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擲了銀元決定是否殺父親生前要員

張學良

1929：張學良的法治手紙

權謀和法治從來都不是一個藤上的瓜。1929年1月11日，百歲後仍然被人稱作少帥的張學良，以果敢、決絕、狠毒的手腕，出其不意地襲殺了父親生前的兩名要員，而後以一紙判決將法治像擦過鼻涕的手紙一樣扔在地上。

這一天下午，殺心頓起的張學良，前腳送走楊宇霆、常蔭槐，後腳開始布置剿殺計劃。楊宇霆是張作霖生前堪稱左膀右臂的得力幹將，在張作霖崛起於東北的過程中居功至偉；常蔭懷也是張作霖生前的麾下幹將，一身兼任東北交通委員長和黑龍江省省長。

楊宇霆和常蔭懷之間，楊宇霆是「帶頭大哥」，常蔭懷是「小兄弟」。張作霖在世的時候，「帶頭大哥」匍匐在大帥的威權之下，可能不會有非分的念頭。1928年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之後，我猜「帶頭大哥」的心思或許變得活絡了。我之所以這樣猜想，是因為一些雜亂的歷史資料說，張作霖死後，張學良繼任「東北王」，在那幫滿腦子封建意識的傢伙看來，楊宇霆應該像個託孤的諸葛亮，可是，楊宇霆的言行讓張學良覺得，他想做的可能不是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而是長了反骨的魏延。

今天，我們無從得知「帶頭大哥」是否真的顯露出奪權自立的苗頭，可以確知的是，常蔭懷這個「小兄弟」緊隨「帶頭大哥」，步步緊逼，讓少帥感受到了某種威脅。政治上，他和「帶頭大哥」一起反對東北易幟歸順蔣介石南京政府，經濟上，他站在「鐵老大」的位置，利用東北鐵路局的財力，支持「帶頭大哥」「搶地盤」。令張學良惱火的是，當他試圖從「鐵老大」的錢袋子里拿出一部分銀兩補充軍費，楊宇霆的這個「小兄弟」竟敢對他說不。

所有這些，可能還不足以驅使張學良對他們狠下毒手。

促使張學良下手的導火索，是那天下午三人在帥府的一場對話。這對死黨軟磨硬泡，建議張學良成立東北鐵路督辦處，並交給常蔭槐掌管。他們說，中東鐵路系中蘇合辦的鐵路，素來不接受東北交通委員會的指揮，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就可以將中東鐵路納入東北軍的管轄範圍。楊宇霆不僅提建議，還帶來了事先起草好的文件，讓張學良簽字。這情形，與其說是建議，不如說是逼迫。這個28歲的年輕人能夠迅速從他死去的父親手中接過權杖，固然離不開封建繼承製的支持，卻也與他非凡的權謀功夫息息相關。你看，在怒火中燒的時候，他並沒有拍桌子大吼大叫，而是裝作若無其事地說，此事涉及外交問題，應該慎重考慮，從長計議，晚飯後再議。

飯碗還沒端起，張學良已經布置好刺殺他們的計劃。

兩個小時後，依約來到帥府準備「再議」的死黨，毫無懸念地成了槍下之鬼。執行命令的當事人晚年回憶說，他們面對這對大驚失色的死黨，宣布說，奉長官命令，你們阻撓新政，破壞統一，將你二位處死，立刻執行。

次日，張學良迅速公布了《楊常伏法之判決書》等有關文件，並在《新民晚報》上公布了有會審人員一一蓋章的「判決書」。判決書公布了這對死黨的罪狀：「暗結黨羽，圖謀內亂，勾結共產，顛覆國府，阻撓和議，把持庶政，侵款瀆職」。

70年後，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來瀋陽大帥府參觀。留下題字：「兩度衝冠為國族，一身肝膽照汗青。」言下之意是，張學良殺楊宇霆、常蔭懷，就像西安事變時兵諫蔣介石一樣，都是為了國家民族大義，換句話說，兩個死者是因為破壞國家統一才被處死的。

真相如何，且不去說它，依我看，所謂破壞國家統一，完全是殺人的幌子，中國史書中充滿了這樣的幌子，明明是權力鬥爭，偏偏要拿一定政治上的大帽子，糊弄天下人。我們再看看這殺人的程序。這少帥，從權謀的角度看，乾淨利索，像個梟雄；從法律角度看，先殺後判，視法律為兒戲，程序如糞土。

程序是什麼？程序就是少帥想殺人的時候必須辦理的各種手續。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了《刑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罪刑法定，規定非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能被判決有罪，不能被剝奪生命。如果少帥願意找個法律顧問指導一下，應該知道殺兩個人，需要經過非常複雜的程序。人不是畜牲，不能想關就關了，說殺就殺了。

當年的張學良可能不懂這個，或者不願意理會這個。案發60年後，張學良在口述歷史時說，當年，決定殺楊宇霆、常蔭懷之前，他拋擲了六次銀元，前三次，都是袁大頭在上，他懷疑是銀元的成色有問題，再押反面朝上，結果，丟三次又全是反面。他太太哭了，知道他要殺人了。

瞧瞧，歸順國民政府理應遵守國民政府頒行法律的少帥，就是這樣判決犯罪嫌疑人死刑的。不要嘆息，否則，他們會笑話你是個書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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