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恥：二戰中唯一一個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

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

資料圖：被八路軍俘獲的日偽軍。

全民抗戰———百年沉淪中的民族覺醒

中國人對戰爭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抗日戰爭。這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歷時最久、規模最大、受損最重、犧牲最多的戰爭。

它發生在中國最衰弱的時刻。

侵略者必然要選擇這一時刻。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已經多次被侵略戰爭洗劫。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藉1.9萬人的軍隊迫使大清王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賠款2100萬銀元。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1.8萬人長驅直入，攻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

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一紙《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賠款白銀2億兩，割地賠款規模空前。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國家雖然不少，拼湊3萬多兵力，進攻北京的兵力卻不足2萬，10天就令北京陷落，賠款數額更是達到空前的4.5億兩白銀。

一個被西方描述為GDP佔世界三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面對堅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為什麼會這樣？

有人從軍備上尋找失敗原因。當年澳門報紙評論說：「中國之裝備，普天之下，為至軟弱的極不中用之武備，及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其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眾，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還有人從體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維新的發起者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繼而再提「富國」、「養民」、「教士」、「練兵」。

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嚴復。這位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生，在《孟德斯鳩法意·卷五按語》中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於一家而已，未嘗為天下計也。」

嚴復這段話點出了中國至弱之源。2000多年封建制度統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觀念的影響在中國根深蒂固。當西方各國從17世紀中葉紛紛開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之時，中華民族大大落後了。以血緣和姓氏為核心的封建王朝統治者，只對姓氏、家族負責，不對民族負責。這種狀況反過來又導致民眾認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敗了也是皇上打敗了，割皇上的地，賠皇上的款，與我何干。這種只有王朝安全、沒有民族安全的狀況，使國家安全一開始就從民眾心理養成和大眾精神狀態上處於千瘡百孔的脆弱狀態。

事實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登陸後發生在三元里的抗擊未能成為普遍現象，更多的是民眾主動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糧食。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周圍有民眾也加入了哄搶園內財物的行列。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身後有民眾推車幫助運送物資給養；聯軍部隊包圍北京，又得民眾指引從廣渠門下的水道攻進城內。攀牆圍攻皇宮，還有民眾幫著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畫面是當聯軍部隊從廣渠門下的水道魚貫而入、一個一個順土坡往上攀爬時，兩側有一群一群的中國人，揣著手站在那裡，麻木地觀看。這就是孫中山描述的狀況：「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一盤散沙同堅船利炮對抗，結果可想而知。

推翻清朝、創立民國之後，舊中國被踢開國門、遭到燒殺搶掠的現象仍然沒有終止。北洋軍閥主政下的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在人們歡呼「公理戰勝強權」的興奮時刻，英、美、法、意、日「五強」卻操縱和會，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北洋軍閥政府倒台了，民國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丟掉了東北，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丟掉了華北。人們反覆譴責帝國主義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奪成性，卻很少思索：日本關東軍為何敢於以1.9萬兵力面對19萬東北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為何敢於以8400兵力對約10萬兵力的宋哲元第29軍發動「七七」事變？

辛亥革命前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捕，肅親王善耆審汪精衛時說了一段話：「你們這革命當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壞了。假如你們革命成功了，我看你們也強不過我們多少。」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國家狀態如李大釗在《大哀篇》中所說：「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專制君主；革命以後，吾民之患在數十專制都督。昔則一國有一專制君主，今一省有一專制都督。前者一專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頭變換大王旗，軍閥混戰，生靈塗炭。從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間，僅四川一省，軍閥混戰就有478次。這種內耗嚴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渙散的國家狀態和社會狀態，怎能不成為列強屠宰的目標？

1948年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日本甲級戰犯、「九一八」事變元兇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對關東軍做戰鬥動員時，講過這樣一番話：「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它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這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侵略者敢於一再冒險，就是看透了中國的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的狀況。100多年來這些教訓，一個比一個慘痛、一個比一個沉重。一個中國人僅會唱「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還無法明白那段歷史。如果不探究我們是怎樣衰落到了那樣的地步，不了解當時中國的軍事有多麼軟弱、政治有多麼腐朽、社會有多麼渙散，就不會了解這種軟弱、腐朽與渙散要帶來多麼巨大深重的災難。「落後就要挨打」在中國更多表現為「軟弱挨打」「內耗挨打」「腐朽挨打」「渙散挨打」。田漢、聶耳1935年創作《義勇軍進行曲》，已經唱出了這樣的詞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因為當時中國的狀態，日本侵略者輕看了這場戰爭。他們以為短時間就能迫使中國屈服。日軍參謀本部制定的《在華北使用武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判定兩個月解決駐紮北平一帶的宋哲元第29軍，三個月擊敗國民黨中央軍。

表面看他們的根據是充足的。軍事上，中國軍隊一敗再敗：華北淪陷、淞滬淪陷、南京淪陷、徐州淪陷、武漢淪陷……政治上，國民政府高官、軍人、政客也紛紛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為偽「滿洲國」元首。1935年11月大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12月，又出現一個夾在日本人與國民政府之間、以實行「華北自治」為主旨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布文件宣稱「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還與日本駐屯軍訂立《華北中日防共協定》及華北「經濟提攜」的「四原則、八要項」，眼看華北將成為第二個偽「滿洲國」。日本關東軍的板垣征四郎成為東北漢奸之父。日本華北駐屯軍的土肥原賢二成為華北漢奸之父。中國三個偽政權頭目王克敏、汪精衛、梁鴻志先後就職。王克敏與汪精衛的矛盾，竟然起源於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擺老資格，不把汪放在眼裡。汪精衛為此想方設法處處抬梁鴻志、壓王克敏，讓另一個大漢奸周佛海連聲嘆息：「處此殘局，尚如此勾心鬥角，中國人真無出息也！」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58個旅長、參謀長以上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這種狀況，難道不是顯露集體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怎能不會極大地助長侵略者滅亡中國的驕橫和癲狂？

文章部分內容出自新華網 ，本人從新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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