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棄清華讀北大並不是為聽魯迅的課
胡風(資料圖)
胡風從未自稱「魯迅門人」
近來，有些文人一提到胡風，便熱衷於給他戴上「魯迅弟子」甚至「大弟子」的桂冠，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達對他的敬意，卻不知這番好意並不是胡風所樂於領受的。
1942年胡風曾就小報《良心話》誣其「附逆」事寫過一篇辯白文章，文中憤怒地指出：
首先，它一開口就咬定我「自稱魯迅門人」。自魯迅先生死後，有些小報常常陰險地說我是魯迅的「弟子」甚至「大弟子」，但咬定為這樣「自稱」的，似乎這還是第一次。但我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向誰這樣「自稱」過呢?不用說，對於新文化和我們這一輩以及以下的千千萬萬的文化工作者，魯迅先生是開路者和哺養者，但我不但不至卑鄙到想盜取一個「門人」或「弟子」之類的莫名其妙的頭銜，而且因為不願給那些鄉下小女人似的文士們添加嘁嘁喳喳的材料，無論在他的生前或死後，我總竭力避免提到我和先生之間的交遊關係，立意了幾年的一篇回憶記終於還沒有著筆，一半也是因為這一點顧慮。而且我知道，在先生自己，雖然不惜用血液哺養年輕的一代，但卻非常討厭別人稱他為「師」的，記得當他收到正在編輯××雜誌的青年作家×××用「迅師」稱呼起頭的信的時候，他冷笑了一聲，說：
——— 哼，突然地「師」起來了，過兩天會改成「迅兄」，再過兩天再不給他稿子，就會改成「魯迅你這混蛋」的。「迅師」，不知道他在什麼學校聽過我的講義!
(《死人復活的時候》，作於1942年4月14日;初載《山水文藝叢刊》第1輯《死人復活的時候》，桂林遠方書店1942年版;收入《胡風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9頁)
在胡風看來，那些說他是魯迅的「弟子」甚至「大弟子」的人大都沒有安什麼好心：一是為了栽贓，把那個與他並不相干的「莫名其妙的頭銜」硬塞過來，如果不站出來否認，便可以坐實其「盜取」的罪名;二是藉此攻擊魯迅先生，「自稱魯迅門人」的某人竟干出了這樣的事，可見魯迅並無知人之明。胡風的態度很明確，他從未這樣「自稱」過，也不以為這「頭銜」有何特殊的榮耀，他只承認自己與魯迅先生有過「交遊關係」，是先生「用血液哺養」的一代人中的一個。而且，他還清楚地知道，魯迅先生根本就不認可那些妄自攀附的「私淑弟子」，只認可那些在學校註冊登記併購買了「講義」的「授業弟子」。
如今，還能記起胡風這番辯白的人似乎已經不多了。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今天仍然有些文人熱衷於給胡風「栽贓」，趙朕和王一心大概是走得最遠的，他們在合著的《文化人的人情脈絡》(團結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中不僅「咬定」胡風是魯迅的「門生」，而且大膽地偽造歷史，刻意地要把胡風重新塑造成魯迅執教北大期間的「授業弟子」。該書「師生」篇第15節小標題為「關係密切的得意門生：魯迅與胡風」，其中有這樣幾句：
「1925年的9月，胡風本來考取了清華大學英文系，可是當他聽說魯迅在北京大學教書的消息，就放棄了清華的學籍，而進入北大預科讀書。在北大，魯迅每周有兩個小時的《中國小說史》的課，這兩個小時成了胡風最喜歡的課。」(第190頁)
凡讀過胡風《魯迅先生》(初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1期，收入《胡風全集》第6卷，第57-58頁)一文的人都知道，趙、王的上述描寫來自對該文下面幾段文字的惡意改篡。胡風是這樣寫的：
「1925年秋，我進了北京大學預科。當時，我也考取了清華大學英文系文科一年級。但為了嚮往北大才是以魯迅為中心的新文化聖地，我寧願損失兩年而進了它的預科……
進了北大以後，感到很失望。原來，北大課程並沒有什麼新文化新文學，依然是國學概論、國文以及基礎課程。預科有英文，教員是翻譯易卜生作品的潘家洵，但教材依然是司各德(?)的一部寫牧師的小說，不但不是革命的，而且還不是現代的。還知道，本科也沒有新文化新文學的課程。魯迅是有課程的，但也只是每周兩小時的中國小說史。
在這種失望的情緒下，和同學朱企霞去旁聽了他的一堂中國小說史，目的只是想看看他。濃髮，平頭，黑黑的一字鬍鬚，長袍馬褂，記不得是不是穿的陳嘉庚鞋。這一課恰恰講的是他在文章里寫過的內容。才子和佳人相愛了，但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幸而才子中了狀元，終於奉旨結婚和佳人團圓了。聲音是悠悠不迫的，學生中偶有笑聲，但他自己並不笑。是一貫的反對虛偽的態度。就只聽了這一堂課，算是感情上得到了一次滿足。想都沒有想過去旁聽胡適、周作人的課。」
胡風說得很清楚：當年他放棄清華而就讀北大預科並不是由於聽說魯迅在北大有課，而是出於對「新文化聖地」的嚮往;進了北大之後，他「感到很失望」，這種情緒不僅與得知預科和本科課程中都「沒有什麼新文化新文學」有關，也與得知魯迅先生為本科開的課程「也只是每周兩小時的中國小說史」有關;「在這種失望的情緒下」，他和同學去「旁聽」了先生的一堂課，雖然未覺得有甚新意，但從「感情上得到了一次滿足」。
然而，胡風當年並無興趣的這門課，在趙、王的筆下竟變成了他「最喜歡的課」;當年「旁聽」過的「這一堂課」，在趙、王的筆下竟變成了他「每周兩小時」的精神盛宴。趙、王為了把胡風重新塑造為魯迅先生的「授業弟子」，竟然罔顧史實，好大的膽量，好大的本事!我不禁要問，為何非要將僅與魯迅先生有過「交遊關係」的胡風塑造為與其「關係密切的得意門生」呢?難道非要派定給他一個「盜取」的罪名才肯罷手么?
實際上，認知偉人是需要時間的，是不是「弟子」都概莫能外。
胡風對魯迅的認知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有著一個相當曲折的過程。就筆者所知：1927年前後，他最愛讀的文學作品並不是魯迅的小說集《吶喊》，而是周作人的譯詩集《陀螺》;1928年前後，他尚認為「魯迅作品的流行我以為並不在他作品裡所表現的什麼而在他的『滑稽』」;1931年前後，他指出：「魯迅主觀上是共產主義者，而客觀上是無政府主義者，這是不可動搖的事實」;1932年前後，他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提出：「他(指魯迅)不管是在創作方面，談感想方面，還是××方面，都一直毫不屈服地同封建勢力進行鬥爭。他以對黑暗勢力進行頑強戰鬥的精神，廉潔的個人生活和一定的藝術高度集全中國知識分子尊敬於一身。當然，他是個人道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是，他總是對解放運動抱有強烈的同情心並努力去接近。」
換句話說，1933年之前，胡風對魯迅的認知過程明顯呈現出由低而高的軌跡，不管其內驅力是什麼，都與1926年在北大讀書的那段經歷沒有多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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