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大火燒醒了大漢奸曹汝霖，晚年至死不給日本人做事！
1964年，與中國大陸海天之遙的美國底特律，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陷入了對往事的追憶中。他檢點平生，援筆成章，整理的文字發表於香港的一家叫《天文台報》的媒體上。後又編輯成書並在海外出版，此書即頗受史學界重視的《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這位在完成回憶錄後不到兩年即魂歸道山的老人，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曹汝霖。
曹汝霖之所以有名，緣於在他的名字前所加的那些令人觸目驚心的詞語：漢奸、賣國賊。他不僅頂著這兩頂「鐵帽子」被寫進中學歷史教科書，同時還在眾多關於五四的著作中被「臉譜化」。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大著名賣國賊中，曹汝霖赫然名列榜首，倘不是抗戰時又出了汪精衛這種「超級漢奸」，估計曹汝霖的名頭還要更響，名聲還要更臭。
然而，如果我們摒棄非此即彼的二元標準，摒棄將歷史人物按意識形態的需要簡單歸類的做法，承認人性的複雜，真正負責任地走近歷史、還原歷史，便不難發現，漢奸或賣國賊並不足以為曹汝霖蓋棺定論。身為歷仕晚清和北洋的高級官員，曹汝霖是一個複合體。他既有親日反共的一面，也有堅持原則，固守氣節的一面；他既有官僚的圓滑，也有傳統知識分子的操守。換言之，在賣國賊的標籤下，有著另一位更為生動也更為真實的曹汝霖。
曹汝霖字潤田，清光緒二年（1877年）生於上海一個書香門第。他先是像眾多舊式讀書人那樣進私塾，苦讀四書五經，並在18歲那年中了秀才。但很快他就拋棄了所謂的功名，轉到經元善創辦的新式學堂求學。當時西風東漸，到一衣帶水的日本留學，更是一時之盛，曹汝霖亦加入到了留日隊伍中。當23歲的曹汝霖東渡扶桑時，他完全不可能想像得到，他一生的命運和名聲，竟會和這個所謂同文同種的東方鄰居如此糾纏不清。曹先入早稻田專門學校，後改入東京法學院（即日後的日本中央大學）。與大清的腐朽、衰敗和暮氣相比，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帶給了曹汝霖極大震撼。多年後他猶記憶深刻：「日本人愛國心重，寧買日本粗品，不用舶來精品，無論何物，只要能自制，都是用國貨。我以為日本富強之源，即由於人人有愛國心也。」「那時（日本）國公設立不久，尚未實行普選，政黨競選議員，未聞有花偌大金錢者，甚至一錢不名而亦當選」。日俄戰爭時，曹汝霖租住的日本平民家中，分配住進了一些日本軍人，他回憶：「每日三餐，（房東）總以肉食餉兵士，兵士亦幫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覺感慨，中國人民與兵士，哪有這種情形。」
曹汝霖後來解釋，他最初的親日情結，正起源於留日時期尤其是日俄戰爭時期在日本的所見所聞。事實上，清朝末年，當列強逐浪而來，老大中國江河日下之際，日本的確是最能讓中國人有親近之感的——一則都是黃皮膚黑眼睛，二則日本向來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二傳手，三則明治維新的成功對試圖變法圖強的中國士人是榜樣和鼓勵。彼時不僅曹汝霖親日，即便秋瑾、孫中山、黃興等正面的歷史人物，都有著程度不一的親日情結。
留日六年後，曹汝霖學成歸國，就職於新成立不久的商部。在商部，他因參與中國和日本的東三省會議而結識袁世凱，兩人雖地位懸殊，卻從此訂交。服務於清朝的幾年間，曹汝霖拔擢之快，令人眼花繚亂：極短的時間裡，他竟由商部的實習幹部，升任為外務部左侍郎。這其中，既有他為人聰明圓滑之故，也和他的幹練精明不無關係。如中日在東北發生摩擦時，他作為特派員前往東三省調查，回京後向朝廷條陳十事。比如他認為日本雖然在向東北移民，但由於甲午中日戰爭後日本還未恢復元氣，中國理應趁此機會有所作為。東三省地廣人稀，土壤肥美，每縣所轄地盤比內地大許多倍，政府理應將這些縣份划出一定區域，招募內地有志青年，移民屯田，寓兵於農，以此防衛地方。同時應多辦工廠尤其是紡織廠，自足之外還可換取外匯。東三省的鐵路一向由俄國和日本控制，中國只能認清現實，多造公路作為補救。應該說，這些提議確有可取之處，只是行將就木的清王朝忙於剜肉補瘡，根本無暇顧及。
武昌起義後，大清王朝以令人錯愕的方式退出歷史舞台。作為前清高官，曹汝霖在做了短期的律師後，被一直賞識他的袁世凱起用。據曹汝霖回憶，民國建立後，成立了司法部，並新訂律師條例。曹汝霖留學日本時，其專業即為法律，於是請求領取了律師證書，編號為一號。曹晚年時還頗為自得地宣稱：「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師，區區之名，不脛而走，從此門庭如市。」律師沒做幾個月，袁世凱先是委任他為議員，旋即又任命他為外交部次長。當時的外交總長陸徵祥體弱多病，部務實以曹汝霖擔綱。此後曹汝霖又升任交通總長，兼署外交總長。袁世凱死後，曹汝霖在段祺瑞內閣擔任交通總長及交通銀行總經理，嗣後又兼署財政總長。在錢能訓內閣，曹汝霖再次出任交通總長。可以說，在清末民初的官場上，曹汝霖的仕途一帆風順——33歲任副部長，39歲任正部長。很顯然，如果不是突如其來的五四學生運動，以曹汝霖的資歷、人脈和能力，完全有可能爬到如政府總理等更高的位置。
但歷史沒有假設。命運與時代的峰迴路轉，常常如此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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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開始後，學生火燒趙家樓，漢奸曹汝霖的家被付之一炬。
這把火可能燒醒了曹汝霖，之後致死也不為日本人服務。
曹汝霖（1877—1966），祖籍浙江。
他被定義為著名賣國賊的淵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
這年的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大使奕劻、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為袁世凱助手身份出現的。
這次談判簽訂的《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其實就是將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細化與公開化。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曹汝霖便從顧問變成了外交部次長，一屁股坐到了對日外交的火山口上。
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著軍艦、槍炮的文件（就是當時稱為賣國的「二十一條」）。
曹汝霖在回憶錄《一生之回憶》中對這段歷史記述道：「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章宗祥別號）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將「二十一條」親送日本公使館時，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五四運動前，曹汝霖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五四運動中一句著名口號即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五四」當天，學生遊行到趙家樓曹宅，曹汝霖躲了起來。學生誤把當時在曹宅的章宗祥當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頓，並放火燒了曹宅，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後來，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6月10日，曹、陸、章三人被免職。
「五四」過後，曹汝霖先在醫院躲了幾天，後搬到北海團城（當時由京綏鐵路局看管）暫住。曹在這裡足不出戶，每天以寫字打發時光，還改了個名字叫「覺廠」，有點閉門思過的意思。
五四運動時，曹汝霖42歲。
此後，他沒再任過要職，似乎也沒有東山再起的企圖，而是熱衷於慈善活動。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夫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裡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夫，便雇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胡同，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夫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說，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曹家還經常向人施捨棺木。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共有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落成並買進所需醫療器材後，尚餘20萬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銀行。中央醫院屬於慈善性質，用這20萬元支撐醫院的開支，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
後來，新亨銀行倒閉，醫院所剩的幾萬元，改存匯業銀行。匯業銀行歇業後，又改存中南銀行。曹汝霖一直擔任中央醫院的院長、名譽院長等職，經費方面都由他籌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長的井陘正豐煤礦公司供給。只有他到醫院時，由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這就是他從醫院得到的全部報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達十餘年，日軍侵佔華北後，曾想強佔這家醫院。曹去找日軍交涉說:「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日軍方罷手。日軍接管了協和等醫院後，一些名醫如鍾惠瀾、周華康等不願為侵略者賣命，紛紛被中央醫院網羅過來。醫院的婦產科，也在此時創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
抗戰勝利後，曹汝霖辭去院長，請鍾惠瀾繼任，他對鍾說:「我本是個外行，維持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成績，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在這裡，我不能不頂著名字應付應付。現在日本人走了，還是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新中國成立後，中央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人民醫院。
抗戰期間，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願在日偽政權任職，不在自己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上再加上賣國罪孽。
據說日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選，但曹汝霖不為所動。後來，王克敏曾給他掛上「最高顧問」的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給曹汝霖掛了個「諮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未參與漢奸賣國活動。
北平淪陷前後，日本人特別注意拉攏北洋時期的高官顯宦，如段祺瑞、吳佩孚、袁世凱之子袁克定、靳雲鵬等，但這些人都拒絕了。
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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