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面相：文明中的暴力故事

年年「五四」，今又「五四」，各地又將奏響「愛國主義」的最強音。

五四運動紀念日，北大學生參加了天安門廣場升國旗儀式，並在國旗下宣誓，表達自己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的決心。新華社記者 羅曉光

五四運動的歷史「面相」，一直是以反帝愛國的正面形象，聳立於人們的心目之中。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

在五四運動近百年的歷程中，不獨中國共產黨極力推崇她，國民黨亦推崇她。至今的「五四」，仍像一座精神豐碑，高聳于海峽兩岸。這種情況，在意識形態截然對立的國共對峙史上，是並不多見的「共識」。

五四的歷史記憶，已經強化為一種精神與價值，儲存在一代代人的記憶里，融進了中國人的血液里，值得永遠弘揚。

不過，我們絕大多數人對於「五四」運動的了解與認知，大多是從中學歷史教科書上獲取的，是教科書「教化」的結果。

人教版教科書關於「五四運動」的章節

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歷史》（必修1）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3版

人民版教科書關於「五四運動」的章節

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歷史》（必修1）

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4版

撮其大要，教科書對五四運動的表述，大致如下：

1919年5月4日發生於北京，以學生為主。6月3日後，發展為廣大群眾、市民、商人各階層廣泛參與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運動。

它與「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誓死奪回青島」「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等有關。

北京政府軟弱無能，多次訓令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良好的條件。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

從某種意義上說，教科書也是教條的代名詞。它清晰、正統、主流。邏輯完全能夠自洽，達到了天衣無縫的境界。

相對於教科書「清晰、正統、主流」的「五四」表述，著名歷史學者張鳴先生卻認為五四運動的許多方面「好像都是一筆糊塗賬。」

「別看五四研究者甚眾，著述甚夥，但從周策縱、彭明起，大家關係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後就是文學，說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幾位。好像只有台灣的呂芳上，談到了五四跟國民黨的關係。但是，跟五四關係密切的軍閥和政客，比如直皖之爭、官僚政客中的親日派和親英美派之爭，全都被人忽視了。另外，五四運動作為政治事件，它的運作是怎麼回事？怎麼動員的？怎麼宣傳的？運動中的學生跟商民是怎樣的關係，跟軍警又是怎麼回事？好像都是一筆糊塗賬。」

張鳴先生決心大家耳熟能詳，且業已形成「共識」，「被人研究到爛的題目」上，做出「新文章」。這篇「新文章」，就是其名作《北洋裂變》。

《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 張鳴 著

文明中的暴力故事

庚子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大的政治事件，只要涉及外國或者外國人，莫不有義和團的陰影。事件的參加者，都會極力表白，自己不是義和團，自己的行為，是文明的。1905年的抵貨運動如此，辛亥革命如此，五四運動也如此。

所謂文明，就意味著和平抗爭。北京的五四運動，延續幾個月的罷課、罷市、遊行、請願、上街演講，除了火燒趙家樓之外，大抵是和平的。上海的三罷（罷課、罷市、罷工），都有專門維持秩序的童子軍，打著「幸勿暴動」或者「警告勿暴動」字樣的小旗，甚至身上披著寫有同樣字樣的布帶。對於所有的暴力行動，尤其是針對外國人的暴力行動，均持反對態度。據《晨報》報道，「五四」學生在天安門的時候，聽聞學生要去東交民巷使館區，步兵統領李長泰前來勸阻，擔心學生不文明，惹出外交事端來。結果學生大呼：「我們舉動是極文明的！」學生代表還對李說，「我們全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的愛國的意思，一切行動定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

但是，暴力卻在遊行隊伍到達東交民巷不久就發生了。對於參加遊行的多數學生，包括總指揮傅斯年和段錫朋，並沒有計劃去趙家樓曹汝霖家。國內和海外的兩本五四運動史，都告訴我們，那年的5月4日是星期天，政府機關都在放假，沒辦法請願，選擇這天遊行，無非為了「喚醒民眾」。因此，根據組織者事先的商議，13所學校學生代表通過的決議，路線基本是繁華的商業區。順便到東交民巷的使館區，對外國人，主要是對美國人做一點呼籲式的請求。顯然，很多學生對於後者，似乎更加在意。可惜，那天美國駐華公使丙恩施不知道學生要來，去門頭溝旅行了。其餘巴黎和會五強，日本自然除外，英、法和義大利公使，也外出遊玩，使館一概對學生拒不接待。只有美國使館的官員露了面，接受了學生的請願書。到了東交民巷又不得門而入的學生們大為失望，心情未免煩悶。這時候，恰好有些人高喊，去趙家樓找曹汝霖算賬去！於是，大隊人馬轉向趙家樓。

火燒趙家樓紀念碑

遊行隊伍中的多數人，此時根本不知道趙家樓在哪裡，為什麼要去那兒。當時參加過遊行的作家王統照回憶說，一聽說隊伍要去趙家樓，人們紛紛問：「趙家樓在哪裡？」「誰住在趙家樓？」大家只是跟著走而已。可是，隊伍中的一些人對此卻是十分清楚的。據當時為北京高師（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的周予同回憶說高師和北大的若干人，在遊行前就開過一個秘密會議。在會上，一部分人不願意用和平的遊行請願方式，想要暴動。但是怎麼暴動，還沒想好。據說有人可以搞到手槍，但卻沒有結果，只是從大柵欄的照相館裡搞到了曹、章、陸的照片，「其餘少數同學也只分別帶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機利用」。周予同的同學匡互生也說，某些小團體已經事先將曹、章、陸各家的住址和門牌號碼都弄清楚了，準備激烈行動。高師的俞勁，也有類似的說法，說是他們預先調查了曹、章、陸的情況。溫和的羅家倫到了趙家樓感到很奇怪，怎麼有人會帶著「自來火」（火柴）呢？後來才明白，原來來的這些人早有預謀。

作為遊行總指揮的傅斯年，倒是不希望隊伍轉向曹家。可是，這位新潮社的頭兒，在北大新文化運動中很有威望的學生領袖人物，此時的話卻根本沒有人要聽。人們需要的是一個發泄的出口，不管這個口在哪兒，總之要找這麼一個。不僅如此，據羅家倫的回憶，還有人打了傅斯年一拳，將傅斯年打得從此萬念俱灰。「自此以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生關係了」。如果這事屬實，那麼，等於遊行的學生，在未對曹家和章宗祥動武之前，暴力就已經發生了，最先觸霉頭的竟然是自己的領頭人。據當事人回憶，另一個學生領袖，《新潮》的骨幹羅家倫，還被人罵為「無恥膽小鬼」。

進入曹宅之後，有人要點火燒房子的時候，跟著大隊人馬來到趙家樓的另一個總指揮段錫朋，發現不對，見匡互生要點火，出來阻止，說：『「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回答說：「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於是，火便燒了起來。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學生沒有找到曹汝霖，在抓住章宗祥痛打的時候，下手相當狠。甚至用旗杆鐵棍打他的腦袋，簡直是要把人往死里打。可是日本人中江丑吉出來保護章宗祥的時候；大家發現他是日本人，就不約而同地住了手，因為是擔心打了日本人，「增加外交交涉上的麻煩」。按抗議者的道理，曹、章、陸無非是日本的走狗，日本人才真正是罪魁禍首。碰上了日本人。理應更加痛恨才是，怎麼可能在火頭上戛然而止呢？看來，不論那些一時失控的學生，還是預謀好了的激進分子，腦袋裡依然有義和團運動的陰影。他們不想讓外國人，即使是仇敵，認為他們是野蠻的「拳匪」。在北京發生在1919年的8月26日，另外一件跟日本人發生衝突的事件，當時京津兩地的學生代表到新華門請願，一直堅持到次日，發現一個名叫安滕秀吉的日本記者在場，學生們將他揪住說是他在學生存放食物的地方站立已久，「恐暗下危險物，吾人食之必死」。但是學生並沒有毆打這個日本記者而是將他交給了巡警，依然能堅持不肯跟外國人動武。

曹汝霖

顯然，對於運動中的人而言，對自己國家的人施暴，特別是對那些公認是賣國的人施加暴力，就不算是不文明。只有把火燒到外國人頭上，才是野蠻，才是拳匪行徑。其實，當年的義和團暴力，也主要是針對國人的，也是在他們看來具有賣國嫌疑的人，所謂信洋教、跟洋人打交道的二毛子。五四運動中，這樣的暴力後來還發生過若干次，對不肯抵制日貨的商人，對替政府說話的《昌言報》記者，捆、打、遊街，都有過。其中《昌言報》經理和主編被「雙臂倒捆，復系長繩，牽至街心，人皆呼『賣國賊』不已。有憤而手批彼等面頰者。復以該社之紙張，書『賣國賊、漢奸』等字樣，貼在彼等胸前及背後，並遍插亡命旗」遊街，一路挨打。

據當日北京日華同仁醫院診斷，章宗祥的傷勢相當嚴重。診斷是，頭部挫創，全身各部打撲傷兼腦震蕩。診斷書上說：

現症：在頭部顱頂部創傷一處，長約五厘米，深達骨膜，又有不整齊斜傷三處及小挫傷三處，在頭部有橫斜小裂傷二處及皮下出血腫瘤二個，又在左右耳翼有大小二處之破裂創傷，其他左右肩胛部、脊部、胸部、腹部、腰部及上下肢有大如手掌以至小如銅圓之打撲傷共二十一處，精神朦朧，應答不明，時發哼聲，呼吸細微，稍切迫，脈稍頻，數雖尚整調，然微弱也。胸、腹腔臟器不見變動，周身尚無骨折癥狀。豫後綜觀前記癥狀，現今傷勢頗重，於今日非見其腦癥狀之經過如何，不能判定將來也。

對於這種運動中的暴力，當時的輿論，基本上沒有譴責的。只有當時身為北大講師的梁漱溟，在1919年5月18日《國民公報》上，發表《論學生事件》一文表示異議他說：我的意思很平常，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去遵判服罪。檢廳如果因人多，檢查的不清楚，不好辦理，我們盡可一一自首，就是情願犧牲。因為，如不如此，我們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是無可諱的。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們仍有自已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們，加暴行於他們、一縱是困民公眾的舉動，也不能橫行，不管不顧。絕不能說我們所做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們民眾的舉動就犯法也可以使得）。」除了梁漱溟外，北大法學教授張孝籍在學生問到當天運動的法律問題時，也表示，學生的行為，「法無可恕，情有可原」。

章宗祥

然而，公開發表的梁漱溟的異議，立刻引起學界精英一連串針對他的異議和批評。很多人認為，雖然學生之舉在形式上與法律不合，但卻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要遵循公理。著名國會議員兼記者藍公武先生，還舉出西方國家遊行示威中出現的暴力，證明只要公眾行為符合道義，有點暴力也無傷大雅。如果對此進行追究，反而在法律上是冤枉，在道德上是作偽。甚至，不僅曹汝霖的鄰居含糊其辭，推說當時沒看清，即使把人傳來，也認不出來。就連曹家的傭人，也不肯出面具體指證是誰放的火、打的人，提供的唯一線索，是說記得先進來的學生，是戴四角帽的。從老照片上我們就能知道，當時學生戴四角帽者，車載斗量。甚至一些在事件中受傷的警察保安隊員，也不肯指證學生，說連他們自己為何人毆傷，也不清楚。

顯然，在這樣的輿論氣氛中，當時的學生斷然沒有可能去「一一自首」。學生的暴力，在當時，已經被全然忽視，甚至在傳聞中被開脫——曹家的房子，是曹汝霖為了嫁禍學生，甚至是為了焚燒賣國文件，自己點燃的。公眾和輿論關注的是另外一種暴力——政府對學生的暴力。火燒趙家樓之後，30多個落在後面的學生被捕。據彭明考證，被捕的學生一共有32人，其中北大20人，高師8人，工業學校2人，中國大學1人，匯文大學1人。

學生被捕，當然不是因為「愛國遊行」，而是放火打人。但是輿論不這麼看。大家眾口一詞，學生愛國無罪，政府抓人無理。除了梁漱溟之外，所有的聲音都是如何營救被捕學生的。第二天，名流汪大燮、王寵惠和林長民就出面保釋被捕學生。5月6日。北京13所專門以上的學校校長，到教育部要求釋放學生。北京農會商會，則開會議決，派代表「往謁當局，請將學生釋放」。緊接著，北京專門以上的14所學校學生一起罷課。田與此同時，人們風傳曹家的火是曹汝霖自己放的，為了「燒死學子」。甚至還有傳說。曹汝霖為了掩蓋罪證，燒毀秘密文件才將房子點燃的。巧妙地將學生的暴力轉變成了賣國賊的暴力。還好沒有把學生痛打章宗祥，變成章宗祥痛打學生。

不過沒有過多久，學生挨打，甚至挨打致死的故事傳開了。當時有個參加遊行的北大預科學生郭欽光，原患有肺結核，是遊行過於勞累，以至於疾病發作，挨到5月7日死了。就傳說他是被警察打傷致死的，甚至還有人說他是被曹家傭人毆傷致死。這種說法，據羅家倫回憶，是某些人有意製造的，「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傭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弔祭，和挽幛哀辭的追悼」。不過，到了北京學生為郭欽光開追悼會的那天，由於被捕的學生已經被釋放，空氣有所緩解。所以，會上發的郭欽光事略，沒有說他是被打死的，只說他見學生被捕，「憤而大痛，至於嘔血」，然後不治。但是各地開的追悼會，卻都不約而同地說他是被毆傷致死的。即使是訛言傳出去了，大家就會信那個比較邪乎的。這個虛擬的政府或者曹家的暴力事件，無意中成了運動最好的動員利器。

最有意思的是，過了很多年之後，當事人的回憶，在台灣和海外的，跟在大陸的有很大的不同。在外面的人對於當時學生的暴力，多不以為然，羅家倫的回憶，我已經徵引過了，頗多悔不當初之意。另一位台灣著名學者毛子水說：「我當時聽見許多人亂打一個人，心裡頗為不平，以為這種行為不是大學生所應有的，但我也沒有力量阻止，所以只得大聲呼叫與我常在一起的同學離開打人的地方，叫不到人，我便獨自回校了。」一位當時的法專學生王扶洲的回憶，強調了遊行的和平性，說他們根本無意去打曹、章、陸，而且到了趙家樓曹宅之後，喊了幾句口號就走了。當年的北大學生田炯錦甚至對整個的遊行都感到不滿，說是「遊行隊伍零亂。談笑喧嘩，喊口號時，常作怪叫」，令他很是反感，當時就想脫離來的。因此，誰先跳進曹家，打開大門，誰先動手打人，都跟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第一槍一樣，成為大家競爭的目標，也成了眾說紛紜的一個羅生門。

當然，今天回顧當年學生的行為，在跟外國人請願沒有找到正主兒，又受了東交民巷的外國兵一肚子氣之後，滿腔怒火的學生肯定要找個發泄的地方。恰好，一些激進分子事先的準備，為這種發泄找到了最合適的地方，那就是趙家樓曹宅。既然大隊人馬到了曹宅，焉有不衝進去的道理？更何況，在場的警察根本不負責任，就算負責，估計多半也攔不住憤怒的學生。加上那時的警察既無電話，也沒有汽車摩托，根本無法呼叫增援，於是悲劇就這樣發生了。中國一向有縱容學生鬧事的傳統，不僅東漢以及北宋末年的太學生這樣具有充分正當性的學生鬧事，得到社會的同情，就連每次科考時節舉子的胡鬧，只要不太過分，從政府到民間都給予包容。在台灣的當年好漢，50年之後的回憶，大概只反映了他們後來的心境，當時是不是也這樣的「非暴力」，很難說。如果當時就這樣清醒，為什麼當時沒有人站出來？包括羅家倫明明知曉有關郭欽光的「陰謀」，為什麼當時什麼都不說？這說明，作為運動的參加者，儘管都是大學生，每個人也非常具有文明意識。但是，在面臨國家民族危亡（至少他們自以為是這樣的）的緊急時刻，在很多人心盡中，暴力絕對是一種非常可能的選項。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之後一部分運動積極分子轉向激進，是順理成章的。

（本文摘自張鳴：《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東方出版社2016年出版）

是「認同」，還是「排異」？請繼續閱讀：

《五四運動史》彭明著

《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策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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