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在文化走私時代里遇見的鄧麗君

編者按

22年前的5月8日，鄧麗君因支氣管哮喘發作於泰國清邁逝世，作為華人音樂歷史中不可替代的巨星，她不僅影響了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更在文化領域裡影響了華人社會。她是一位歌者，也是一個文化符號。崔健這樣評價鄧麗君，「她代表著一種自由創作的聲音，流行歌曲開始真正是一種來自非政治性、非傳統性的自由創造。」

原文：《文化走私時代的鄧麗君》

作者：同濟大學 張閎

鄧麗君

懷念

甜蜜蜜

你笑得甜蜜蜜

好象花兒開在春風裡

開在春風裡

《甜蜜蜜》結合了東方女性傳統的唯美，和西方女性現代的風情。在鄧麗君帶著酒窩的歌聲里，卻讓人聽到了一種東方風情。歡快輕盈的曲調以及易於理解的歌詞，還有鄧麗君甜蜜蜜的歌聲成為永恆的經典。

記憶中的鄧麗君

上世紀70年代末的某一天，一群大學生聚在簡陋的寢室里，圍著一架大板磚似的三洋牌單聲道收錄機聽歌。收錄機里傳來一個軟綿綿、甜膩膩的女聲，歌聲有時清麗、甜蜜，有時熱烈、奔放，或婉轉，或憂傷，聲音聽上去似乎中氣不足，時不時地有一種嬌喘咻咻的喘息聲夾雜其中。我怯生生地問――這是誰？有人回答，說出一個似乎十分古遠、縹緲的名字――鄧麗君。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鄧麗君的曼妙歌聲，讓一群青春年少的男生心醉神迷。此前，這種聲音，只在革命電影里的敵方電台中出現過。它屬於反動派，屬於階級敵人，屬於國民黨的女特務和十里洋場上墮落的歌女，它總是讓人聯想到三四十年代南京政府的廣播電台和上海灘輕歌曼舞的物慾生活。它的出現，是作為反動階級酒綠燈紅、腐朽糜爛生活的證據，為我們的階級鬥爭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提供反面教材。無產階級革命就是要消滅這種聲音。可是，在「文革」結束之後，這種消失多年的聲音又捲土重來，並使我們這些前不久還是「紅小兵」的人大為迷醉，不能自已。我們陶醉，我們歡呼，我們怪聲模仿，這多少有些屬於因道德和政治上的小小越軌所帶來的、近乎邪惡的快感。我們年級的團支部書記當過下放知青，生活經驗豐富。他聽了之後，沉吟了片刻，然後作了一個英明的判斷――這就是「靡靡之音」！

在當時，這種「靡靡之音」是不可能被公開傳播的，如同其他一些海外物品一樣，只能通過隱秘的地下管道來傳播。事實上，那是一個走私活動很活躍的時代。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日用消費品，諸如牛仔褲、T恤衫、墨鏡、摺疊傘、打火機、電子錶、收錄機、電視機，等等，都是走私的對象。在這些走私品中，攜帶型收錄兩用機和廉價的錄音磁帶，也是必不可少的構件。大鬢角飛機頭髮型、墨鏡、喇叭褲、花襯衫、三節頭皮鞋和四喇叭收錄機這些是有叛逆傾向的所謂「不良青年」的全副「行頭」。他們斜提著收錄機，吹著不成調的口哨，招搖過市，一路惹來道德純潔的市民的白眼。這一情形，構成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城鎮的文化奇觀。與之一道進來的，自然也包括相關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新生活方式，衝擊著革命時代的生活信念和規則。這些由現代科技支持的消費品，發動了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化走私」行動。從金庸的武俠小說，瓊瑤的言情小說，到由秦漢、林青霞等主演的由瓊瑤小說改編的電影和電視劇，到劉文正、羅大佑等人的新民謠和校園歌曲，等等。

鄧麗君則是這場「文化走私」浪潮中規模最大的「走私品」。依靠那些不知道被轉錄過多少次的錄音磁帶，在鄧麗君喘息般的「氣聲」中，一代人對另一種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想像被激發起來了，它提示著日常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僅曾經存在過，而且現在依然存在於某處。不僅是情歌的內容，更主要的是其發聲方法，充滿了暖昧的情慾暗示。一時間，鄧麗君的軟性聲音席捲「文革」後的中國大陸。李雙江、李谷一等人的紅色旋律在鄧麗君的粉色旋律面前，迅速潰不成軍。依靠本土的紅色歌手高亢激昂的革命激情，根本無法抵擋鄧麗君的綿軟氣聲。這種力量，現在稱之為「軟實力」。

有關部門最初的反應是強硬的，在1983年的嚴打」鬥爭期間，一卷鄧麗君的磁帶，很可能就會帶來囹圄之災。但隨後不久，人們似乎意識到了問題所在，以硬對軟，毫無勝算。相反，以柔克剛倒是中華文化智慧的傳統。革命固然需要高亢激昂的熱情，但革命不是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世界裡，情感和慾望是主導性的因素。

鄧麗君的歌曲正好迎合了民眾日常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在「文革」剛結束的那個時期，日常的溫情和愛欲，恰恰是大陸文化最為匱乏的成分。作為回應，李谷一等紅色歌手也嘗試著一改高亢激昂的革命嗓音，在主旋律的歌曲中加入了軟性的元素。一曲《鄉戀》傾訴的不僅是欲說還休的戀情，而且通過鄧麗君式的氣聲發音，在對故鄉和國家的歌頌聲中，注入了羞羞答答的情慾元素。這樣的歌聲在當時的政治語境當中，引起非議是意料之中的事。無論如何，聲音的「軟化」已經是無可挽回的趨向。國家文化機構也不得不開始著手重整新國家主義的聲音形態。

80年代中期，共青團中央推薦了十餘首優秀歌曲，以區別鄧麗君式的「靡靡之音」。在這些歌曲的旋律中，混雜了大量的「柔軟」添加劑，試圖改變革命歌曲的「剛性」結構，軟化過於堅硬的政治意識形態。蘇小明、王潔實一謝莉斯組合等年輕一代的演唱者，開始推出新型演唱模式。革命化的聲調和唱腔也不再是唯一的。他們甚至也開始對革命化風格加以改造，在清亮高亢的戰鬥風格中，悄悄加進了甜膩、婉轉和嫵媚的元素。王酩、施光南、谷建芬等作曲家也試圖順應這個時代的全新的抒情要求。儘管歌曲的意識形態內容並無根本的改變，但在曲調上卻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整容」，堅硬激昂的革命大抒情被修整為音色光滑、旋律流暢的軟性歌曲，並被大批量地灌製成錄音帶。

到了80年代末期，鄧麗君在民間早已不是禁忌，也無需通過秘密管道進入大陸。流行歌手開始模仿和翻唱鄧麗君。朱曉琳、李玲玉、王靖雯等流行歌手，也都以被人稱之為「小鄧麗君」為榮。這也就意味著鄧麗君已經進入經典的行列。在這樣的語境下，喜愛鄧麗君也就不再是「不良青年」的特權，相反，甚至可以說，一個喜愛鄧麗君的人，儘管未必有太高的素養，但在鄧麗君式的柔情的潛移默化之下，心地也不會壞到哪裡去。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356期第8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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