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1626～1705）

是明宗室、寧王朱權後裔。號雪個、雪衲、八大山人、個山、驢屋、人屋、何園、書年、驢漢、刃菴、破雲樵、驢屋驢等，明亡後為僧，以享名於世。他於書曾於黃庭堅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側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響，得其靈動秀美之致。60歲前後開始，逐漸形成獨特的個人面目：用筆凝練如篆，泯去起收形態變化，代之以圓渾含蓄，行筆以中鋒圓勁、婉轉流動為主，不計提按粗細的變化。結構極重視疏密的對比，並常常因此造成字勢欹正、展蹙的諸多變化，從而進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形簡而勢滿，神清而意長，意境高遠，氣質渾穆，與其繪畫同一機杼，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傅山（1607～1684）

原名鼎臣，字青竹，後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號僑山、嗇廬、公之它、真山、濁翁、石道人、老檗禪、僑黃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陽曲（今太原）人。他生性剛烈耿介，有義士之稱。雖自幼聰穎博學，但卻在晚明屢試不第。明亡後，曾秘密參與反清活動被捕，獲救後隱居不出。康熙十八年（1679年）開博學鴻詞科網羅各地碩儒，他被當地政府強行送往北京，卻堅辭不入，終未應舉。其終於舊朝的行為雖有歷史局限，但剛直不阿的氣節還是為後人所稱頌的。他還是清初的重要學者，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在清代學術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時長於醫術，尤精婦科。學問道德都為當時所重。

鄭簠（1622-1693）

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今江蘇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專攻隸書的書家，終生未出仕，主業行醫。學漢隸垂30年，得《鄭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參以行草筆法，自成飄逸瀟洒的格局，後人認為他與朱彝尊是「漢隸之學復興」的首要功臣。

鄧石如（1743～1805）

初名琰，字石如，避嘉慶帝諱，以字行，改字頑伯，號完白、完白山人、古浣子、完白山民、游道人、龍山樵長、鳳水漁長、笈游道人等，安徽懷寧人。他生於鄉鄙，終生為布衣，但自幼即喜刻石，仿漢印頗工，至南京梅鏐家，居八年，遍臨所藏金石善本，由此而篆、隸、楷、印皆臻大成之境。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劉墉延為賓客，聲振當代名公。其篆書融秦漢於一爐，又出以隸筆，遂使篆法活脫生動，擺脫了鐵線的拘滯，不唯字形闊大磅礴，而且筆勢豐富多姿，墨色流溢燦然，大大拓展了篆書的藝術表現力。其隸書筆致健拔蒼勁，結體疏宕俊逸，用墨蒼古，亦可謂深入漢人堂奧。晚清書論名家包世臣、康有為、楊守敬等對他無不推崇備至，競相推許為國朝第一、集篆書大成等。這都是因為他成功地實現了兩大傳統的轉換，表明醞釀已久的秦漢北碑傳統的復興高潮的來臨和兩大傳統的對峙、融會的真正的開始。

何紹基（1799～1873）

字子貞，號東洲居士，晚號蝯叟、猨臂翁，湖南道州（今道縣）人。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歷任編修、國史館協修、總纂、提調等，曾主持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咸豐間任職四川學政期間被黜，從此講學遊歷各地，晚年在揚州主持校勘《十三經註疏》。他是晚清著名的學者，精通儀禮、說文、漢書、詩詞以及書法，著有《說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金石跋》等。他的書法，早年從顏真卿入手，後來融會《道因法師碑》，精研數十年，深得其妙，以後又肆力於篆、隸以及北碑，無不用功深至，是以篆、隸、楷、行皆冠絕一世。又以絕大天分和匠心，探求各體精神的融會，因而其各體的面目，都與傳統的面目形成了很大的差異，然而又無不以傳統的面目為依歸，真可謂帖意碑神，草情篆韻，一體而兼收之，在中國書法史上開出了奇葩，為書法的未來發展拓出了一條嶄新的大道。

吳昌碩（1844～1927）

初名劍虞、俊，又名俊卿，字香補，中年以後更字昌碩，以字行，亦署倉石、倉碩、蒼碩，號缶廬、老缶、缶道人、老蒼、苦鐵、大聾、石尊者、鄉阿姐、破荷亭長、五湖印匄、削廬、蕪菁亭長等，浙江安吉人。晚年被推舉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是晚清傑出的藝術家，詩書畫印皆自成家數，影響深遠。著有《缶廬集》。他既是清代書法的殿軍，又是近代書法的開山，他於篆、隸用功最多，尤其是《石鼓文》，終生浸淫，無一日或離，晚年變化筆墨，引入行草意趣，遂使筆情墨趣，流溢行間，篆書的復興，至他而達到一個新高度；行書以王鐸為宗，融入歐、米，又引入碑法之蒼勁渾樸，老辣生奇，使行書也重放光華。治印初習浙、皖，既而出入秦漢，借鑒封泥匋甓，融入寫意繪畫情趣，形成了斑駁高古、沉雄壯遒的新面，即作小印，也有尋丈之勢。治印還獨創修整印面和邊欄的法門。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古今無二。吳昌碩的成就，是清中期以來兩大傳統深入融會的碩果，標誌著清人重理古典的工作取得了圓滿的成功，為近現代書法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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