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遜：行己有恥，有所不為

行己有恥，有所不為

文/錢遜

行己有恥，有所不為。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羞恥心是做人的底線，是道德自律的基礎，有恥才能有所不為。人而無恥，就會無所不為。人不可以無恥。

西方人的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為免受上帝責罰而約束自身言行。有外國人認為，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傳統，行為不受上帝約束，所以道德狀況不好。這是對中國文化的無知。中國確實沒有宗教傳統，但中國人並非對自己沒有約束。「行己有恥」就是自我約束；中國人的道德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不是建立在對外在世界的信仰上，而是建立在內在的道德良心上，是真正的自律。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歷史文獻中就有關於道德自律，自責、自討的典型事例的記載。《史記·吳太伯世家》記：吳使季札聘於魯……使齊……適晉……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系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季札出使齊國途中見徐君。徐君喜好季札佩劍，季札心知，暗自心許歸來時相贈。待季札歸來，徐君已死。季札掛劍於徐君墓前而去。從者不解：「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說：「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我來時心裡已經決定要把劍送給徐君，豈能因為徐君死了就背叛自己的心呢？

《左傳·宣公二年》記：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chú）麑（ní）賊之。晨往。寢門闢矣。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嘆，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鉏麑受君命刺殺大臣宣子，卻發現宣子是忠於職守的良臣。自問「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就在門前的槐樹上撞死了。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記：文贏請秦三帥，晉侯釋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秋，狄犯晉，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

應夫人求情，晉國君釋放了俘虜的秦國將軍。大將先軫大怒說，戰士在戰場拚死俘虜了他們，現在聽女人的話就放了，長敵人威風，滅自己的士氣，國家要亡了。吐口唾沫，頭也不回地走了。當年秋天，狄人來犯。先軫說：「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我對國君放肆無禮，國君雖沒有責罰，我能不自己責罰嗎？不穿盔甲沖入敵陣戰死。

季札掛劍，鉏麑自殺，先軫不穿盔甲入敵陣而死，既非受人脅迫，也非謀求名利，更非畏懼神靈鬼怪的懲罰，完全出於內心要求。為了不背己心，求一己心安，雖他人不討，亦不敢不自討，表現了中國人視道德高於生命的高度道德自覺和自律的精神。

至孔子，提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行己有恥。把這種精神概括為為己、有恥。

孟子又進一步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說明了性和道，人道和天命的關係。道的基礎在性，循性而行就是道。性通天人；性是人之所有，屬人；而又是天所賦，亦屬天。所以道本於天而存乎人，此道是人道，同時亦是天道，天道和人道合一。行己有恥，道德自律，不只是出於道德良心的要求，同時也是事天立命，天命的要求。中國人的道德自律，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道德傳統。

知恥，是中國人道德的基礎，也是當前道德建設的根本問題。現在人們深感憂慮的道德淪喪，世風澆薄的狀況，重要的根源就在知恥的缺失。弘揚知恥精神，就是重建中國人的道德自覺，也是提高中國人文化自覺的根本。知恥之風不揚，民族復興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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