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根本沒有集體記憶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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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西閃

一則顛覆性的科技新聞讓我重新關注「記憶」這一話題。來自麻省理工和理化學研究所的美日科學家在《科學》上宣稱，他們的實驗表明，過去人們公認的記憶規則很可能完全錯了——原來的說法是，先有短時記憶，後有長時記憶，二者的關鍵聯繫是海馬體。在那裡，短時記憶被加工成為長時記憶，然後儲存在皮層之中。而今他們的解釋是，當信息進入大腦，一開始就形成了兩個一模一樣的記憶拷貝，一個存在海馬體，供當下使用，另一個則由皮層永久保存。

原有的解釋主要基於H.M等腦損傷患者的海量研究。這一點，我曾專文論及。那麼現在的解釋能夠徹底推翻過去60年的研究成果嗎？我覺得還需審慎。因為現在的結論是基於小白鼠的動物實驗，未及人類。同時科學家也不否認，海馬體很可能在記憶機制中仍然扮演著關鍵角色，至少有利於長時記憶的「成熟」。

記憶研究中的複雜與反轉，折射出科學家的求真精神。正是與他們比較，我才對濫用「記憶」一詞的人文學者感到難受。也正因如此，我才建議，在涉及集體、國家、社會等大詞之時，最好不要動輒拿「記憶」說事。很多時候，羅蘭·巴特所謂的「神話」比「記憶」更接近事實。起碼神話的定義很明確：「一個社會構建出來以維持和證實自身存在的各種意象和信念的複雜系統。」

在此之前，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就已經準確地把論述政治的著作命名為《國家的神話》。同樣的道理，我認為像《記憶的戰略》這樣的書名，換成《國家神話的戰略》更合適。因為它討論的，其實就是一個社會組織為了維繫自身存在，如何構建信念系統的過程，一如作者給出的副標題：「國家認同建構中的修辭維度」。是的，如果嫌神話這個詞太直白不好聽，用「認同」也是可以的。

資料圖：復活節島雕塑

國家不是天生的，人們不會對它有自然而然的歸屬感。因此國家會運用各種辦法，促使人們對它產生認同。這種建構國家認同的普遍現象早已有人論述，譬如《想像的共同體》，那就是一本揭示「民族國家」建構的經典著作。可是，很少有人詳細敘述國家認同的具體建構過程，行政的統一、符號的操縱、歷史的修正、身體的規訓、觀念的培育等等，這些手段究竟如何運用，效果怎樣，都是很有趣的課題。《記憶的戰略》的價值就在這裡，它的重點不是國家認同的宏觀概括，而是分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維度。

M.萊恩·布魯納（M.Lane Bruner）把他關注的這個維度稱為「修辭」，體現了一個學者的審慎態度。修辭原本指的是運用諸多手法達到較好說服效果的語言技術，也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修辭術或雄辯術。但是在我看來，作者在《記憶的戰略》里講的修辭維度，不像比喻、借代、反諷或設問那麼簡單，也不僅僅是為了更準確更動人的表達而使用的技術。他所謂的修辭，更接近於敘事本身。用大白話來講，它幾乎包括了故事創作和故事技巧的全部內容。而這些內容，不但需要語言學、敘事學，也需要符號學和心理學，其目的是充分利用話語，針對被說服者的認知特點，達成有利於說服者的心理操縱。而這種心理操縱，往往成為國家認同的心理基礎。

書中布魯納截取了幾個國家的歷史進程，來討論修辭與認同之間的關係。他分別論及了三個國家：柏林牆倒塌前後的西德、蘇聯解體後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中的俄羅斯，以及上世紀90年代意圖從加拿大獨立出來的魁北克。作者明確指出，西德的國家認同敘事建立在將自身定義為納粹主義的受害者身份的基礎之上；俄羅斯的敘事策略則是把擺脫蘇聯解體陰影，擁抱葉利欽的經濟政策與「民主」畫上等號；而魁北克人呢，他們追求獨立的深層動機歷來是「保護法裔加拿大人的文化免遭英裔加拿大人的霸權影響」，但是國家認同的修辭策略卻是保護「多元文化主義」。

歷史事實總是無法完整地嵌入國家認同的敘事模式，然而心甘情願地削足適履，仍讓我驚奇。1985年美國總統里根訪問西德時向公眾表示，以任何方式參與二戰的成年人都已不在人世，那些年輕的士兵也是納粹主義的受害者。明知他的的話有悖於事實，但西德人為之鼓舞。他們覺得里根清晰地傳遞了一種聯邦德國「沒有納粹」的善意，能讓所有西德人擺脫內疚，重拾民族的自豪感。

與里根的言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德聯邦議會議長耶寧格（Philipp Jenninger）在1988年紀念「水晶之夜」50周年的儀式上發表的演講，它被時人形容為一場災難。如果概括演講的內容，耶寧格似乎一點沒錯：追問當年德國人為何被納粹主義蠱惑的原因，同時強調德國人應該直面歷史勇擔責任。然而事實卻是，演講尚未結束，就有五十多位議員離席抗議，所有媒體都指責他言語不得體，缺乏對歷史的理解，而他本人也在演講後的第二天黯然辭職。

布魯納認為，耶寧格的「失敗」不只在於演講方式糟糕和邏輯紊亂，更在於他違反了西德人默認的國家認同敘事的所有原則。例如不得具體討論納粹主義的起因，或暗示納粹主義在德國存在歷史上的延續性；沒有保持批評納粹的距離感，也未能及時充分地讚美當下的民眾，更沒有把當年的加害者與受害者截然地區分開來。很顯然，耶寧格完全不明白，在國家認同的修辭策略中，「錯不在我」的社會心理是絕對不可輕視的。

總體而言《記憶的戰略》篇幅雖小，視角獨到。不過我覺得，作者對「記憶」這個概念不假思索的誤用還是可能造成理解的混亂。其實就像我說過的那樣，神話、認同、敘事、心理，哪一個詞都比「記憶」準確。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再強調一下，根本沒有集體記憶這回事。

那麼，為什麼人們喜歡濫用「記憶」呢？首先是因為「記憶」具有很強的隱喻性（metaphorical）。它是一個非常鮮活生動的修辭手段，可以成為眾多事物的象徵或比喻。尤其當人們對群體持一種「社會有機論」的態度時，「記憶」就更容易被利用了。而實際上有些時候，「集體記憶」就是「歷史理解」的修辭。在另外一些場合，「集體記憶」又成了「民族意識」的喻體。

現代哥薩克人

在《記憶的戰略》里常常提到的「公共記憶」也是這樣，逃不脫把群體當身體的觀念大前提。殊不知，當一個群體被看作一付身體時，每一個個體自然就成了部分，乃至細胞，生生滅滅無關宏旨，甚而死不足惜。若是與群體不合，被視作不潔、病變、癌細胞，那也是順理成章的。

除此之外，我曾寫到過，個體記憶的某些特點，恰恰正是遭人利用的弱點。譬如空洞的熟悉感，信息處理的過載狀態等等。但是還有一種社會心理現象，我覺得應該一提。這就是丹尼爾·韋格納（Daniel Wegner）於1985年提出的「交互記憶系統」（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他認為，長期生活在一起的人可能會進行記憶的分工，需要時還會共享分別存儲的記憶。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讓另一個人保存某個信息，此後可以通過向後者詢問的方式獲得這個信息。那麼，「交互記憶」是不是所謂集體記憶的基礎呢？答案是否定的。

實驗證明，戀人、朋友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的確存在「交互記憶」的活動。但這種記憶方式，僅限於成員彼此高度信任的前提下。即便如此，這種記憶仍然不大可靠。韋格納承認，從邏輯上講，交互記憶的可能性建立在個體的「元記憶」基礎上。換句話說，你不但要了解自己擁有哪些方面的記憶，還得了解別人擁有哪些方面的記憶，才能在解決問題時知道求助於誰，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溝通中的普遍困境。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恰好證明，集體記憶的不可能與不可信。

原標題：從國家認同里搭救個體記憶

【作者簡介】

西閃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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