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夾縫中的悲情英雄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梁啟超

翻開中國近代史，李鴻章是最繞不過去的人物之一，又是爭議最大的人物之一。身處危機四伏、矛盾深重的時代，他的性格特徵也不可避免地呈現出複雜的矛盾性和多樣性。

血性與忠誠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留下的是「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他敢愛敢恨、敢作敢為，曾因恩師曾國藩待友李元度不公而毅然脫離曾府，也曾因常勝軍統領戈登不服管治而力除其軍權。但這樣一種血性，慢慢地就被恩師曾國藩以儒學精神化解和消磨了。而曾國藩的利器只有一個字：「誠」。最為典型的是有一次曾國藩問李鴻章怎樣與洋人交涉，李鴻章回答不管洋人說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就是說大話,先聲奪人的意思)。曾國藩沉默了很久說依我看來，還是在於一個『誠』字。誠能動人，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誠相待，也一定會受感化的。」李鴻章頓表衷心接受，此後嚴加奉行。

如果說血性意味著對於自我、自身個性的忠誠，是「第一種忠誠」的話，那麼曾國藩所說的「誠」，更多地意味著對於朝廷、群體和他人的忠誠,不妨視為「第二種忠誠」。李鴻章對清廷的忠心耿耿，自不待言；他還特別講義氣，「李一生中對於朋友的忠誠幾乎具有傳奇色彩」（英國學者福爾索姆語）；而對於洋人，李鴻章仍然是「誠」字當先。

重任與瑣屑

李鴻章是有大抱負的，他曾留下這樣的雄奇詩句：「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謳。」「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現在讀來，我們仍然會被其中充溢的豪情壯志所感染。可以說，這樣的詩句放到龔自珍、李賀甚至李白的集子里，也毫不遜色。李鴻章又是敢於擔當的，福爾索姆指出：「鑒於大多數中國官員逃避責任，李似乎是追求責任，他從不逃避不愉快的任務，並總能指望他採取主動。」從青年時代的投筆從戎，一直到年近半百之際接替曾國藩主持晚清對外軍事、外交和經濟大政，李鴻章每每「於危難之時顯身手」，這顯然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強大內驅力使然。

改造與裱糊

李鴻章自有其因循守舊的一面，但他絕不是腐儒，他趨新求變，虛心向洋人學習，積極操辦洋務，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先行者之一。在推動中國經濟與外交的近代化過程中，他既有想法，更有辦法，是個身體力行的實幹家。曾國藩評價李鴻章「才大心細」，恰好可以用來形容他在對待西方文化上的雙重性。在軍事、經濟、文教等方面，李鴻章敢於拿來，敢於創新，顯示了「才大」的特點；在政治方面則顯示了「心細」的特點，比較保守。

李鴻章一向是西方器物文明的崇拜者，直到自己的風燭殘年，才意識到西方制度文明的重要性，但此時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況且，即便他傾慕西方政治，他所能接受的極限也不過是半吊子的君主立憲而已。如果我們把對一個社會形態的變革分為革命、改革、改良、修補等四種層次的話，那麼他所認同的只比修補高一點，還沒達到改良的層次。

正如他自己所說，終其一生，他「只是一個裱糊匠，面對一個破屋只知修葺卻不能改造」。既不能，也不願，更不敢。李鴻章去世後2個月，梁啟超即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其中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這句話，至今仍是許多人的共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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