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失敗率99％的毛遂自薦

鄭也夫教授 視覺中國供圖

一輩子沒什麼職務的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退休後卻跟一個「會長」的職務較上了勁。

從教20多年，他從未擔任過任何行政職務。退休時，他被系領導推薦為「北大優秀教師」候選人，卻並不領情。在體制內見識過不少類似評選後，他早就認為這些評選「極不像樣，極不公正」，所以「乾脆退出」。

一個多月前，他忽然發出一份自薦書。這個自詡為「超齡憤青」的社會學學者曾宣稱「不參加規則不公正的遊戲」，這一次卻把目光放在了被他詬病已久的中國社會學會上——今年7月，中國社會學會將舉行換屆選舉，他自薦擔任會長。他甚至為此設計了一份問卷，要在同行中開展一次「關於社會學會會長產生辦法的民意調查」。

不同於那些總是掛著「系主任」或者「院長」頭銜的歷任會長，鄭也夫自知「一個無官無職的退休教授自薦擔任會長前所未有」，而這樣做是為了「宣揚一種理念，推動一項變革」。

為此，他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改革舉措，包括完善會長等職位的選舉制度，年會上縮短或取消領導致辭，「讓優秀作品的作者成為年會上最風光的人，不管他的資歷高低」等。

「我不是惡作劇，不是小孩過家家，也不是在胡鬧。」他表示，自己這次要來場真刀真槍的「真人秀」，並且做好了從一個「做事苛刻決絕的邊緣人」走向舞台中心的準備。

自薦書發出後，他預想，「已經麻木於理念宣講的人們，可能會被同行間公開競爭的輸贏吸引，會激起一些風浪」。但之後一個月里，他未接到一個同仁的相關電話。他的個人博客里，那份自薦書下面也只有10條回復。

一位社會學家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評價，鄭也夫的「自薦」是「堂吉訶德式」的。

和往年這個時期一樣，中國社會學會正在官網上有條不紊地更新兩個月後的2017年年會信息。鄭也夫投下的這顆石子沒有激起風浪，甚至連水花都沒激起。

一

早在10年前，鄭也夫就投過石子。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里，他公開批評中國社會學界的自家庭院「腌臢不堪」。

在官方介紹中，中國社會學會是「由從事社會學教學、理論研究的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自願組成的全國性群眾學術團體」。可在鄭也夫看來，這個民間組織卻「充分施行了官本位那一套」。

中國社會學會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組織每年7月份的年會。這個每次都有近兩千人參加、設置數十個分論壇的年會，是國內最大的社會學學術交流活動。

鄭也夫參加過一次年會。他還記得，全國總會和各地分會的領導端坐在台上，「像VIP一樣」。會議開始後，幾位領導依次致辭，會議舉辦地的行政長官也準備了一長串講話。「搞得很形式主義，很八股，無聊。」

「社會學會各地分會的負責人都是當地學術機構的行政領導，這些人大部分又成了全國總會的常務理事。他們在極大程度上壟斷了學術榮譽」。在多年前的一次訪談中，他形容中國學術界是「官大學問大」。

在他眼裡，就連會長的選舉也是「偽選舉」。他在自薦書中論述了自己如若當選會長後的一個改革目標： 「任期內，將與同仁們商討改革產生本學會會長、副會長、秘書、理事的程序。」

據一位曾長期擔任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的學者透露，會長是等額選舉產生。在換屆的理事會上，自己領到的投票單上只有一個人的名字，「同意就畫圈，不同意就畫叉」。

在經歷過的幾次換屆選舉里，這位前常務理事「從來沒有畫過叉」。他也從來沒有搞清楚，自己選出的會長是如何成為候選人的。就連自己的常務理事職務，他也是當選後才知道。

「每次選舉前，總會有些渠道傳出候選人的名字。」他笑了笑說，「圈子裡的人都明白，（會長）都是那幾家強勢機構（的負責人）輪流來當。」

在回答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問詢時，中國社會學會秘書處並未回應上述說法。秘書處一名工作人員說：「我們的選舉完全按照學會的章程來辦，這些章程都在民政部有備案。」

然而，在中國社會學會官網公布的章程里，對候選人的產生方式並沒有做出規定，甚至整個章程里都沒出現「候選人」這三個字。

「這說明候選人如何產生，完全沒有制度化。」鄭也夫說。

中國社會學會現任會長、清華大學教授李強以「這件事我不好說」為由，謝絕了採訪。

二

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退休教授潘綏銘的印象里，「副教授當一個副會長，或者一個研究生當理事，人家就會覺得很奇怪，甚至不可容忍」。

中國社會學會有10個副會長職位，鄭也夫認為這是一種「荒誕的設置」。他不認為這是給10位學者做事的機會，「更有可能是榮譽分配時的妥協之作」。

在自薦書里，鄭也夫給出了如何「打破榮譽壟斷」的設想。他建議將會長的任期由3年改為1年。會長提前一年選出，先成為「待任會長」，待任一年後自動成為正式會長，「以此解決一年任期制中的銜接問題」。

「這是美國社會學會已經運行百年的制度，總有值得借鑒之處。」鄭也夫的不少關於學會的改革方案，都緣於他對美國社會學會的研究。

與大陸社會學界聯繫緊密的台灣社會學會，也採用了「待任會長」制度，不同的是任期設為兩年。

除了會長和副會長，理事在社會學會中也佔據著重要地位。而在中國社會學會的章程中，理事的產生過程並沒有明確規定。一位熟悉學會人事制度的學者向記者透露，「理事採取推薦制，由各省市分會、相關重點高校等機構向學會推薦理事人選」。

在自薦書中，鄭也夫稱這些被推薦的理事候選人，都在大會上「鼓掌通過」。

根據《中國社會學會章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社會學會和從事社會學教學和研究的單位，自願申請、交納會費，經批准，可以成為單位會員。

一位擔任過中國社會學會理事的學者告訴記者，各地從事社會學教學或研究的機構，只要有15人以上的相關專業研究人員，就可以申請成為單位會員。而這些機構的行政領導，「一般都會成為學會的理事」。

在台灣社會學會，三分之一的理事候選人由理事會提名產生，其餘開放聯署提名。在共計300多名會員的學會，需要獲得10名以上會員的聯署，才有資格成為理事候選人。

鄭也夫並不知道，這樣的學會並非外國特有，國內已經有學術團體趟出了自己的路子。

與國內的大部分學術學會一樣，2004年以前，中國計算機學會（CCF）的會長和理事選舉，也曾是「做出來的民主選舉」。

「理事長、理事會一個小時就選出來了，同意就畫勾，不同意就畫叉，因為是等額選舉，所以無一人會落選。」杜子德說。

「我們尊重每一個會員，尊重他們手中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CCF，副理事長、理事和常務理事、監事都採取差額選舉。而候選人產生的方式，正是鄭也夫這次所採用的「堂吉訶德式」的「自薦」。

三

有一位知名教授曾被中國社會學會列為一個專業委員會的理事，但從來沒有參加過學會的年會。

「我知道的那些高水平學者，沒有幾個參加年會的。」在這位教授看來，年會的學術水平「很平庸」，「年會的價值還不如一場讀書會」。

一位青年學者說，自己身邊很多年輕的社會學學者「都以不參加年會為榮」。這位前兩年都到過年會現場的會員注意到，年會設立的60個分論壇，很多主題都是重疊的。「每個高校，每個機構都要召集一個論壇，最後就成了只求數量不求質量了。」

鄭也夫也看到了這些，因此他在自薦書里設計了自己的「施政方針」：將學術交流的重心放在非年會期間的中小型研討會上，設置「年度性論壇」來保障年會質量，設置「年度爭議性作品論壇」來鼓勵不同的聲音……

在潘綏銘教授看來，學會本來應該是與核心期刊一起，成為學術評價體系的一部分，現在卻「完全沒起到這個作用」。

「一些青年學者做的『非主流』研究，儘管很有意思，很有創見，但因為與核心期刊的評價標準不兼容，往往很難發表出來。」潘綏銘說，「社會學會作為一個民間學術團體，應當多給這些『異端』一些機會，把這些論文在年會上宣讀、交流。」

可參加過多次社會學年會後，他不得不承認眼前的事實：每年年會上也會公布一些「優秀論文」，這些論文的研究方向和領域，都和核心期刊主導的學術方向趨同。

「那些核心期刊的編輯們都是年會的座上賓。」潘綏銘提高了音量，「如果都用核心期刊來衡量我們的學術成果，那我們學科的發展就成了期刊編輯們決定的了。」

他認為這與原本的邏輯背道而馳。在他看來，應該由學術共同體來決定學科的發展方向，而不是期刊。「學會是非功利性的，學術本來就鼓勵創新，鼓勵突破。」

現在擁有近4萬名個人會員的CCF正在努力構建計算機學界的「學術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就是為了保證學術界的獨立性，根本就是會員治理。」

2015年，CCF向國務院辦公廳、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科技部和教育部遞交了一份關於政府退出國家科技獎評審的建議。建議書中指出，政府主管部門直接參与獎項的評審工作，是政府工作「越位」。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邊界不清晰，評獎過程容易出現誤判、錯判。「政府不是學術共同體，對專業發展和水平並不具有專業判斷力。」

「縱觀全球科技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是政府直接主導進行學術評價和評獎的。目前有些政府部門的思維和做法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和當前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簡政放權、職能轉變的方針明顯不符。」這份建議中寫道。

四

20多年沒有申請課題經費的鄭也夫一直試圖遠離學術資源分配這種「政治」。最開始，這個自認為「成果和能力尚屬一流社會學學者」的教授也申請過研究經費，但失敗了。後來他發現，想要申請到資金就必須托評委幫忙，而且資金的「大頭」都被各地學術帶頭人「在平衡各地面和互相幫襯中瓜分了」。

「在一個良好的社會機制中，一個真正優秀的研究者僅僅以自己的成果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報償，他不必通過一些低劣的伎倆。」鄭也夫說。

也有人質疑他參選會長的資格，一位受訪的學者認為，「早就逃離現行學術評價體系的鄭也夫，自然很難生產出完整的、標準的學術產品」，這與他自薦書里「評選會長職務根據學術成就高下」的說法形成一個尷尬的悖論。

可在鄭也夫看來，「標準件」是學術作品的死症，自己確實不會生產這種東西。他自信與「一流社會學家」這個身份匹配的，是他出版過的5本社會學專著，和在國內頂尖社會學期刊《社會學研究》上發表過的7篇論文。

鄭也夫自認為是個有「個人英雄主義」傾向的人。這一次，他把自薦會長當作「學術界制度與觀念變革的可能的突破口」，他「寧可個人受挫，也要攪動一池死水」。

實際上，他從一開始就清楚自己「當選會長的概率不到1%」，但他不願再像過去那樣只去「宣揚一種理念」，這次他要「以一種包含了此種理念的行為親自登場」。

「在社會轉型期，一群研究社會的學者如果不講自身該怎麼做，光講這個社會該怎麼做，那我們不就是虛偽的么？」這位退休教授昂起頭說，「先把自己的制度建設好，這不更切實么？也能對社會起個示範的作用。」

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鄭也夫寫道：「明日發蒼目茫告別學術界的時候，斷乎不會因為沒有擔任過中國社會學會會長而慚愧。但目睹一個學科的制度建設，在整整一代人手中成效甚微，來日面對後生天真而鄙夷的目光時，我會汗顏不已。」

不管是贊同還是質疑，鄭也夫想要通過自薦會長激起的水花，如今都死一般沉寂。一位就此事發表觀點的青年學者告訴記者，近期正在評職稱，希望報道里不要出現自己的名字，「讓評委看到了不好」。

鄭也夫的自薦書發出一個月後，終於有一位年輕學者與他聯繫，表達了支持之意。這樣的支持者，有且只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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