泰族來源說，更是毫無歷史上的根據。」他再次重申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認為，「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某一種族征服某一種族的事實(有的只是某一個人或某一集團統一了中國境內的各色各樣的百姓)。」(20)

陳序經對泰國的大泰族主義言論也多有揭露。早在1937年他就撰文告誡國人，對暹羅人的野心應抱有警惕。他說：「東亞的獨立國家，除了中國和日本外，只有暹羅。現在我們看不起我們的南鄰，正與從前我們看不起我們的東鄰一樣。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南鄰的野心未必減於我們的東鄰。」(21)1939年6月，暹羅改國名為泰國，大泰族唯國主義甚囂塵上之時，陳序經連續寫下《暹羅與汰(泰)族》、《暹羅與日本》等文，並在1939年底出版了《暹羅與中國》一書，稱鑾披汶政府改暹羅為泰國「別有用意」，是大泰民族主義膨脹的反映，對於暹羅奉行親日政策，日暹狼狽勾結給予了義正辭嚴的揭露和批評。

對泰國的大泰族主義言行，張廷休也是高度警惕的。其對民族問題的主張在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傅、顧只是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而張廷休卻主張中華民族不僅是一個，而且自古就是同源的。他在《苗夷漢同源論》中指出苗夷並非為外來的異族，而是與中原漢族同出一源。當時持反對意見者也不乏其人，於是張氏在1939年5月又發表《再論夷漢同源》，繼續闡發漢苗同源論思想。文章開篇即指出部分學人將苗夷視為漢族以外的民族是根本錯誤的，要加以糾正。張廷休認為夷漢是一家，是同源的民族。並根據語言、傳說、歷史、體質各方面的事實來證明。張氏指責學者研究苗夷問題喜歡濫用「民族」二字，如苗傜民族、擺夷民族、特別是雲南民族的說法，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現在的雲南人無論夷漢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絕沒有什麼雲南民族。如若拿這個新名詞去問雲南人，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雲南民族，而且以為你是侮辱他，有意說他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如此濫用『民族』二字，隨便說夷漢是兩個民族，中華民族之中又分什麼雲南民族，這不但忽視了歷史，而且在目下對於抗戰的影響實在太壞了。」「現在日寇正在勾結暹羅，宣傳滇桂為撣族故居而鼓勵其收復失地。我們再正叫著雲南民族，這是在替敵人做宣傳工作了。」(22)

當時，有關中華民族的觀點，實際上主要有兩派：即張大東歸納的中華民族自古同源論與中華民族起源多元但在發展中已逐漸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23)正如岑家梧所言：「顧、張二氏對於中華民族的分析，顧氏是主張許多不同的種族，經過歷史的演進，逐漸混合為一個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內的人民，是不同始而同終的；張氏則主張中華民族內的人民，自始就是同源，不過由於地理環境的限制，邊疆與內地之間，逐漸隔膜，便形成文化上的差異，可謂是同始而不同終的；二氏的主張雖稍不同，然都是同樣的指出中華民族的統一性。」(24)這兩種觀點都指出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性，都體現了知識界團結民族、爭取勝利的拳拳愛國之心，所以兩派觀點都有人贊同，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正是由於戰爭和政治的原因，知識界對大泰族主義仍然深感憂慮。1941年8月《邊政公論》創刊，其發刊詞云：「在我邊疆廣大的區域上，散居著漢滿蒙回藏各族的人民，而這各個民族，都是偉大中華民族之一支系，在初本出一源，歷史所紀，彰彰可考，中間復經過幾千年來的往來接觸，使其混合熔鑄，成為一個國族。只因歷史相沿，畛域未盡泯除，每予敵人以分化挑撥的口實。當此國際風雲日趨險惡的今日，應一本民族主義團結國內各民族為一大中華民族的偉大方針，積極研求有效的團結辦法，同時更應以學理上事實上的證明，蓋堅我國人團結的信念，而打破敵人分化挑撥的企圖。」(25)這樣，一部分民族學者主張學術研究應為民族團結、爭取抗戰勝利服務，一部分學者繼續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還有部分學者則為了避免承認民族及民族問題予敵人以分化之口實，大力宣傳和倡導「中華民族同源論」，反對使用「民族」一詞、承認民族問題和討論民族問題。主張學術研究應為民族團結、爭取抗戰勝利服務的學者，如從事貴州民族研究的吳修勤就提出了要強化貴州少數民族中華民族意識的主張。他說：「敵人的鐵蹄，東面到了湘北，南面到了越南，這(指貴州省——引者注)是抗戰建國的核心地，它也是一座防敵的重要堡壘。」這裡雖有著三百多萬的特殊人力，但「他們的每個腦海是純潔無色體，如果我們不急急替他們染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顏色，那敵人便會替他們染上將薄嵫嵫的『紅日』顏色的，這是多麼危險」。泰國總理鑾披汶在1939年「六·二四」廣播中提出要「收復失地」，而且他「深恐我們不明白，他清清楚楚地加以註解：『我泰語在暹境以外者，有二千餘萬人，大都散布在中國南部滇、川、黔、桂一帶』」，所以「我們要鞏固這座堡壘，必須建設這三百萬民眾的心理，然後敵人才不能攻破，這是國防大事」。(26)

同樣從事貴州民族研究的岑家梧也極力強調「黔省民族研究，首要的為研究苗、仲各族與中原文化之關係」，以揭露大泰族主義陰謀而對國家有利。他說：「自暹羅改國號為泰以來，受敵人之唆使，鼓吹大泰族主義，宣稱暹羅泰族之故鄉為中國南部，後受漢人壓迫而遷入暹。對我國境內之泰語系民族，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所以在貴州民族研究方面，「吾人今後應就苗、仲與中原文化之關係上作深刻的研究。揭發中華民族有不可分割之關係，反以增強民族意識，則敵人之陰謀，不攻自破矣」。(27)談到西南民族研究，岑氏認為：「幾千年來，共同生活在同一的環境中，使各族的利益趨於一致，形成了整個利益共同的集體。我們今後需對各族的歷史作深刻的研究，用歷史的事實，說明各族都是中華民族重要的一員，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28)岑家梧還撰文駁斥法國學者伯敘呂斯基、馬伯樂、德國學者斯密德、瑞士學者戴密微及國內學者馬長壽等將仲家歸屬於泰語系的觀點，認為「仲家原為中原漢人，後來因為犯罪流徙或奉調戍邊，日久便與土著通婚土著化了」，其與漢人在血統上混合已久，不屬於泰語系民族。(29)

繼續強調中華民族整體性的學者，如姚薇元說：「中華民族之內涵，實包有漢滿蒙回藏苗瑤諸族，此宗族間之相互關係，自遠古以至現代，無時不在錯綜交織之中。」「吾漢滿蒙回藏苗瑤諸宗族，經五千年恆長之共同歷史，生活於同一政治教化之下，其間雖有政權之變遷，勢力之消長，然其民族之關係，則愈接觸愈融合，愈交織而愈密緻。迄今已由諸宗族銷融混化而成一整個的『中華民族』。」「今諸宗族間僅存些微之生活方面或宗教方面之差異，一如英格蘭人與愛爾蘭人間之差別，初不失為英吉利民族然。要言之，漢滿蒙回藏苗瑤諸宗族經五千年之交融混化，業已鑄成一中華民族，此民族之本身具有一種錯綜密結之『整個性』，絕非外來暴力所分裂也。」(30)朱謙之也說：「中華民族分開說，有漢、滿、蒙、回、藏各族系，合而言之，卻同是蒙古利亞種，就中如一般人類學者所認為種族和語系不明的邊疆同胞，實際均已早感受中華文化，在血統上混合已久，不能詳為分析。在整個系統看來，這些邊疆同胞，可以說是中華的原始民族，是帶著中華民族的共同色彩，所以近日談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只是一整個的複合民族，是歷史上形成起來的固定的人類集團，雖在各族系裡面免不了帶多少特殊的色彩，但就整個來說，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即是蒙古利亞種，所謂黃種便是。」(31)此文雖是從種族的角度來論述的，但目的仍是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

為了避免承認民族及民族問題予敵人以分化之口實，大力宣傳和倡導「中華民族同源論」，反對使用「民族」一詞、承認民族問題和討論民族問題的學者，如黃舉安認為使用「民族」一詞及承認民族問題是授人以柄，因之否認國內民族稱號有存在的價值。他說：「事實告訴我們，到了今天，還有人在提倡什麼『苗夷問題』和『雲南民族問題』，濫用了名詞，恰好給野心者一個絕好的侵略機會，像泰國也在高唱滇桂是他們的故居謬論，這責任不能不歸之於亂喊『民族』的人們來負擔。」黃氏還嚴厲批評：「在國內無異族的最高原則下，所謂某某民族全是無根之談，因為中華民族在血統上早就無分彼此了。」而在「全民族正在精誠團結，救亡圖存的今日」，使用「民族」一詞的人是「不識大體的」，他們「像有意在離間民族感情，侮辱邊胞人格」。黃氏還認為：「中華民族在歷史上雖然有過各種民族名詞的記載，可是是否能夠當得起民族稱號，實在大有討論餘地。」「在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民族名詞，何止百數十種，從前的姑且不去管他，既現在一般人稱的漢、滿、蒙、回、藏、苗、夷等等名詞，同樣沒有存在的價值。」(32)

三

為了粉碎大泰族主義的侵略言行，團結各民族共同爭取抗戰勝利，國民政府也在不斷調整民族政策：開始承認並尊重少數民族，取消歧視性的少數民族稱謂；為減少分化民族的稱謂，以出生地稱謂取代族屬稱謂；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將知識界「中華民族同源論」主張付諸實踐。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宣言指出：「中國境內各民族以歷史的演進，本已融合而成為整個的國族……在未得勝利以前，吾境內各民族唯有同受日本之壓迫，無自由意志之可言，日本口中之民族自決，語其作用，誘惑而已，煽動而已；語其結果，領土之零星分割而已，民眾之零星拐騙而已；日本知此廣大之領土，與繁庶之民眾，非可一口吞滅，故必取而臠切之，臠切越細，吞滅越易，其所以製造傀儡，惟日汲汲，如恐不及者，職由於此。故吾同胞必當深切認識，惟抗戰能解除壓迫，惟抗戰獲得勝利，乃能組織自由統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各民族今日致力於抗戰，即為他日享有自由之左券也。」(33)一方面，認為各民族已融合成一個國族；另一方面，向國內各民族揭露日本以「民族自決」為誘餌分化我國民族的陰謀，號召各民族為實現徹底解放而共同奮鬥。

1939年1月，中央研究院接到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部公函：「我國邊疆民族之名稱常因『猺族』、『獞族』、『玀玀』等犬旁名詞，引起國人之歧視；請予糾正，以免誤會，等情。查所呈不無見地。惟此等民族各有其歷史上構成制因素；應如何修改方為妥善，擬請貴院詳加研究。」中央研究院把這項任務轉交史語所辦理。參加「考定我國四方少數民族名稱之工作」的芮逸夫，「乃就舊搜，略加考稽，計得西南少數民族使用蟲獸偏旁之命名凡50；遂釐定改正原則，編成正字表」。1940年1月18日，中央社會部會同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商討修正西南少數民族蟲獸偏旁命名，決議補充二項：(一)以為學術上研究便利起見，擬請中央研究院依據下列原則詳訂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原則如下：(1)凡屬蟲獸鳥偏旁之命名，一律去蟲鳥偏旁，改為人旁。(2)凡不適用於(1)項原則者，則改用同音假借字，如蜒、蠻等是。(二)少數民族成為其根據生活習慣而加之不良形容詞，應概予廢止，如「豬屎仡佬族」，「狗頭猺」之「豬屎」、「狗頭」等形容詞。(34)

1939年8月，國民政府渝字第四七號訓令全國一律廢除各族舊名，而以其生長所在地人呼之，如蒙古人、西藏人或貴州某縣人等。訓令指出：「我國民族、文化、血統，混合已久，不能強為分析，歷史記載，斑斑可考。後因輾轉遷移，環境懸殊，交通隔絕，語言風習，遂生歧異。在專制時代，對於邊疆同胞，視為附庸化外，實行其割裂封鎖之政策。民國以來，國人復受敵方惡意宣傳，在心理上已遺留本國內有若干不同民族之錯誤觀念，於是相沿成習，往往仍妄用含有侮辱性質之蠻、番、夷、猺、猓、獞之稱謂，加諸邊疆同胞，在呼之者固易生藐視之心，而聽之者尤易起憎惡之感，是無異於自行分散我整個之民族。殊與總理倡導民族主義之本旨相背謬。國民政府前據蒙藏委員會委員格桑澤仁提議，曾通令禁用番蠻等稱謂，加諸西藏人民，以矯正陋習，昭示平等。時逾十載，不獨種習未除，益以近來國內人士，逐漸注意邊疆問題之故，不妥名詞之使用，有日趨擴大之勢。即以西南邊地同胞而論，竟有二百餘種不同名稱。廣西省政府，雖曾將猺猓獞等字樣，改為傜倮僮等，以示平等。但不同民族之痕迹，仍未見泯除。若專為歷史與科學研究便利起見，固不妨照廣西省前例，將含有侮辱之名詞，一律予以改訂。而普通文告，及著作品宣傳等，對於邊疆同胞之稱謂，似應以地域之區分，如內地人所稱某某省縣人等，如此則原籍蒙古地方者，可稱為蒙古人……其他雜居於各省偏僻地方，文化差異之同胞，似亦不妨照內地分為『城市人』『鄉村人』之習慣，稱為某省某邊地，或邊縣人民，以盡量減少分化民族之稱謂。」(36)這種以出生地稱謂取代族屬稱謂的做法，雖然有以示平等的用意在內，但也是國民政府貫徹中華民族是一個，否認國內各民族稱謂存在，淡化國人民族概念及各民族族屬意識的具體表現。

國民政府將知識界「中華民族同源論」主張逐漸付諸實踐。1942年8月27日，蔣介石在西寧對漢、滿、蒙、回、藏各士紳、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戶作演講時說：「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詞。我們說我們是五個宗族而不說五個民族，就是說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樣……我們集許多家族而成宗族，更由宗族合成為整個中華民族。國父孫先生說『結合四萬萬人為一個堅固的民族』，所以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其中各單位最確當的名稱，實在應稱為宗族。」(37)在《中國之命運》初版中，蔣氏又進一步指出：「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也就是說，各宗族之間不是存在血緣關係，就是存在婚姻關係。而在增訂版中，蔣介石則直接表述了其國族同源主張：「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這多數的宗族，本是一個種族和一個體系的分支……他們各依其地理環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文化。由於文化的不同，而啟族姓的分別。然而五千年來，他們彼此之間，隨接觸機會之多，與遷徙往複之繁，乃不斷相與融合而成為一個民族。」(38)

綜上所述，抗戰時期，大泰族主義言行引起了重慶國民政府、西南地方政府及中國知識界的高度警惕，引發了政府及知識界對邊疆問題、民族問題的深刻反思。第一，大泰族主義言行引起了重慶國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府對邊疆問題、民族問題的高度重視，促成了政府在民族問題認識上的轉變。這表現在：其一，大泰族主義使國民政府從過去只重視蒙藏問題，發展到認識到西南民族問題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相當棘手和重要的，進而更加重視西南民族問題。其二，大泰族主義使雲南省政府認識到不僅雲南西南部，而且我國西南半壁都已危機四伏，促進了雲南省政府對雲南及中國西南民族問題的認識以及對雲南西南邊疆的開發與建設。其三，大泰族主義使貴州省主席楊森堅信邊疆問題與民族問題有著密切關係，促使他特別關注西南邊疆民族問題，認為要完成新貴州的建設，必須解決民族問題，強化貴州少數民族的中華民族意識。第二，大泰族主義引起了中國知識界的高度警惕和重視，促使知識界普遍強調中華民族的統一性或整體性，提出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和「中華民族同源論」的主張。由於戰爭和政治的原因，部分民族學者主張學術研究應為民族團結、爭取抗戰勝利服務，部分學者繼續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更多的學者為了避免承認民族及民族問題予敵人以分化的口實，大力宣傳和倡導「中華民族同源論」。第三，出於對大泰族主義的憂慮和警惕，國民政府為團結各民族共同爭取抗戰勝利，將知識界「中華民族同源論」主張付諸實踐，對國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儘管抗戰時期泰國政府一直堅持大泰族主義的侵略行徑，但是國民政府及其知識界對大泰族主義言行的揭露、批駁和反擊，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泰國政府的侵略野心，這對於維護多民族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爭取抗戰勝利都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注釋：

參見賀聖達：《「南詔泰族王國說」的由來與破產》，《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馬勇：《泰國古代史研究述評》，《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

據泰國人素察·奔波里叻回憶：「二十年前，正當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初，中國一位史學家談及南詔歷史時說，建立南詔國是烏蠻族(現在的彝族)和白蠻族(現在的白族)，而不是泰族，我聽後只得發愣，因為在小學、中學念書時就從歷史教科書里知道南詔原是泰國的疆域，所以這個認識一直深刻的印在我的腦子裡。」(素察·奔波里叻：《南詔——是我們泰族的疆域嗎》，葉國忠譯，《東南亞研究》1980年第4期，第71頁)

為了回應西方學者對歷史的無知或有意歪曲，我國學者長期駁斥「泰族建立南詔」論。參見方國瑜：《雲南沿革》，《雲南史地輯要》(上)，雲南省立昆華民眾教育館，1949年11月；林超民：《白族形成問題新探》，林超民主編：《民族學評論》第二輯，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賀聖達：《「南詔泰族王國說」的由來與破產》，《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

陳呂范：《中泰關係若干問題研究課題小結(代序)》，《泰族起源與南詔國研究文集》代序，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年，第2-4頁。

《雲南省政府秘外字第537號令》(1940年4月25日)，雲南省檔案館藏，1011-13，第2頁。

江應樑：《請確定西南邊疆政策》，《邊政公論》1948年第7卷第1期，第1、3頁。

《雲南省政府秘外字第537號令》(1940年4月25日)，雲南省檔案館藏，1011-13，第2頁。

《雲南省民政廳叄三字第4444號密令》(1940年5月15日)，雲南省檔案館藏，1011-13，第7頁。

江應樑：《騰龍邊區開發方案》，雲南省民政廳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編印，1944年11月，第2-5頁。

楊森：《貴州雜憶(續)》，《楊森傳記資料》(四)，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第68頁。

(11)楊森：《貴州雜憶(續)》，《楊森傳記資料》(四)，第68頁。

(12)楊森：《貴州雜憶(續)》，《楊森傳記資料》(四)，第68頁。

(13)楊森：《〈邊鐸〉月刊發刊詞》，《楊主席言論選集》第一輯，貴州省政府秘書處編印，1946年，第353頁。

(14)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4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第422頁。

(15)顧頡剛：《益世報·邊疆周刊發刊詞》，《益世報》，1938年12月19日。

(16)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益世報·星期評論》，1939年1月1日。

(17)傅斯年：《致顧頡剛》，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5頁。

(18)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益世報·邊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顧頡剛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記》中記道：「昨得孟真來函，責備我在《益世報》辦《邊疆周刊》，登載文字多分析中華民族為若干民族，足以啟分裂之禍，因寫此文(《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告國人。」(《顧頡剛日記》第4卷，第197頁)

(19)費孝通寫有《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翦伯贊寫有《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顧頡剛撰有《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答費孝通先生》。關於當時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參見周文玖等：《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學術論辯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黃天華：《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抗戰前後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1940年代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九四年代的中國(下卷)》，2007年8月。

(20)顧頡剛：《暹羅改號與中國之關係》，轉引自張鳳歧：《雲南邊務》，雲南省立昆華民眾教育館編：《雲南史地輯要》(上)，昆明：雲南省立昆華民眾教育館，1949年，第28頁。

(21)陳序經：《進步的暹羅》，《獨立評論》第235號，1937年5月。

(22)張廷休：《再論夷漢同源》，《西南邊疆》第六期，1939年5月。

(23)張大東：《中華民族發展史大綱》，重慶：軍訓部西南遊擊干訓班印，1941年，第21-22頁。

(24)岑家梧：《論民族與宗族》，《邊政公論》第三卷第四期，1944年4月，第8頁。

(25)《邊政公論》發刊詞，《邊政公論》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8月，第1、3頁。

(26)吳修勤：《怎樣訓練苗夷的幹部》，《社會研究》第三十五期，1941年10月，吳澤霖等：《貴州苗夷社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9頁。

(27)岑家梧：《貴州宗族研究述略》，《邊政公論》第三卷第二期，1944年2月，第37頁。

(28)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顧與前瞻》(1940年)，《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1-32頁。

(29)參見岑家梧：《由仲家來源斥泰族主義的錯誤》，《邊政公論》第三卷第十二期，1944年12月，第20頁。

(30)姚薇元：《中華民族之整個性》，《邊疆通訊》第三卷第一期，蒙藏委員會邊疆政教制度研究會編印，1945年1月。

(31)朱謙之：《中華民族之世界分布》，《民族文化》復刊創刊號，民族文化月刊出版社，194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