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八年那撥青年的豪言壯語：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短史記微信號：tengxun_lishi
圖：1920年7月1日，北京岳雲別墅少年中國學會成立一周年合影留念
1919年最耀眼的歷史標籤是「五四運動」；但最重要的歷史標籤，應是「少年中國學會」。
理想與迷惘：少年中國學會往事
文 | 諶旭彬
「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這是1919年的7月，28歲的胡適在北京「少年中國學會」演講時的結束語。
胡適說：「這便是少年中國的精神。」
這一年，「少年中國學會」將中國最優秀的青年聚集到了一起。這些青年厭倦了時代；厭倦了政府，厭倦了現實政治，乃至於厭倦了父兄輩的諄諄說教。他們要為混亂的中國，尋一條新的出路。
又過了20年，時人不無驚訝地發現：活躍在政壇、學壇上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許多都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天下，果然成了「少年中國學會之天下」。
風雲聚合
「少年中國學會」於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曾琦、李大釗、周無、雷寶菁、陳愚生、張尚齡等七人在北京發起。此後，經過長達一年的醞釀與籌備，1919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發起人王光祈日後曾如此解釋當日組織「學會」的緣由：
「學會何為而發生乎？有數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時代之影響，知非有一班終身從事社會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於是不度德、不量力，結為斯會，以『社會活動』為旗幟，奔走呼號，為天下倡。」
另一位會員李璜的描述，要更為具體一些：
「民國成立之後，軍閥主政而賣國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養己與醉生夢死也更有甚於昔日。故從『五四』之前一年又從政治改革轉向到了思想改造。」
這些表述，顯然深受新文化運動「改造國民性」的影響。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們大多認同「國民程度與國家程度呈正比例關係」這樣一個觀念。所以，學會當日定下的宗旨就是：
「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圖：學會創始人、音樂家王光祈
基於這樣的理念，又有鑒於往日舊政治的教訓，王光祈們希望學會的會員們遠離現實政治，專心從事社會活動，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會傳播，以此為理想中的「少年中國」打下根基。於是有了這樣的學會規定：
「凡加入『少中』會友一律不得參加彼時的污濁的政治社會中，不請謁當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勢力，不寄望過去人物；學有所長時，大家相期努力於社會事業，一步一步來創造『少年中國』。」
首批會員，日後的南京分會創始人黃仲蘇，如此回憶學會初創時的氣氛：
「『少中』學會初非一種綱紀嚴整、規律詳密、服從某一領袖、遵守某一主義之集團，而是一種追求光明的運動。會員莫不反對封建主義，祟尚進取，重視新知識，於各種新制度極感興趣，思想自由，.不受約束，所持信仰亦不一致。」
「（會員們）平日務求言行一致，尤以虛偽、敷衍、放縱、標榜諸惡習為戒。聚首時每有辯論，無不面紅耳赤，據理力爭，事後則又握手言歡，不存芥蒂。會員間來往通訊，討論修養、科學、政治活動及一般社會問題之函件，載在《少年中國》月刊者，皆至親切感人，尤為當時一般青年所爭誦者也。」
圖：學會刊物《少年中國》雜誌。
另一位會員方東美晚年回憶：
「（學會會員）共計一百有八人，皆個性獨特，而思想自由，情感富贍。平居生活抑又律己甚嚴。吁衡時艱，觸發問題，寫為文章，先後發行《少年中國》及《少年世界》兩種雜誌，風聲所播，全國掀動。」
理想激蕩
理想中的「少年中國」究竟是何模樣？如何達成那種模樣？學會並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答案。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是如此描述的：
「我們『少年中國』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創造，不是鑄定的偶像，是活動的生活。……我們各個不同的『少年中國』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裡成一個結晶，那就是我們共同的『少年中國』，大家都在共同書寫「這一部『少年中國』史。」
相對於李大釗抽象的描述，另一位創始人王光祈心目中的「少年中國」似乎要具體很多：
「理想中的『少年中國』，就是……要使中國成為未來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國人民的風格，制度和學術生活等等都能適合於世界人類進化的潮流。」
什麼樣的「少年中國」才「適合世界人類進化的潮流」呢？王光祈主張先從改造每個人的生活開始：
「我們要創造一個天機活潑的生活，打破形式主義，打破不自然的個人生活」。
在一封給夏汝誠的書信中，王光祈談及自己從困頓人生中獲得的感悟：
「（我）是一個極窮的小子，未曾受過家庭一文的遺產，也未用過官廳一文的公費。我所有已過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讀。……這個世界是我們活動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縛，我都要徹底的脫離。」
具體到政治體制，王光祈也有很具體的看法，他曾研究過同時期在歐洲風靡的社會主義，也研究過在俄國推行的列寧主義——1919年的青年，多少都有過類似的思想經歷——王光祈擔憂列寧的俄國會導致「國家權力入侵私人生活」：
「該國列寧等所奉的馬格斯之國家社會主義，採集產制度，國家權力甚大，究竟與個人自由，有無妨礙，實是一個疑問。我極反對機械的個人生活，受這種勞農政府支配的國民，處處都有一種國家權力緊緊跟隨，個人生活便成一種機械了。」
雖然王光祈們對現實政治往往有自己獨立的認知，但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一開始仍然堅持了會規中「不得參加彼時的污濁的政治社會」的規定，遠離政治活動，而將主要精力放在了社會活動中，包括教育事業、出版事業、新聞事業、以及各種改造個人生活的烏托邦試驗；先後創辦了《少年中國》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後出版「少年中國叢書」30餘種；《少年中國》月刊暢銷九省，遠至日本，影響力與《新青年》並駕齊驅；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講演團」，倡導推行了「新村運動」實踐、「工讀互助團運動」實踐。
圖：學會會員、哲學家方東美
略言之，學會達成理想的「少年中國」的手段，絕不能是政治的，而只能是社會的。對此，王光祈曾特意撰文《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詳細回顧中國自戊戌以來所有政治變革遇挫的歷程，最後沉痛說道：
「主張政治改革者之效果，我國民在此三十年中已飽覽遍嘗，幾疑黃帝子孫將從此永無得見天日矣。」
基於這樣的歷史認知，歸國青年胡適打出的「二十年內不作政治運動」的宣言，得到了王光祈和學會高度的認同，王光祈宣布：
「吾人須從今日起，即以畢生精力投之於社會事業。若思想不革新，物質不發達，社會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虛想。」
遠離現實政治，讓學會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良好氛圍。許多年後，學會會員左舜生如此回憶當年的學會生涯：
「在『少中』最初幾年的會員間，實在沒有給我留下半點不良的印象。這與我後來所過的黨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鬥角的把戲，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另一位會員，「戰犯」李璜，也在台灣回憶起當年意氣風發的日子，他談起一位老朋友——毛澤東——用了「會友」兩個字來稱呼他。王光祈曾在1919年如此評價這位湘潭青年：「此人頗重實踐，自稱學顏習齋（編者按：清代儒學大師顏元）之學主實行」。
圖：毛澤東所填寫的《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
1919年，這名湘潭青年學生公開刊文，如此描述自己的理想：
「我數年來的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七年(1918年)春季，想邀數朋友在省城對岸嶽麓山設工讀同志會，從事半耕半讀，因他們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無成議。今春回湘，再發生這種想像，乃有在嶽麓山建設新村的計議。」
在這個「新村計劃」中，學生每天睡眠8小時，游息4小時，自習4小時，教授4小時，工作4小時。湘潭青年認為：一邊讀書、一邊工作的「工讀主義」，是一種創造性的新生活；這種新生活，是創造新社會必需的細胞。他希望新學校里的學生，能夠成為創造新社會的種子：
「新學校中學生之各個，為創造新家庭之各員。新學校之學生漸多，新家庭之創造亦漸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
他所描繪的這種「新社會」的藍圖中主要有：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等。毛澤東說，這種新社會，是一種「新村」；「新村」，就是一個個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愛的「共產主義」細胞。
那一年，這名湘潭青年接到了學會印製的一份「『少中』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他明確地填寫了四個字：「教育事業」。
風流雲散
不涉入現實政治活動，只關注社會改造的學會規矩，還是被打破了。
這種打破，或許是某種必然，用會員李璜的話說：
「要救國而又不及政治，乃是其中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
所以，《少年中國》月刊從出版之日開始，搞社會活動還是搞政治活動、能不能搞政治活動的爭論就已經開始了。
王光祈也很清晰地看出，會員中「有信仰國家主義的，有信仰社會主義的，有信仰安那其主義的，而且各會員對於他自己所信仰的主義，非常堅決，非常徹底。」
如果學會的活動局限在社會活動中，信仰的不同並不是非常要緊的事情；但倘若涉入到政治活動，信仰的不同就足以造成學會的分裂。如會員鄧中夏說所言：「甲會員理想的少年中國，容或是過去的德意志；乙會員理想的少年中國，容或是現今的俄羅斯。」
圖：學會創始人曾琦。日後與同為學會會員的李璜，共組民國第三大政黨中國青年黨。
創始人王光祈一度認為，這種主義信仰的不同，不是壞事，反是好事。理由是：
「我覺得現在中國人的思想行為，無論在什麼主義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國人有適應多種主義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預備工夫不可。」
在王光祈看來，當日國人思想陳舊，不足以成為任何主義生存的基礎土壤，故而首要之務不是決定採取何種主義去進行政治活動，而是先用社會活動來更新國人的思想。單純地抄襲美國憲法，模仿英國政治，是不能成功的——「我們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義必須的預備工夫，先決問題」，這個「預備功夫」，就是「革新思想，改造生活」。王光祈說：
「我不是反對鼓吹主義，我是反對專鼓吹主義而不設法訓練。……少年中國學會的任務便是從事各種主義共同必需的預備工夫。把這第一段路走完了……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
但通過社會改造來造就新中國這條路，路漫漫其修遠兮，部分青年們顯然是等不及了。1920年，李大釗首先站出來，要求學會確立自己所信奉的主義。理由有二：1、學會已經有了兩年的「切實研究」，該對主義問題做個結論；2、這段時間社會上冒出各種團體，都有鮮明的主義的旗幟。到了1921年，北京的部分會員甚至提出了「必須採用一種主義，而且必須是社會主義」的要求。
1921年7月，學會成員在南京集會，共到會23個代表。會上，就是否要有一個主義，發生了激烈爭論，最後表決：主張不要主義的六人，主張要主義的十七人。討論主義問題，自然而然地就討論到了是否應該容許會員自由從事政治活動，結果也發生了很大的分歧，討論的結果是：將直接加入現在政界，定義為狹義的政治活動，將打破現在政治組織從事革命，定義為廣義的政治活動；然後將廣義的政治活動包括到「社會活動」之中，表決結果，十九人贊成，三人反對。
也是在這次會上，王光祈為「學會容許」的「政治活動之例外」重新作了規定，即容許「推翻一切強權政抬之一革命運動」。
再往後，越來越多的會員投入到現實政治活動去了；依賴社會活動創造「少年中國」的夢想，越來越少有人提起。1925年，學會停止活動。此後，會員們各奔東西，在國共內戰的漫漫戰場上拚死搏殺。
圖：1921年5月31日，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會員合影。後排右三為李大釗，右一為鄧中夏。
附：學會全體會員名單
王光祈，周太玄，陳愚生，李大釗，雷寶菁，張尚齡，曾琦，魏嗣鑾，趙曾儔，沈懋德，李璜，易家鉞，李劼人，雷寶華，宗白華，左舜生，葛灃，黃日葵，袁同禮，羅益增，許德珩，陳寶鍔，周炳琳，彭雲生，李思純，穆世清，周光煦，李珩，何魯之，孫少荊，胡助，易賡甫，康白情，孟壽椿，徐彥之，劉正江，蘇甲榮，雷國能，塗開輿，段子燮，陳登恪，趙子章，趙世炎，鄭尚廉，黃仲蘇，黃懺華，田漢，劉仁靜，鄭隆瑾，章志，沈君怡，楊德培，朱鏡宙，鄧中夏，張菘年，陳道衡，趙崇鼎，沈德濟，蔣錫昌，阮真，楊賢江，王克仁，謝承訓，方東美，王德熙，邰爽秋，惲代英，余家菊，梁空，張聞天，芮學曾，毛澤東，劉國鈞，李貴誠，章一民，陳啟天，惲震，王崇植，吳保豐，周佛海，張明綱，高 君宇，陳政，湯騰漢，楊效春，張滌非，李初黎，楊鍾健，沈昌，鄢公復，唐現之，朱自清，常道直，劉拓，盧作孚，金海觀，曹守逸，郝坤巽，童啟泰，康紀鴻，侯紹裘，楊亮工，須愷，黃公覺，劉雲漢，倪文宙，洪奠基，舒新城，蘇里樂，吳俊升，張鴻漸，胡鶴齡，任啟珊，許應期，浦薛鳳，朱公謙，葉瑛，古柏良，程中行，王潛恆，湯元吉。
（參考資料：張允侯/等，《五四時期的社團》，三聯書店；吳小龍，《少年中國學會研究》，三聯書店。等。）
TAG:短史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