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及其解讀

學界有關文獻探索多集中在內容分析上，從文獻傳播、文獻與社會網路互動關係的角度的分析有待推進。從傳播層面解讀文獻並由此重思歷史文獻學，國內研究早有涉及，如梁啟超1921年在天津南開大學的講演內容，《改造》摘要刊發，後成專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1926年10月至次年5月，梁啟超在清華學校有後續專題講義，後命名為《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其中涉及文獻及其研究。梁著為漆俠稱道：「這本書儘管已經落後於時代，但還沒有一部書能夠代替它」，這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歷史研究方法的著作」(漆俠：《歷史研究法》，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漆俠《歷史研究法》第四講涉及「論史料」專題。白壽彝《史學遺產六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以「答客問」的形式論及歷史文獻學(兩講)。他認為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很早就有了，但「如果作為一個學科體系來要求，現在還正在建設中」；歷史文獻指的是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書面材料，而歷史文獻學是指關於歷史文獻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歷史文獻的方法；「歷史文獻學所關心的，是書寫工具的發展、保管和傳播的發展、著錄和考訂的發展等」(白壽彝：《史學遺產六講》，第60、65、129頁)。而涉及中國近代文獻考釋等著述，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羅爾綱、王慶成等的考證文獻，揚州大學祁龍威的《考證學集林》等。國外著述也有論及文獻的，如劉北城等譯《歷史學家的思想和方法》等，多與史學方法論相聯繫。總體而言，從傳播層面探討文獻及其社會關聯有其新意，但國內目前做得不夠。

文獻與文獻傳播屬不同的邏輯範疇。文獻在過去一般視作史料，而史料的內容關聯人事的變遷，由此而論，文獻本身亦具傳媒特徵。近世文獻傳播常與博物館的陳列空間密切關聯，展覽的位置往往關係展覽者對文獻價值的重要性解讀。博物館意義上的文物乃至文獻，承載著歷史。包括文物在內的文獻傳播反映了一代代的文化傳承，也反映了一代與另一代人對文化的膈膜或理解，由此產生文化意義上的隔空對話。

文獻與文物收藏意義上的分離，特別是大英博物館與圖書館分離，涉及國人對清世文物與文獻的界定及解讀。

一 清人考察筆記中有關中華珍稀文獻在大英博物館的時空展示

文獻本身價值的確立往往屬於史學工作者的探索範疇。史學工作者解讀文獻並闡發意義和文博部門將珍稀文獻放在展覽館並有意識設置位置的重要性次序，從而產生社會影響之用意顯然不同。兩種路向上的解讀所產生的歷史意義與當下意義有共識也可能有分歧。同一份文獻放在不列顛圖書館專門供讀者借閱，與放在大英博物館裡陳列，其意義及產生的效果判然有別。

創辦於1753年的大英博物館藏有大量中文書籍及稿本，尤以清世為代表。1843年始，大英博物館聘語言學家Auguste Prevost給中文書籍編目，他一直工作到1858年去世(吳芳思：《不列顛圖書館藏殿本書簡介》，故宮博物院編：《第一屆清宮典籍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頁)。據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不列顛圖書館雜誌》)刊發Yu-Ying Brown的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His Contemporaries提及，「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1838-1939) was the first Keeper of the British Mu-seum s new Deparment of Orienti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ipts when it was created in 1892」,Yu-Ying Brown: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His Contemporaries(seeing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Volume 24 Number 1,Spring 1998)。即1892年東方稿本部成立，羅伯特·科羅維·道格拉斯為第一任主管。

有關中華文獻在大英博物館的展示，清人考察英倫筆記有記載。1867年，王韜隨理雅各在歐洲長達兩年，他對英國社會作了細緻考察，包括大英博物館。其《漫遊隨錄》有「博物大院」專題：「午後，理君雅各至，同游博物院。院建於一千七百五十三年，其地袤廣數百畝……院中藏書最富，所有五大洲輿圖、古今歷代書籍，不下五十二萬部。其地堂室相連，重閣疊架，自巔至址，節節庋書，錦帙牙籤，鱗次櫛比。各國皆按槅架分列，不紊分毫。其司華書者為德格樂，能操華言，曾旅天津五年。其前為廣堂，排列几椅，可坐數百人。几上筆墨俱備，四周環以鐵闌。男女觀書者，日有百數十人，晨入暮歸，書任檢讀，惟不令攜去。」(「走向世界叢書」，王韜：《漫遊隨錄》，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01～102頁)王韜介紹博物館中圖書收藏及其閱覽情況；博物館文物收藏等。王韜對大英博物館空間結構及其陳列功能作了刻畫，對大英博物館定位及其社會影響也有高度評價，「此院各國皆有。英之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異、悅目怡情也……今博採旁搜，綜括萬匯，悉備一廬，於禮拜一、三、五日啟門，縱令士庶往觀，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用意不亦深哉!」(同上，第103頁)

王韜有關大英博物館的撰著具有原創性。後來者摹寫大英博物館多有參考甚至改寫王著。郭嵩燾為近代中國首任外交使節。郭嵩燾1856年游滬時，曾從王韜處獲西方傳教士對華刊物《遐邇貫珍》(參見其1856年3月15日日記)。1876年因馬嘉理案，郭嵩燾作為欽差大臣出使英倫並於次年1月21日抵達倫敦。與郭同行副手為劉錫鴻，翻譯有張德彝等。1877年3月，郭等參觀大英博物館：「初九日，克羅斯約游布利來斯妙西阿姆書館。克羅斯以事不至，遣其侍郎珥白尊、幕府密斯茀得照料。陪游者白爾叱、德羅巴斯。」(「走向世界叢書」，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第136頁)郭嵩燾將British museum定義為「書館」，首先寫該館藏書處及其閱覽，稱：「其書館藏書數十萬冊，皆分貯之。古書有在羅馬先者，有刻本，有寫本，分別各貯一屋。其餘書藏，列屋藏庋。有專論樂器者，有專為藏書目錄者。其藏書目錄，或新收入，或移置他處，輒改記，亦十餘人司之。最後一圓屋，四圍藏書六萬卷。中高為圓座，司事者處其中。兩旁為巨案曲抱，凡三。外皆設長橫案，約可容千餘人。每日來此觀書者六七百人。四圍藏書分三層，下一層皆常用之書，聽人自往取觀；上二層則開具一條授司事者，司事者書其所取書於牌，分別門類，各向所掌取之。」(同上，第136～137頁)郭嵩燾記載文物乃至文獻收藏室、藏書空間結構，也涉及館員、讀者及其借閱規章。郭嵩燾談及的大英博物館不僅提供遊覽，且有助研究，「其地禮拜二、禮拜四兩日禁止遊人，餘日縱民人入觀，以資其考覽。博文稽古之士，亦可於所藏各古器，考知其年代遠近，與其物流傳本末，以知其所出之地」，而「所藏遍及四大部洲，巨石古銅，不憚數萬里致之。魄力之大，亦實他國所不能及也」。大英博物館收藏魄力之大，涉及雄厚的資金支持，「德克倫斯云：每年開支金洋十萬磅，供此館之用。蓋收買各種古器，至今亦尚未已也」(同上，第140頁)。

劉錫鴻亦撰有日記，涉及大英博物館(即「播犁地士母席庵」)，稱：「余在京師，即聞英倫有播犁地士母席庵者，大書院也，各國之書畢備，到此後急欲一往觀之。初八日，家部遣其幫辦謝溫伊伯尊、記室蔑德佛爾特為導，威妥瑪、禧在明、優雅芝暨其國所謂名儒阿溫者均從焉。」(「走向世界叢書」，劉錫鴻：《英軺日記》，第111～112頁)作為正副使節，兩者當為同一天由英方相關人員陪同參觀，從人名音譯也可見。劉錫鴻日記與郭嵩燾日記記載的空間視角相似，首寫整體結構，次談藏書。他稱大英博物館「地廣數百畝，結構數百楹，中央堂室連延，重閣疊架，自顛至趾，層層庋書，金題錦褫，各有鱗次。其陳諸案者，書與圖並……後一堂，男女觀書者三百餘人。早入暮歸，堂內之書任其檢讀，但不令攜去」(同上，第112頁)。

涉及中英文化對比時，劉錫鴻尊華貶英，稱：「惟我朝四庫，搜羅皆有關學問政治之要，至精至粹，足式萬邦。今英人自矜其藏書八十萬卷，目錄亦六千卷之多，然觀其所贈數冊，閨閣之綉譜、店窯之圖記，得諸中華者，且纂集以成一編。則其琳琅滿目，得毋有擇焉而不精者乎？是當有以進之。」(同上，第112頁)他對博物館藏書由衷稱道。「夫英之為此，非徒誇其富有也……今博採旁搜，綜萬匯而悉備之一廬。每禮拜一、三、五等日，放門縱令百姓男女往觀，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英人之多方求洗荒陋如此。每年經費十三萬金錢。所藏有中國經史諸載籍，雲是善板。典之者為德葛蘭士，能華語亦習華文。」(劉錫鴻：《英軺日記》，第113頁)後劉再赴大英博物館考察，並擬題「英倫之中國書」，稱：「五月初一日，再到播犁地士母席庵，觀其所蓄中國書也……其書之最要者，則有《十三經註疏》、《七經》、《欽定皇清經解》、《二十四史》、《通鑒綱目》、《康雍上諭》、《大清會典》、《大清律例》、《中樞政考》、《六部則例》、《康熙字典》、《朱子全書》、《性理大全》、杜佑《通典》、《續通典》，《通志》、《通考》、《佩文韻府》、《淵鑒類函》、殿版之四書五經、《西清古鑒》等類。其餘如群儒諸子、道釋雜教、各省府州縣之志、地輿疆域之紀、兵法律例之編、示諭冊帖尺牘之式、古今詩賦文藝之刻、經策之學、琴棋圖畫之譜、方技百家、詞曲小說，無不各備一種。至於粵逆偽詔偽示，亦珍藏焉。不能區別，各自為類，而錯雜庋閣之。」(同上，第147～148頁)由「不能區別，各自為類，而錯雜庋閣之」可見，大英博物館的圖書分類尚有待改進。比照筆者後來從不列顛圖書館得到的諸多珍稀文獻可知，「粵逆偽詔偽示」系太平天國諸多諭旨等文獻。「兵法律例之編、示諭冊帖尺牘之式」多為稿本原件。

郭嵩燾隨行張德彝有出使英國經歷，1868年10月3日的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倫敦新聞畫報》)刊發的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在倫敦的中國外交使團)提及蒲安臣外交使團有英文翻譯張德彝(沈弘編譯：《〈倫敦新聞畫報〉記錄的晚清，1842-1873年》下，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版，第528頁)。張氏日記載：初九日，「昨接家部來函，請游博物院，英名卜立地石米由自亞木。午初，同馬清臣、張聽帆諸君，隨二星使前往……先看藏書處：堂室相連，重閣疊架，自顛至址，節節庋書，錦帙牙籤，各有鱗次。所藏五大洲輿地歷代書籍，共七萬數千卷，槅架按國分列。其司華書者為德格樂。前一大堂，中橫案凳，四面環以鐵闌，男女觀書者二百餘人，晨入暮歸。書任檢讀，但不令攜去耳」。他也提及大英博物館所藏圖書文獻的價值，「夫英之為此，非徒令人觀看以悅目怡情也。蓋人限於方域，阻於時代，足跡不能遍歷五洲，見聞不能追及千古。雖讀書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遇之於目而仍不知為何名者，往往皆然。今博採旁搜，綜括萬匯，悉備一廬，每於禮拜一、三、五等日開門，縱令士庶往觀，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走向世界叢書」，張德彝：《隨使英俄記》，第360～361頁)。

總之，大英博物館及圖書館因珍藏世界各地珍稀文獻而聞名於世，清駐英使節已有認識。

二 傳播視域下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發掘及其利用

隨著文獻學學科的建制及其發展，加上博物館等收藏材料的增多等，有關文獻與文物關係的認知也由模糊變得清晰。1925年10月，清故宮變成現代博物院，設置古物與圖書兩館。相比之下，不列顛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對文物、文獻的認識及其在收藏及陳列空間上的區分也有個過程。1974年，作為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大都會倫敦，其標誌性建築不列顛圖書館與大英博物館的分離，折射出文獻與文獻傳播、文獻與文物等諸多關係及其變動。

從大英博物館分離出來的不列顛圖書館亞非中心稿本部、地圖稿本中心等收藏了大量中國近代諸多原始文獻。據該館相關說明：「The Chinese Books……have been collect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under various circumstances.」(提及中國書籍是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收集而成的)文獻以手稿本及蓋有關防等的原始文件為主，多屬未刊史料(如中英鴉片戰爭前後的史料)。

自20世紀20年代至今，國人從該館大規模搜訪珍稀資料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劉半農、蕭一山。1926年，劉半農將6年前在不列顛博物院輯錄的文獻編成《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交北新書局出版。1932年，蕭一山在不列顛博物院獲見大量太平天國文獻，後編成「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10冊，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第二次是向達。向達出國的重要目的就是到英倫考察斯坦因從西域掠走的敦煌卷子。1936年9月向達到大英博物館，因受到管理者Dr.Lionel Giles(翟里斯)阻攔，所覽敦煌卷宗有限。他對晚清乃至近代珍稀文獻所獲甚少，由近代史料叢刊《鴉片戰爭》可知。第三次是王慶成。1984年，王慶成在不列顛圖書館工作7周左右，抄錄了大量太平天國及清世商貿往來等方面的資料，後編撰成《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年版)。

筆者也在不列顛圖書館訪獲大批稀見近代文獻。這些材料多為鴉片戰爭及八國聯軍侵華情報。這批材料從英國的國防部等移交至大英博物館，時過境遷，它們被視作文物，後緣於類型上文獻與文物的區分、圖書館與博物館分離，這批珍稀材料轉而移交不列顛圖書館，從大英博物館剝離。這批材料多被視作紙質文本意義上的文獻，部分材料原屬清帝國軍機處等。這些材料空間意義上的傳播無疑能反映近代中英關係變遷，亦有史學價值。而文獻傳播涉及文獻的來源、性質、隱含的信息及其話語表述等。分析不列顛圖書館藏開埠初《稟批簿》《票據會券》《各號出口查驗貨名》《逐日驗貨》《姓名總冊》《開發總登》《具副稟》等珍稀文獻，可從商品貿易網路層面考察英華貿易，如英商與中國內地商貿網路的關係等，也可考察某些商業據點(如湖州、徽州等地商貿客棧等)與上海、廣州大型外貿中轉的一些絲、綢、茶等貿易往來，還可考察部分商業貿易量及其運貨頻率等。這些記載其時商業客棧貿易往來等材料，反映了清代絲綢、茶葉如何從蘇、皖等到上海客棧，由此解讀商人與客棧的關係。通過商業客棧票據、契約，可分析客棧與商人網路的關係，從而思考商業動機和戰爭的關係等。

文獻與社會傳播網路有何關係？文獻及其傳播涉及媒介實體及其文化或商業符號。商業貿易涉及城鄉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網路，如不列顛圖書館所藏「循環薄」涉及道光年間上海外貿及其與英商網路之關聯。若將新發現的珍稀未刊文獻與已有文獻及研究成果進行參照解讀，弄清這些稿本的來龍去脈，並將其置於歷史情境中考釋、解讀，當有助於深描歷史或近代商貿史，結論上或有新解。結合不列顛圖書館所藏這些珍稀文獻，考釋商業客棧及其網路狀的分布、中外商貿契機及其背後所涉戰爭動因，從而重新審視中國近代開端與轉變的關鍵節點，並對中國近代史上重大歷史事件及首當其衝的上海等開埠史學的研究有所推進。

不列顛圖書館所藏文獻與空間傳播有關係，也和文獻收藏地變動有關聯。文獻收藏地的轉移往往也反映了文獻價值的重新審視，如筆者在不列顛圖書館發掘部分珍稀文獻本身就是文物市場網路流通的產物，一些珍稀稿本系從寒山堂等得來的。通過不列顛圖書館中文部主任葛瀚的介紹，筆者了解到，寒山堂大致經營有關中國的文物乃至圖書文獻等。筆者還從葛瀚處獲贈寒山堂書目一份，所列文物或文獻多屬文物販子從香港、上海等地下市場購獲，並通過一些交易網路進入不列顛圖書館，這包含筆者發現的《林則徐中堂書法一則》，該書法呈中堂條幅，長約一丈，寬一點五尺，條幅裝裱，中為宣紙，邊幅紙張為灰色灑金。時間為庚戊暮春，署名少穆林則徐，並有篆體林則徐印，內容文字為：「精神藏澹用庄柔，多所交友少所求。惟有英雄餘本色，真是名士必風流……到處會心皆可得，百家書吏一家收……」內容多有化喻，諸如「惟有英雄餘本色，真是名士必風流」系化用「惟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出自明朝洪應明《菜根譚》。此為林則徐臨死前數月遺言性質的詩。據葛瀚介紹，該書法是其經手，購自寒山堂。再如筆者從不列顛圖書館發現近50函地契交易方面的法律文書原件，該資料系前後關聯的司法意義上的完整卷宗，是1994年一個英國人以9000英鎊賣給不列顛圖書館的。這些文書是明清之際的蕪湖地契，含有乾隆至光緒時有關原蕪湖縣長江碼頭附近「脫甲山」山地的交易。

義和團運動前後，蕪湖縣部分村民將山地「出售」兼「捐獻」方式移交給英國傳教士，並由此引發諸多糾紛，進而官訟。這些赤契、白契等土地文書涉及官府、村民對山地中墓地的處理；傳教士採取欺騙勒索的方式向鄉鎮地方滲透，也涉及傳教士為置辦教堂、醫院、育嬰堂等的豪取巧奪，由此涉及中英關係等；此類珍稀文書反映了傳教士的風險防範意識，如文書中「勒逼」「兩廂情願」等字眼，顯示其時土地買賣中法律應用十分完備，文書中「絕賣」「以後發現的文據作廢紙處理」等字眼，都說明了這一點。總體而言，搜集並解讀這部分材料，關聯原蕪湖縣沿長江岸邊的村落走向城鎮的過程。賣地文契中「家用不足」以致賣地等，赤契、白契等土地文書中山地扎柴草及祖墳拆遷，皆反映了這些。而文書中「洋錢」的使用呈現貨幣流通狀況，說明西方對華經濟滲透等。整個文書成相對完整的卷宗，說明西方傳教士買地系依據清帝國法律兼顧人情、面子等習俗，從而兼并或蠶食。西方傳教士將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蕪湖，這是由蕪湖的地理位置決定的。傳教士一度試圖把蕪湖建設成江南傳教的基地。總之，這批珍稀文書反映了村民失地並轉向城鎮的過程，可謂殘破江南社會的經典個案。

簡言之，不列顛圖書館藏珍稀文獻的流傳，多與商業乃至社會運行網路關係密切。由此而論，史學研究者不能僅局限於解讀文獻內容，更要注意文獻類型及其流通等，區域文獻涉及土地買賣契約，有的涉及土地糾紛甚至引發官司等。此類觸及宗族等人倫關係，呈現民族性，也折射商品經濟的逐利等行為。分析這些契約關聯的城鄉社會關係，進而分析區域社會的歷史走向，當另有深意。由此而論，探索文獻與社會傳播網路的關係尤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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