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決國家經費的問題上，他和王安石有著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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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趣談——曾鞏（五）

上期回顧：在地方上十幾年的時間裡面，曾鞏的政績足以對得起他的名氣。（點擊「上期回顧」回看上期）

（五）一代醇儒

當了十幾年地方首腦的曾鞏，終於有了一個回到京城的機會。

公元1080年，時任滄州知州的曾鞏給宋神宗上了一封《滄州乞朝見狀》，大致就是自己在外面當了十幾年官了，現在就要去京城辦點事，希望可以有機會見一下皇上您。

這個老臣子在地方上的政績很高，加上文章寫得非常好，名氣已經非常大了。這樣一個名人入京，皇帝作為汴梁城裡面的最高領導人肯定要召見一下。

天子接見大臣，一開始總要說點客套話，大致就是問問地方上面的情況，說兩句同志你為了我們大宋江山真是辛苦了。

北宋的大臣有個跟皇帝述職的規矩，每天排隊來覲見的人都不少，所以皇帝也沒有和曾鞏討論什麼深層次的問題，就讓後者回去了。

為此，曾鞏再次上了一封《乞登對狀》，希望能夠在朝堂上對答皇帝提出的問題。這封奏摺到了神宗跟前，他知道這個已經六十多歲的老臣子並不只是想要過來混個臉熟那麼簡單了。

當時熙寧變法已經進行了十幾年，因為幾次變動來回廢除又重啟了好幾次，當皇帝的自然也要問問這個地方上面的官員究竟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在曾鞏看來，現在對於國家最急切的，是要解決各種經費問題，而這裡面的關鍵不是用各種辦法開源，而是想盡一切節約，把一些不必要的費用逐漸減少甚至免除，才能夠讓國庫不至於入不敷出，進而產生更多的盈餘。

無論是青苗法還是免役法，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的主要核心之一就是用各種手段給國家賺更多的錢，這種招數宋神宗已經耳熟能詳了，倒是曾鞏這一套理論已經很少聽到。

這個人到中年的皇帝已經不是當年的莽撞少年了，曾鞏的這一番對答讓他感到非常意外，於是他乾脆讓曾鞏留在京城，擔任三班院勾判。這大概是個給臣子們擬定選拔、升遷、酬賞之類事情的官職，雖然品級不算很大，但是最有不小的地位。

不過，曾鞏看中的，也許是不再需要四處宦遊，畢竟自己的年齡已經不小，身體上也開始有了各種毛病。

其實在好幾年前，他就已經有了退休回家的心，只不過現在天子願意使用自己，自己作為臣子自然不能退卻。

這，就是儒家的君臣之道。

曾鞏年輕的時候曾經在京城擔任過好幾年的館閣校勘、集賢校理，整理了不少史書典籍，在這一方面可以說有豐富的工作經驗。

當時的北宋《三朝國史》和《兩朝國史》還是分開的，宋神宗覺得既然都是自己祖先，乾脆就都編在一起算了。這個事情從意義上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要做好就需要有能力還得有耐心，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曾鞏來做最合適。

就這樣，這個回京沒多久的官員在三班院任職了不到一年，就被任命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專門負責這件事情。因為曾鞏太專業，朝廷甚至都沒有指派官員再來監督。

也是，除了已經去世的歐陽修，在史學的問題上還有幾個人能夠指點當時的曾鞏呢？

有經驗的人做起事情就是不一樣，這樣一份對於別人來說非常艱難的工作，在曾鞏手下只用了一年左右就完成了。

宋神宗拿到新的史書之後非常高興，正好這個時候朝廷上面準備實行新的官職制度，皇帝一看原來曾鞏真的不負其名，不僅文章寫得好，政治上面也是有著卓越的才能，就授命他為中書舍人。

過去的中書舍人，基本上就是負責中書省裡面那些宰相們頒布的朝廷詔書。現在實行新的官職制度，它的功能又不一樣了。

原來的百官任命和選拔，都要通過延安郡王向上報，這樣的詔書每天就有十幾封，而且對每個官員的職位許可權都要非常簡明扼要地寫出來，這事情本來是翰林學士的工作，現在全丟給曾鞏一個人幹了，這也說明，宋神宗對於曾鞏還是非常信任的。

但是曾鞏對於這樣一個別人夢寐以求的職位卻沒有很大的興趣，自己畢竟年齡已經大了，老眼昏花，要是弄錯哪個官員的資料，不但自己有過失，隨時還可能害了人家一輩子。他接連給朝廷寫了兩封奏摺，先是有《辭中書舍人狀》，然後又是《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如果說前面一封只是為了謙讓做做樣子的話，那麼後面一封就足以表明這個老翁的心跡了。

我連替班的都給你找好了，你總該相信我是真不想做了吧？

但宋神宗說，不行，劉攽這個人不是不好，但是這事情還是你曾鞏才能做好。

君君臣臣，皇上您這麼說，那老頭我就做唄。

這個中書舍人的職位是四月份下來的，不過還沒到半年，曾鞏就真的需要辭去這個職位了。

當年九月，曾鞏的繼母病逝，這個堅守儒家意識形態的官員自然也要回家守丁憂。

一般來說這守喪期都是三年，三年之後的事情，誰能說得准呢？

意外總是在意料之外。

公元1083年，回家守喪不到一年的曾鞏就要在江寧府舉辦自己喪事，那一年，他六十五歲。

對於現在人來說，曾鞏這個名字是比較陌生的，我們讀書的時候背「唐宋八大家」總是會把他忘記，有人甚至把其他人寫了上去代替他。很多人也因為這樣，把這個一代醇儒排在「唐宋八大家」的最後一位。

但事實上，論年齡甚至輩分，他比王安石、蘇軾、蘇轍都大；論政治功績，他遠遠超過了蘇洵；論文學成就，他的文章不遜色與宋代任何一人。

曾鞏的弟弟曾肇在回憶哥哥的時候曾經描述了當世的情景：「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

所謂婦孺皆知，不過如此。

在後世的千百年裡面，不斷有人將他的思想和文章作為儒家的典範，就連一代大學究朱熹都說：「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也。」在某些歲月裡面，人們甚至將他列為在孔子、孟子後面，當作一個萬世儒生來參拜。

覺得古代太遠，我們來看現代作家錢鍾書先生的評價：「在唐宋八大家中，曾鞏的詩歌遠比蘇洵父子好，絕句的風致更比王安石有過之而無不及。」

說真的，論文章，曾鞏怎麼會比別人落後呢？

也許是近現代歷史的風起雲湧，儒家的地位在五四運動後一再被貶低，使得以儒家道統為終生信念的曾鞏在時代的洪流中被掩蓋。而他艱難的人生也不像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那樣大起大落，充滿戲劇色彩，而為人熟知。

但是曾鞏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卻是里程碑式的。

儘管時代讓他的光芒變得暗淡，曾鞏依然是那滿天星辰中閃耀的一顆，從來不需要依靠別人的光芒而偉大。

（筆者案：本文為漫話作品，並非完全歷史事件還原，有戲說誇張成分，歡迎大家在公眾號後台留言提供意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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