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屬印度：奇特的存在，難產的自治，真納與甘地終要分道揚鑣

1947年，在新德里的會議上，新任印度副王路易斯·蒙巴頓透露了英國對印度的處理計劃，參會者從左至右依次為尼赫魯、蒙巴頓顧問、蒙巴頓和真納，6月3日晚，印巴分治方案正式對外公布，隨後由印度制憲會議全體表決通過

1918年11月11日，槍炮聲在歐洲大陸上平息下來。沿著從法德邊境到北海的漫長戰線，英國士兵開始慶祝勝利。然而恰如列寧所言，國際衝突的結束非但不會帶來永久和平，長期積累的內部矛盾反而因為戰爭末期的精疲力竭，達到了爆發的臨界點，最終演變為來勢洶洶的革命。因戰敗而崩潰的俄羅斯、德國和匈牙利陸續爆發了內戰；勝利者的情形同樣不遑多讓：在不列顛帝國的東方基石印度，一場內部革命已在醞釀。

在「日不落帝國」的治理架構中，英屬印度構成一個相當奇特的存在：由於1857年的土兵起義令倫敦心有餘悸，長期以來，白廳拒絕給予印度和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類似的半獨立地位，而是實行一種名為「拉吉」（Raj）的直接統治制度。構成殖民地主體的次大陸領土的絕大部分（包括60%的土地和75%的人口）被劃分成17個行省，由英國委任的省督或政治專員在同樣是由英國人組成的行政參事會和立法會議協助下進行治理。行政會和立法會成員由倫敦派出的印度副王（Viceroy）提名，後者也是英王在印度的最高代理人。至於「拉吉」制度以外的另外40%領土和25%人口，它們處在562個大大小小的土邦王公的統治之下；倫敦的印度事務部承認土王對所轄領土的管理權，土王則自視為英國的被保護國。印度人本身則只是「拉吉」的僕役。

1939年爆發的二次世界大戰令穆斯林聯盟、國大黨和白廳的關係變得更加微妙，11月24日，國大黨領袖甘地從穆斯林聯盟領導者真納家中離開，兩人分別前仍在進行討論

在20世紀初的英屬印度治理問題中，效率與權力之爭一直是白廳面臨的最重大考驗：從最大限度壓榨印度的土地和人力資源的角度看，必須提高垂直管理機構的執行力。但正在興起的本地中產階級以1885年成立的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為中心，要求分享立法權，為此不惜進行暴力反抗。1909年，國大黨接連策划了幾起針對殖民地高級官員的暗殺行動，迫使印度副王明托勛爵通過了一項改革法案，擴大各省立法會的規模，允許本地人自行投票選出40%的議員。但選民資格以財產標準為依據，全印度符合相應要求的只有區區600萬人，僅相當於17個省中最小的阿薩姆邦的總人口。而戰爭的爆發卻使本地人的胃口進一步抬高——大戰期間，印度為英帝國提供了用於中東戰場的絕大多數兵員和給養，並接受了幾乎所有財政要求，現在是他們要求回報的時候了。既然戰敗國都能依照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宣言」，享有民族自決和獨立建國的空間；有什麼理由不滿足印度人起碼的自治請求，給予他們和加拿大相仿的權利呢？

然而白廳自有一套主張。1919年，印度事務大臣蒙塔古勛爵和印度副王切姆斯福德勛爵推出了一項改革法案，同意將各省立法會的選舉權完全轉交給600萬合法選民，並使立法會得以負責教育、公共衛生等輔助性事務；副王依然有權提名行政會成員，但其直轄權力縮小為外交、軍事、鐵路以及海關、郵政，行政會則在立法會的配合下處理財政、金融、司法和警政事宜。換言之，「拉吉」的權力被下放到各省，允許少數本地富裕階層和高種姓男子在省際層面與殖民當局展開博弈，但也僅此而已：沒有普選，沒有財政獨立，更沒有加拿大式的自治。而當印度人膽敢反抗時，等待他們的將是棍棒和子彈——1919年4月13日，國大黨的錫克族支持者在阿姆利則遭到英國駐軍的無警告射擊，死傷超過1500人，釀成1857年以來最大的慘劇。

1943年，新德里，穆斯林聯盟組織的大會上，真納正在向與會代表發言

阿姆利則慘案最深刻的影響，是使國大黨的新生代領導層基本放棄了在合法框架內爭取自治的嘗試。在從南非回國的莫漢達斯·甘地律師的率領下，國大黨自1920年夏天開始發起了長達18個月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以不納稅、不入公立學校、不承認現行司法制度、不擔任公職、不購買英貨等方式對「拉吉」進行反制。儘管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甘地的門徒帕特爾和尼赫魯為代表的激進派逐步放棄了不合作行動，開始參與各省的立法會選舉，但其目的依然不是提高省督的管理效率，而是要鑽進立法機關內部、延宕和破壞其議事日程，使省級政府的運轉陷入癱瘓，最終迫使倫敦在自治問題上讓步。這也是當時國大黨的主流傾向。

在那個大致由律師和學者組成的國大黨核心領導群體中，真納並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角色。他比甘地大兩歲，出生於卡拉奇的中產商人之家，從孟買大學畢業後在倫敦著名的林肯律師學院接受了科班法律訓練，隨後成為孟買頗有名氣的「民告官」訴訟律師。像一切受到英國法律傳統熏陶的律師一樣，真納推崇自由主義，對印度人無緣自治權和大眾選舉始終耿耿於懷。1906年，他成為國大黨溫和派的一員，三年後在孟買當選為立法會議員，致力於以和平方式爭取自治。在1919年反對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法案的上層情願中，真納的口才、決心和人格魅力給白廳的官僚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一項與生俱來的特質決定了真納遲早會和甘地分道揚鑣：他出生在一個深受宗教傳統影響的穆斯林家庭，並且從少年時代起就對自己的信仰堅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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