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收入差距擴大源於制度的缺陷

編者按

相當長時期以來，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分配不公現象趨於嚴重，引起了廣大群眾的普遍不滿和各界的廣泛關注。收入差距仍然是是嚴峻的問題，雖然在近兩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但是收入差距並不僅僅體現在城鄉之間……

原文：《收入差距擴大源於制度缺陷》

作者：中國改革基金會 王小魯

收入差距的擴大

我們於2005年和2006年分兩次對全國若干城市和縣2100名不同收入階層的居民進行了家庭收支調查。為了取得真實數據，這次調查採用社會學方法進行，調查對象全部為調查員關係密切並了解家庭情況的親屬、朋友、鄰居等，取得了他們比較真實的收入和消費支出數據，並根據「一定的恩格爾係數和其他消費特徵對應於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原理，將樣本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城鎮住戶調查數據進行了分組比對。結果發現，在恩格爾係數相同的情況下，統計局樣本中，中高以上收入居民分組的人均收入都無一例外地低於調查樣本，而且這些差異具有明顯的規律性，隨收入水平而呈階梯形上升趨勢。這說明統計局關於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調查數據有一定的遺漏。

據推算，占城鎮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約1900萬戶，5000萬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約9.7萬元，而在統計局樣本中他們的人均收入則不到2.9萬元，兩者相差3倍以上。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統計到的隱性收入總計約為4.4萬億元。

根據現有的居民收入統計數據推算，全國城鄉居民收入總計只有8.3萬億元，僅占國民總收入的45%。這一比例遠遠低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比例（絕大多數國家在50％—70％之間，例如印度、英國、德國都是65％，巴西59％，智利69％，美國73％），而且長期以來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和實際購買力、實際儲蓄規模之間存在著嚴重不符。而根據我們推算的數據，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總計約為12.7萬億，占國民總收入的69%。

分析結果顯示，統計收入的遺漏主要發生在占城鎮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戶（約1900萬戶），佔全部遺漏收入的3/4。這說明我國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瞞收入的情況，使收入統計與他們的實際收入水平發生越來越大的脫節。他們的實際收入持續超常增長，造成國民收入分配越來越向高收入階層傾斜，導致了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目前城鎮最高10%與最低10%收入家庭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大約是31倍，而不是現在統計顯示的9倍。與之相應，全國10%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估計在55倍左右，而不是按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我國目前實際的收入差距要遠遠大於統計數據顯示的水平。由於缺乏城鄉統一的收入分配數據，難以重新計算基尼係數，但肯定會明顯高於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

此外，我們分別根據居民擁有的家用汽車、商品住宅、出境旅遊、銀行存款分布等數據，從不同方面進行了推算。例如，根據全國私人汽車擁有量推算，全國至少應當有1300萬個家庭，家庭年收入不低於12萬元，或人均年收入不低於4.5萬元。又如，根據近10年來商品住宅銷售情況計算，城鎮居民中至少有1800萬個家庭，其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再如，根據銀行存款的調查數據，占居民家庭總數10%的高收入家庭大約擁有全部儲蓄存款的72%，人均存款8.8萬元。根據這些數據推算，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之間，用金融資產表示的財富差距估計在90倍左右，與之相對應的人均收入差距約在53倍左右。

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

上述結果說明，在我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在灰色收入的來源方面，目前沒有完整的數據可以利用。但根據一些公開報道的資料分析，灰色收入的來源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財政、社保、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等公共資金的漏失。我們通過各部門下撥的財政資金在管理上漏洞很大。例如國家審計署2005年對20個省市自治區地方預算的抽查結果，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56％（4330億元）沒有編入地方預算，脫離了人大的監督，有的還脫離了政府的監督。推算至全國這樣的預算估計在5600億左右。在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中，工程款層層轉包、層層剝皮、營私舞弊、偷工減料的現象非常嚴重。據有些項目的情況，施工單位實際用於工程的投資還不到工程撥款的三分之一，已暴露和尚未暴露的「豆腐渣工程」大量存在。例如交通部門，在1998－2005年期間總共完成3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但全國31個省市區中就已經有17個省級交通廳局長因貪污腐敗落馬。

金融腐敗普遍存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2003年進行的一項涉及面廣泛的調查顯示，全國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已經成為一項潛規則。平均而言，貸款人需要在每筆貸款的正常利息之外付出的額外費用大約佔到貸款額的4%，為維持與金融機構的「良好借貸關係」而付出的「維持」費用大約相當於貸款額的5％，合計佔到9％。企業實際負擔的利息和「暗」成本合計，平均占貸款的15％—16％，與民間借貸利率相當。按此推算，2006年全國金融機構貸款22萬億元，可能給全國金融機構相關人員帶來的灰色收入高達2萬億元。由於這種「關係貸款」而造成的不良貸款損失還未計算在內。

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尋租現象較為嚴重。過去若干年中，各地黨政官員入股煤礦，為無資質煤礦非法、掠奪性開採充當保護傘，成為惡性礦難頻繁發生的根源所在。這些「股權」多數是憑藉手中的審批權、檢查權、資源控制權換來的。又以醫藥業為例，一個時期以來藥品審批和流通環節極為混亂，最近揭發出來的國家葯監局原局長鄭筱萸受賄案中，僅其中一家行賄企業，歷年共從國家葯監局獲得藥品批文277個。錢權交易使葯價虛高，對廣大中低收入居民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世界銀行2006年進行的中國120個城市競爭力調查指出，企業的旅行和娛樂花費是一項可以用來衡量對政府官員「非正規支出」（行賄的委婉說法——引者注）的指標。如果以0.5%作為企業的正常支出水平，超過這一水平的企業旅行和娛樂花費作為行賄部分，按2006年全國工業、建築業和第三產業的銷售收入55萬億元計，企業用於行賄的旅行和娛樂花費合計約為5000億元。需要注意，這只是行賄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直接的現金、銀行存款、信用卡劃賬、股權贈送、實物贈送等主要行賄方式。

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價出讓國有土地面積16.3萬公頃，其中「招拍掛」出讓面積只佔三分之一。「招拍掛」與其他方式出讓的平均差價超過每公頃500萬元。除去其中0.5萬公頃經濟適用房建設用地不適於採用「招拍掛」出讓方式外，其餘10.1萬公頃土地少收入5400億元，這無疑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暴利和權力相關者灰色收入的來源。未採用有價出讓方式但進入了市場的土地還未計入。此外，在土地徵用開發過程中，估計地方政府獲益平均每畝10萬元，合計2080億元。這部分本該用來補償失地農民和用於社會長遠發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數情況下作為當期地方財政收入花掉了，其中也有相當部分轉化為個人灰色收入。

壟斷行業收入。據2005年的數據，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壟斷性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平均工資和工資外收入大約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5—10倍。按7倍計算，他們的年收入總額為1.07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其中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部分佔9200億元。據一些典型調查數據，其中有相當部分壟斷收入來自行政性壟斷。

以上有多項內容目前還無法從全局角度進行數量分析，但根據其中一些有數量依據的項目粗略推算，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壟斷行業灰色收入、企業用於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等，已經接近4萬億元，佔了4.4萬億遺漏收入的絕大部分。這說明腐敗已經成為建設和諧社會與長遠發展的最主要威脅。我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特別是行政管理體系存在巨大的漏洞和嚴重的制度缺陷，迫切需要改善。

制度健全需要監督

以上情況說明，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不是市場化，而是體制不健全導致的分配扭曲，尤其是發生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域中的扭曲，也就不可能單純依靠收入再分配來解決這些問題。收入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貧困和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況，緩解社會不滿，也有利於緩解消費不足導致的結構失衡，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在制度和監督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由政府部門直接控制大量社會資源用於轉移支付，很可能進一步導致公共資源的流失和逆向再分配，惡化收入分配格局。因此，需要慎重處理收入再分配與政府改革及制度建設的關係。

解決與腐敗、錢權交易及公共資源流失相關的灰色收入問題，根本途徑是全面推進政府改革，全面推進公共管理部門制度化建設，形成一整套嚴格、明確、透明、有監督核查機制的公共資源管理制度和政府部門運作制度，並把政府管理置於社會公眾的民主監督之下，從根本上切斷腐敗的演化途徑。與此同時，還需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礙，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壟斷和政府對經濟的不必要干預，建立和形成有利於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機制的制度環境，從根本上減少腐敗、尋租現象和壟斷行為賴以存在的根源。

經驗證明，由於既得利益的阻礙，上述一系列制度改革不可能靠各政府職能部門自覺完成。新制度的運行也不可能僅僅依靠政府部門的自身監督來保障。只有依靠各階層廣大群眾的積极參与，形成社會共識，形成強有力的改革機制和改革動力，才能推進政府管理制度改革。也只有通過切實穩步推進民主化進程，才能形成社會各界對政府管理的有效監督機制，使政府和公共部門管理的合理化獲得長期的制度保證。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069期第1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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