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太太」把防禦圖傳回大陸，原來她是女特工

法制晚報訊（記者張恩傑）她是江南水鄉的女兒，日軍侵華，國土淪陷時，她教大家學唱抗日歌曲，義賣義演；她以書店郵購商、飲食店「老闆娘」等紅色商人身份掩護中共地下黨組織開展活動，並籌集活動經費；新中國成立後，她卻來不及與家人團聚，成為中共派遣到台灣的秘密交通員，將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這樣的絕密軍事情報安全傳遞到大陸黨組織手裡；在不幸被當了叛徒的同夥供出後，她以死相拼，吞金自殺未遂，面對嚴刑拷打堅貞不屈，身中六槍英勇就義。

朱楓的外甥女、84歲高齡的顧倬雲在醫院辦公室接受記者專訪

近日，《法制晚報》記者專訪到這名傳奇女性朱楓的外甥女顧倬雲，她將姨母朱楓短暫但卻輝煌的潛伏生涯向記者陳述。在台灣，她獻身後，骨灰長達60年無下落，所幸其女兒朱曉楓及親屬們努力尋找，在海峽兩岸共同接力下，她的忠魂終歸故里。

兌換三克拉鑽戒向地下黨根據地捐資

4月10日上午，在位於北京市海淀區五棵松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身穿白大褂的醫療專家顧倬雲接受了《法制晚報》記者的專訪。她雖已是84歲高齡，但卻精神矍鑠，思路清晰。

據其介紹，外公朱雲水是浙江寧波鎮海當地漁業公會會長。而其母親朱啟文和姨母朱楓（朱啟英）兩人為一母同胞，關係十分親密。「母親與姨母在我外祖母在世時，一直生活在報關行內宅，在外祖母的悉心教導下，至入學年齡，兩姐妹先後入鎮海高級女子小學讀書。」顧倬雲如此陳述道。

1928年23歲的朱楓

1927年，22歲的朱楓遠嫁東北，成為奉天（瀋陽）兵工廠大技師陳綬卿的繼室，並生下女兒朱曉楓。1932年夏天，陳綬卿因感染時疫而亡故，朱楓得到了胞姐的慰藉和照顧。而當她看到姐夫患嚴重結核病辭職在家休養，姐姐日子過得頗為窘迫時，決定投資4000元，在漢口開店，與姐夫合股按各佔一半股金，由其姐夫具體經營。

「1937年底鎮海吃緊，姨母朱楓帶領全家輾轉到武漢。當時，南京失陷，武漢已成戰時首都，匯聚了政府部門和各方抗戰力量。姨母朱楓就住在我家，朱曉光（朱楓伴侶）及其哥哥朱曦光一家在漢口新知書店。」顧倬雲說。

姨母一家在她家住了約半年。此時，她剛滿5歲，已經開始記事，只是記憶很模糊。她只記得姨母教她學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母親還告訴我，姨母在鎮海期間曾組織抗日宣傳，收容逃難來的難民，她教大家學唱岳飛的《滿江紅》，另有花木蘭從軍歌詞，以及《保衛盧溝橋》等。」

朱楓和姐夫一家合開的大樂童裝店在漢口中山大道大陸坊，這是當時漢口最繁華的路段。而此時，作為中共地下黨根據地的新知書店總店隨著上海淪陷日軍之手，而被迫遷到武漢。徐雪寒是書店負責任人，朱曦光在新知書店工作。此書店在漢口江漢路聯保里16號，離大樂童裝店不遠。

在有關朱楓的紀念文章中，徐雪寒這樣寫道，「當時身懷有孕的朱楓打算到湘西某地分娩，放下身上這塊包袱後，再上抗日前線。她將變賣家產所得，向新知書店投入了一筆數額較大的資金。說投資，這是門面話，實則是對黨的出版事業的無償捐獻。對於資金十分窘迫的書店來說，實在是雪中送炭。大大鼓舞了我們在艱苦生活中堅守崗位工作的士氣。」

1938年，新知書店也隨著武漢淪陷而搬往桂林。朱楓負責新知書店桂林分店的郵購工作。「她很勝任本職工作，但凡有所需要，她總樂於幫助別人。她有交際能力，輪到在門市部站櫃檯時，逢到官方檢查人員，能應付自如，對進步讀者，能很好照顧，千方百計滿足他們對書籍的要求……這些都大大增加了黨組織對她的理解和期望。」徐雪寒在紀念文章中如此描述道。

當時，浙江金華新知書店被查封后，朱楓奉命去上海購買印刷製版用的薄型紙（當時是禁品）。到上海後，她住在同學朱慰庭家裡。朱楓曾委託其丈夫代向上海銀行租用保險箱，由於薄型紙漲價，所帶經費不足，她把一顆三克拉的鑽戒從銀行保險箱取出來，兌換「儲備票」三千餘元，購買了薄型紙五十令，連同新知上海分店為總店印好的何治核著《無線電學》兩千冊，把薄型紙夾在書包里打了二十二個大包。

因寧波日艦封港，朱楓回程只得走香港、大亞灣、沙魚涌、溯東江轉至桂林。抵桂林後，朱楓參加了新知書店桂林分店的工作。這時，朱楓又向新知書店捐資，她把鑽戒換購薄型紙的價款充實了總店的資金。

故意輸錢向國民黨高官打探情報

1944年，朱楓忙碌在地下黨在上海的書店裡。就在同年10月，書店混入汪偽特務，遭受破壞，大部分同志被逮捕，在日本憲兵隊受審。徐雪寒在其回憶錄中表示，他知道後即到上海設法營救。朱楓雖經殘酷拷問，但能從容應付，因混入書店內的汪偽特務不認識她，就將她和其他女同志一起釋放了。

徐雪寒還透露，之後，朱楓還冒險在晚上潛入書店，把藏在暗處的重要材料、一些存款和支票本、賬冊等取出來，以便接應在獄中的同志，並對陸續獲釋後去根據地的同志提供路費等。經過這些考驗和出於她本人的願望，徐雪寒介紹朱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將其歸在中共駐上海秘密機關負責人張唯一同志的屬下。

1946年，在徐雪寒的領導下，上海創建了鼎元錢莊，朱楓代表黨成為鼎元錢莊的股東。她利用學生的身份，將後來成為蔣介石國民政府秘書的沙孟海老師請來，為她鐫刻「鼎元錢莊」匾額。「我當時正為蔣介石纂修他們的宗譜，朱楓熱情招待我，藉此作為掩護，我也心知其意。但是作為中共地下黨員的她，竟然將宴席設在了身為國民黨軍統工作人員的同父異母的妹妹的家裡，而她妹妹卻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這讓我很驚訝也很佩服朱楓的深藏不露和睿智聰明。」沙孟海在紀念朱楓的文章中如此透露道。

而據鼎元錢莊的一名高管回憶，新中國成立前偽上海市銀行有一名副總經理，對鼎元錢莊的資金周轉幫過不少忙。有一次他舉行壽慶，鼎元錢莊幾名高管給他送賀禮並參加晚宴，飯後一起打撲克牌，同桌的除偽市銀行幾名高級人員外，還有幾個國民黨高級軍官和他們的親屬，其中有一個是偽山東綏靖區總司令和他的妻子。這一情況被徐雪寒知曉後，指示該名高管多同他們交際往來。

朱楓則進一步教鼎元錢莊這名高管與他認識的那些國民黨高官賭錢時，有意識地輸些錢給他們，讓他們高興，搞熟了，可以利用他們探聽一些情報消息。「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夜間實行戒嚴，交通不方便，他們（國民黨高官）要為我坐的汽車領一張通行證。那時局勢動亂，銀錢業有時銀根奇緊，他們見我忙於調頭寸，不能應邀參加他們的賭局，不僅把自己的錢存到鼎元錢莊，還動員他們同夥把錢存到鼎元。」這名錢莊高管在回憶錄中如此描述道。

「朱楓不僅要搞好經濟工作，還要負責秘密聯繫和掩護一些黨的領導同志以及保護他們的安全。那時候我和陳明同志要去香港，時而回根據地，時而來上海，朱楓對我們的安全照顧得非常細心和周到。」徐雪寒如此強調朱楓在上海地下黨內的重要性。就在1947年，他在上海聽到一些緊急情況，急欲乘船去香港，朱楓為他買了外商輪船票，給另外一個同事借了一件皮袍和一頂禮帽，將他們化裝成商人，並親自護送他們登船，幫助徐雪寒脫離了險境。

以探親名義入住台灣省警務機關家屬宿舍

1948年暑假，顧倬雲被姨母朱楓接到上海住了兩個多月。對這段生活，顧倬雲記憶很深刻，「我到上海後，和姨母同睡一張床上，她給我講抗日戰爭故事。她還給我做了一套新裙子，並買了一塊手錶給我戴上。這樣打扮一新方便她白天帶我外出吃飯會客。當時姨母在上海有2個同父異母的妹妹在國民政府做事，所以姨母常常借家庭聚會的機會，和這些親戚拉家常，從中套取一些國民黨內部的情報信息，反饋給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顧倬雲如是說。

1948年秋，朱楓奉命來到香港，在香港合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職。1949年11月，新中國已經宣告成立，朱楓正在等待撤離回上海，中共華東局經慎重考慮，命其以看望前夫的女兒阿菊和外孫女為由，赴台從事情報聯絡工作。

臨行前，朱楓給在上海的愛人朱曉光的信中寫道：「兄將外出經商，此去將有幾月逗留。妹不必惦記，也不必和他人說起。妹如須去別處，請勿為我滯行，這時候，個人的事情暫無須放在心上，有更重要的應先做去。」由於秘密工作的需要，信中的性別是有意顛倒的；另外，朱楓寄給朱曉光的照片背面，則寫著：「我已深深體驗著：『真實的愛』和『偉大的感情』，從此，將永遠快樂而健康。」

朱楓坐著蘭沙尼輪在大海上顛簸了兩天兩夜，於1949年11月27日到達基隆港。隨後，其來到目的地台北，入住女婿家——台灣省警務機關家屬宿舍，開始了充滿危險的工作。

對於這樣的巧妙安排，當年「負責抓人的谷正文少將」於20世紀90年代向社會公開的「絕密資料」《國防部歷年偵破匪叛亂案彙編》中指出，「共匪運用女匪幹朱諶之與我台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王昌誠（王經查明無罪，恢復公職）之至親關係辦理入境證，及寄居王家，以掩護身份進行工作。此種大膽深入之方式，頗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之注意，達成完成任務。」

一天一早，女兒和女婿都上班去了。朱楓跟家中帶孩子的保姆招呼一聲出了門。她坐公交車去了基隆，走進一家叫「三榮行」的南北貨店，按照約定的暗號與台灣地下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台灣彰化人，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聯繫。

蔡孝乾將遠來的客人引進店堂的內室，兩人交談起來。朱楓告訴他，此次她所擔負的密取重要情報的任務希望能得到「老鄭」（即蔡孝乾的化名）的幫助，並和其約定，今後每周三同一時間接頭，地點改在台北市內一家叫「建昌行」的聯絡點內，那裡離朱楓的住地不算遠，走過幾條街就能到；蔡孝乾要了朱楓女兒家的電話號碼，他隨手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剛剛發行的新台幣，將電話號碼記在那張拾元面值的鈔票上。

以「陳太太」身份將準備好的密件取回

值得一提的是，朱楓到達台灣後，接頭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據顧倬雲介紹，朱楓帶著中共華東局對台工作委員會駐港負責人萬景光給吳石的親筆信，以「陳太太」的身份，走進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

她幾乎有點懷疑自己走錯了地方，因為這裡還掛著「××電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來，吳石初到台北時，不僅「國防部」機關還沒隨著國民黨政府從重慶遷來，連軍官宿舍也還沒有準備好，這裡是借給他一家人暫時棲身之所，當時他及夫人、孩子已經搬進大安區的新居，這處老房子尚未退還，便成了一個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聯絡點。

1948年夏，朱楓（右二）與顧倬雲（右一）、朱明（左二）、朱暉（左一）在上海

這是一個冬日的午後，12月初的台北已有些許寒意，門外還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吳石請「陳太太」在會客間坐下，朱楓將「劉老闆」（萬景光化名）托帶的短簡鄭重地交到他手裡，並談了萬景光交代她的事情。吳石點點頭，說這次因為住院聯絡倉促，臨時安排這處舊宅，下回要請「陳太太」去新居做客，並同朱楓約定了具體的時間和地點。

一個星期後的周末，下午4點鐘光景，朱楓走進位於台北大安區的高尚住宅群落。吳石將朱楓請進書房，把自己準備好的幾份情報文件交給朱楓。這次會面以後，每逢星期六下午4點鐘，朱楓都到吳公館去，將吳石準備好的文件、圖表等密件取回。而後，按照預定方案，通過秘密渠道迅速傳回大陸。

「朱楓姨母分批傳遞給大陸的這些國民黨絕密軍事情報包括《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配置圖》、各防區的《敵我態勢圖》以及台灣島各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這對當時中共欲解放台灣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參考指導作用。」顧倬雲根據《吳石傳》的記錄介紹道。

已完成任務的朱楓按上級指示準備取道香港回大陸。1950年1月14日，朱楓在台北發信給上海的同鄉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呂逸民，稱「鳳將於月內返里」。但朱楓卻沒想到，當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上午，她像往常一樣在10點鐘之前來到「建昌行」，沒有見到「老鄭」，卻收到了蔡孝乾留給她的「報警」字條。對此，朱楓立即去找吳石，告訴他大陸家中有事，她打算儘快離開。

由於基隆港船已停開，朱楓走海路的計劃不能實現了。就這樣，吳石為朱楓簽發了「特別通行證」，在其副官聶曦的協助下，朱楓於當年2月4日搭乘空軍飛機飛往當時仍為國民黨控制的浙江定海，並欲搭船前往已經解放的上海。

被捕後吞金自殺未成英勇就義

「事實上，早在朱楓乘飛機離開台北的前兩天，即2月2日，蔡孝乾被國民黨保密局抓捕，在嚴刑拷問下，他供出了其公文包里的記事本上的『吳次長』正是『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很快，保密局派員到吳家搜查時，發現了其親自為朱楓簽發的『特別通行證』。就這樣，一道緝查和追捕『在逃女匪朱諶之』的密令送至定海縣城內的警備司令部，所有的交通關卡都被嚴密地控制起來，大小船隻均已被封鎖停航。」顧倬雲告訴法晚記者。

在那種插翅難飛的情況下，朱楓只好躲避在沈家門存濟醫院院長顧孫謀家中，沈家門是舟山群島最東頭的漁港，距離上海、寧波都很近。半個月後，朱楓被捕了，當即被押解至定海縣城的看守所嚴密關押起來。此時她料到台北方面一定出了問題，否則不會到舟山來抓她。

對此，她抱定以死相拼的決心。就在2月26日夜間，受風寒患重感冒發高燒的朱楓，用滾燙的手指，將貼身掛的一個帶有金鏈條的金鎖片取出，又撕開海勃龍大衣的肩襯，那裡有她密藏的一隻金手鐲。她用牙咬、用手掰，把金鎖片和金鏈條分開，將手鐲折為兩段。然後一面屏息凝視門外打瞌睡的看守，一面將這幾件金制飾品，和著一杯熱水分四次吞了下去。

第二天清晨，看守人員打開囚禁室的房門，目擊的景象使他們大為吃驚：高燒未退又強忍著腹中劇痛的朱楓，在床上蜷縮著成了一團，面色發青，人已昏迷。撕開了肩襯的海勃龍大衣上，還殘留著金首飾折斷後撒落的碎渣。對此，看守人員連忙向主管報告，請來醫生查看，很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趕緊實施搶救：強制灌下瀉藥後，卻並不見效。就在這時，台北方面也在催促著「要人」，一架飛機將生死未卜的朱楓從定海押送回台北。

飛機在台北機場一著陸，守候在那裡的「保密局」人員立即用救護車將朱楓直接送往××總醫院。毛人鳳們知道「活口」的價值，又過了一天，東西全部排出，醫生和特務們鬆了一口氣。

六月的雨，落在台北的街頭，也打濕了一個叫「馬場町」的地方。當吳石、朱楓、陳寶倉及聶曦被押下刑車的時候，隨行的攝影人員按動了快門，留下了他們英勇就義前的鏡頭：朱楓身穿藍色毛絨衣的衣襟邊，被抓住她胳膊的行刑隊員的手掠到了身後；淋濕的旗袍緊貼著她修長的身體，頸脖上和毛線衣的肩頭都纏繞著一道道勒緊的繩索，額前和耳邊的髮絲有些凌亂。此時她正奮力向前，邁動腳步，神態自然地從容面對著死亡的到來。

「砰砰砰」——數聲槍響，子彈穿透了胸膛，朱楓和她寧死不屈的戰友們，倒在了血泊中，歷史艱難而又莊嚴地定格在了1950年6月10日下午4時30分這個令人悲痛的時刻。第二天，台灣、香港的各大媒體均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一事件。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發揮正能量」

「很快，45歲的朱楓英勇就義的消息傳至大陸。聽聞噩耗的母親悲痛萬分，攜帶時年11歲的次子國瑞從漢口搭乘江輪赴上海。母親抵達上海後，即在家裡設立靈堂。按家鄉習俗『做七』，祭奠親妹妹。『斷七』那天，在靜安寺做法事，為姨母在天之靈祈福。」顧倬雲向記者說道。

採訪中，法晚記者了解到，與朱楓同天就義的吳石中將，由其部下收屍入土。1975年吳石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其骨灰在世紀之交由其子女奉回內地，葬於北京福田公墓。而朱楓的骨灰卻長期以來下落不明。研究者從文件中發現，1950年6月10日朱楓遇難後，遺體即被送去火化，此後便再無記載。

1950年6月被押赴刑場的朱楓

2010年，朱楓的骨灰長達六十年下落不明後，終於被找到。11月底，一切手續齊備，朱楓的骨灰終於在2010年12月9日這一日，由台灣移送至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暫放；緊接著到了2011年7月12日，朱楓忠魂終歸鎮海故里，永遠地安睡在故鄉的土地下。

談到此處，顧倬雲向記者表示，「姨母曾在寫給我的信中說，年輕人一面工作一面學習進步很快，現在讓她們出外做事，絕對不像從前的女人在寫字間里只是花瓶一樣的裝飾品。新中國正在建設中，各部門很需要培養一切人才，吸收優良品質的青年，真實地為人民服務。」

顧倬雲坦言，就在姨母英勇就義後不久，她暗下決心，一定要繼承遺志。就在當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她第一批報名參加了軍事幹部學校，成為了一名志願軍。半年後，她的大弟弟顧維相第二批參加了軍事幹部學校。

多年來，他們在各自崗位上為軍隊建設貢獻了畢生力量，以此告慰姨母朱楓的在天之靈。「我在軍隊醫療戰線上工作長達60餘年，即便現在，我仍到醫院坐診，參加醫療活動。在我看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只要一息尚存，頭腦清醒，活動自如，就要發揮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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