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都窮得吃土，獨一人有八百萬兩「私房錢」，半個上海都是他的

清代的京官在住房上不享受補貼，他們解決房屋問題要麼自己建一個，要麼購買一個，滿族的京官比較有經濟實力，畢竟人家是國家的一等公民，所以他們多居住在北京城內。

當然，這與清廷政策也有關係，清廷規定滿漢分居，漢人住城外，但有一些權職高的漢臣在三環或者四環內也有房屋，有一些勞苦功高的皇帝可能會賞賜房屋，大部分漢人官員都住在遠離北京城的地方，而且他們大都買不起房子，靠租房維持官儀。

漢人京官如果不貪污，往往窮得過不下去，比如曾國藩，他當了十多年的官，他家親戚仍然弄個菜園子種菜，過著「陶穴而居」的生活。

當時漢人的生存狀況不太好，租房是官員習慣的生活，宣武門外地區有很多會館、民宅都出租，做為官員居住和辦公的地點，一是因為六部都在正陽門內，二是宣武門外離上朝的地方不遠。宣南地區當時人比較稀少，風景又很秀美，有山有樹，我們知道古人迷信風水，在有山有樹的地方安置宅邸，他們認為是「福地」。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如何能在窮的情況下，依然過得體面？這就是京官最頭疼的。

中國人要面子，不管家裡多揭不開鍋，外表一定要光鮮，這個「外表」首先就是居住和辦公的房屋。

所以他們租房都要求宅邸體面，能配得上他們的官儀，就算是四處借貸，也要住一套像樣的房子。而且帶花園的房屋是最受歡迎的。

京官升遷是比較頻繁的，比如上面的人丁憂，奔喪，回老家居住，那麼房子就空置了，下頭的人升遷上來，自然要住好一點的房子。在京城租房流動性大，非常不穩定的。

京官們都是文人，通過考試選拔上來，所以比較偏愛有亭子的地方，便於做詩吟詠。京官們很講究風水，所以對房屋特別挑剔。

繩匠胡同曾經居住過三十多位名人——徐乾學、洪亮吉、畢沅、陳元龍，到了晚晴更是大家扎堆住一個胡同，左宗棠住過菜市口胡同十六號，蔡元培也住過菜市口胡同——大家都說這裡「旺氣」。

曾國藩也是很迷信的人，他當時看中了宣武區的椿樹胡同，後來因為經濟問題，住在珠市口西大街的小椿樹胡同，一是方便，二是風水好。

當時曾國藩孤家寡人，所以對居住地也不要求闊大，但他的妻小要來的時候就不一樣了，當曾國藩接到父親家書後開始頻繁看房，當他看到一處房屋風景極其秀美後，有人告訴他，這家死過人，他當即就決定不租了，可見也是很迷信的。

在曾國藩多次搬遷中，都考慮了風水問題，尤其是他與一個朋友王繼賢交好，更體現了他對風水的看重，王繼賢是「風水大師」，是他的湖南老鄉，他到曾國藩當時居住的宅邸拜訪他後連說：「這地方風水不好。」

曾國藩問：「那怎麼辦？」

王繼賢掐指一算，說：「八九兩月不適合搬家，所以這個月必須馬上搬家。」

這可把曾國藩累壞了，曾國藩啥也沒心情做，到處找房子，直到找到最優「旺氣」最能出主考官的房子，才安心。有趣的是兩年後曾國藩果然成了主考官。

其實風水學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時候人的努力只是一部分，天命所歸也是一部分，風水影響人的運勢，古人所言不虛。

隨著曾國藩官越做越大，他越來越窮，為什麼？需要換大房子，講大排場，而且他又添了子孫，家裡的僕役也增多，所以他又搬家了。那個宅邸房屋三十間，極為寬敞，而且是內城，曾國藩第一次住到了內城，租房子費用不菲，年租金二百五十一兩，對於曾國藩而言，他只有借貸才能勉強度日。

談到錢，不得不說當時京官的俸祿之低，我們知道當時公務員沒什麼錢的，曾國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一路升遷，年俸也不過一百多兩銀子，後來有四五百兩，但養活幾十口人捉襟見肘，還要租房，租車，交際，排場，請客吃飯，所以根本不夠用。

當時有的京官比如劉光第由於家裡太窮，被欽點刑部主事後怕京城開銷大，竟然不願意赴任，可見京官的窘迫。

但曾國藩那麼窮，不是所有的官員都想不開，很多京官還是有辦法貪污的。比如「碳敬」、「冰敬」，在送禮上做文章，比如包攬工程，包攬民事糾紛處理，這些都可以來錢。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潔身自好太不容易，曾國藩能保持清節，剋制「私慾」，也是他立志要成為聖人的表現。

這段時間是曾國藩韜光養晦的時間，也是上天對他的考驗，熬過這段時間後曾國藩的權勢漸漸坐大，變成洋務運動中熾手可熱的人物，後來他權傾天下，成了中國近代最有名的權臣，把握著大清半壁江山，他也沒有貪污腐敗。

曾國藩曾經說，自己不靠做官發財。這一點是很難得的。在他為湘軍統帥呼風喚雨的時候，他沒有貪污軍費，沒有積累私財，終其一生他的養老錢也不過兩萬兩白銀，而李鴻章的養老錢則是八百萬兩白銀。

說起李鴻章話又長了，當時大家說京城最富的就是李家兄弟，上海的半條華山路，半個安徽都是李家的，身家千萬不止。毛主席說他「水淺舟大」，李鴻章到底多有錢？這不在本篇探討的範圍內。

曾國藩在可能發財的時候沒有撈一筆，在可能稱帝的時候決定做個純臣，他的氣節我們或許做不到，然而也是欽佩的。

在曾國藩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為官者的操守和道德感。

文/月小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