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精英敗壞是社會失序之源

2011年末，發生了三則與汽車相關的新聞：

11月26日，廣東惠州市惠城區人大代表許某酒後駕駛賓士轎車，逆行撞翻一輛電動車，大罵傷者：「你這個窮人，還敢騎一輛破車來撞我!」

11月29日，成都，一名駕駛北京牌照別克轎車的男子與執勤交警發生爭執，態度傲慢，並對交警喊，攔他車，是干交警干膩了。

12月4日，上海，一輛寶馬轎車和一輛賓士轎車在追逐中發生碰撞。事發後，兩輛車上的人員互毆，賓士車司機當場身亡。

這三則新聞中的汽車都不錯，駕車人或是有錢的商人，或是有地位的人大代表，或是身份神秘之士，總之，從經濟、政治結構角度看，他們算得上是精英。

然而，從文化角度看，這些精英都是潑皮流氓。當然，他們只算低等級的流氓型精英，高等級的流氓型精英動輒貪賄幾億，包養數十女人。筆者在想，這類流氓型精英在整個精英群體中能佔到多少比例?很難估計，但可以確定地說，該比例一定處於史無前例水平。是的，中國社會的精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敗壞的，這正是當下社會嚴重失序的根源所在。

至少從堯舜時代開始，健全的華夏治理機制就是「君子之治」。《舜典》提出，以「樂」教「胄子」也即當時的精英具有下面的德行：「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君子德行養成科目。可以說，華夏文明之自覺，始於君子養成之自覺。這樣的君子乃是完整的人，他們同時具備德行，具備治理的技藝，也具有莊重的威儀。周代就是依靠這些君子進行治理的。孔子立教之根本目標，正是在傳統君子走向衰落之時重建君子之教，在新的環境中養成君子，以為邦國、天下治平之本。從根本上說，儒家之學就是君子養成之學。

華夏文明為什麼會走向君子之治的機制?可能與華夏天下之規模龐大有關。華夏天下的規模是古希臘、古埃及、古羅馬難以想像的，這樣的規模決定了天下只能分散地、多中心地治理。君子就是基層治理之中心，每個君子就構成一個治理中心。君子們通過聯合，維繫一個「和而不同」的天下共同體———它還具有強大的秩序擴展能力。

秦攻滅六國、一合天下之後，試驗了一種新方法：以單一的權力中心統治每一個人，結果是迅速失敗。這與交通、經濟、政治控制技術等的效率無關。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第二次嘗試這種統治模式，同樣失靈。董仲舒、漢武帝之後，君子之治模式得以部分恢復，並一直延續到第二次嘗試之前。

實際上，孔子的一句話已清楚地說明了單一中心的治理模式與多中心的君子之治模式的根本差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單一中心的統治以人性之惡為預設，以政府強制執行刑罰、人們對刑罰的恐懼維持秩序，主要由官員構成的精英與被統治者是敵對關係。由此，人性之惡也就迅速成長，每個人都在尋找秩序的漏洞，維持秩序成本迅速攀升，以至於無法承受。

相反，在君子之治的機制中，君子依靠人們的信賴而享有軟性的治理權威，由此，精英與大眾之間是一種合作關係，就像孔子所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社會治理的成本比較低廉，而且，這種治理經常是以大眾的同意和參與為前提進行的。當然，這種治理正常運轉的前提是：第一，政府保持節制，給社會充分的自我治理空間。第二，有一個健全的君子群體分散在基層社會方方面面。不幸的是，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無所不在的權力讓社會喪失自治空間，君子也就不復存在。

晚近二十年，這個單一權力中心統治體系之外，成長出一些商業、社會精英。但是，他們遠不是君子，其中很多人不過是有錢的流氓而已，高度商業化的權力精英也在其中。在當代中國，金錢系統地製造了心理上、社會上與政治上的不平等。當代中國社會的混亂，十有八九是這些掌權、有錢而沒有德行的精英造成的：他們製造毒奶粉;他們進行暴力拆遷;他們在大街上橫衝直撞，破壞交通秩序;他們濫用權力，他們也濫用金錢。他們以末日心態橫行於國中，因為他們已經移民或者準備移民。

中國社會要好一點點，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馴服精英，養成其中一部分成為君子。制度當然需要變革，但透過儒家和佛教等傳統價值、宗教之教化，喚醒部分精英之良心，也是更為基礎性的工作。君子之治的突出特徵是，它是多中心、自下而上地構建秩序的。一個個分散的君子完全可以在不合理的大環境中，治理好一個企業，一個社區，一個村莊，一個NGO。而只要養成一批君子，大範圍的制度變革就能獲得有力的引擎。

原文刊於《商界（評論）》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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