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胡安·戈伊蒂索洛去世，他是西班牙的文學地標

西班牙著名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筆下富有實驗性、語言特異又風格大膽的小說和故事，對西班牙保守的宗教與性觀念都造成了衝擊，重現了光輝的摩爾人文化。上周日，戈伊蒂索洛在摩洛哥馬拉喀什的家中去世，終年 86 歲。

戈伊蒂索洛的經紀人卡門·巴爾塞斯（Carmen Balcells）宣布了他的死訊，但並未公布死因。

戈伊蒂索洛在 1950 年代中期發表了一系列現實主義小說，也自此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並於 1959 年出版了論文集《關於小說》（Problems of the Novel），主要探討了社會意識現實主義。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身份的證明》（Marks of Identity）發表於 1966 年。這一系列打破了戈伊蒂索洛以往的風格，將個人生活以及 700 年的西班牙歷史寫成了小說。戈伊蒂索洛拒絕現實主義，發展了喬伊斯式的意識流寫法，並不斷地發掘西班牙語言文學的新可能。

戈伊蒂索洛稱，《身份的證明》是他 「第一部寫給成人的小說」，這部小說重構了一個在內戰後回到巴塞羅那的被流放者的過去。主人公的一生隨著一段段回憶、報紙文章片段、警方報告和內心獨白展開，以自由詩的方式呈現。

之後的作品《胡利安伯爵》（Count Julian，1970 年）更加大膽。書中的主人公被流放到了摩洛哥的丹吉爾，在藥物作用產生的幻想中向自己的祖國復仇。在復仇的過程中，他的身份與休達伯爵胡利安融為一體。胡利安伯爵是傳說中的叛國者，他被指控協助了伊斯蘭對西班牙的侵略。

墨西哥小說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在《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中提到，「唐·胡利安」是「西班牙文學中的一座地標」，也是「對西班牙極端壓迫勢力最為有力的反抗」。

他還說：「在黑人寫出的反抗白人、女性反抗男人或是兒子反抗父輩的作品中，戈伊蒂索洛小說中強烈的仇恨與恐怖達到了一個頂峰。無與倫比的優美和完美無瑕的寫作技巧，使其對『殘忍祖國』的譴責更加鏗鏘有力。」

完成《沒有土地的胡安》（Juan the Landless，1975 年）之後，戈伊蒂索洛大部分時間都遠離家鄉、住在巴黎和馬拉喀什。在含蓄艱澀的小說、故事集、詩歌、政治報道和兩部回憶錄中，他探索了異化、隔離、政治壓迫和性別的主題。戈伊蒂索洛還在 30 多歲時宣布出櫃。

胡安·戈伊蒂索洛在巴黎，1985 年。圖片版權：Ulf Andersen/Getty 圖片社

戈伊蒂索洛與他的文學偶像兼好友讓·熱內（Jean Genet）一樣，都不屑於定義、目標或是正統。他在第一部回憶錄《禁忌之地》（Forbidden Territory，1985 年）中寫道，他是「一個怪異的作家，沒有頭銜，拒絕並遠離任何群體和派別」。但他仍在 2014 年獲得了西班牙語文學界最富盛名的塞萬提斯文學獎。

胡安·戈伊蒂索洛於 1931 年 1 月 5 日出生在巴塞羅那，母親茱莉亞·蓋伊（Julia Gay），父親何塞·馬利亞·戈伊蒂索洛（José María Goytisolo）。父親是一家化工企業的高管，也是個極端保守的巴斯克人。

戈伊蒂索洛幸福的家庭生活被西班牙內戰擊碎。共和黨人在最後的戰鬥中敗給弗朗哥右翼勢力，戈伊蒂索洛的父親在此期間曾被共和黨短暫拘禁。戈伊蒂索洛一家逃往巴塞羅那 50 英里之外的比拉德勞。但戈伊蒂索洛的母親 1938 年回到巴塞羅那時在一場炸彈襲擊中身亡，這場爆炸由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指揮，並由反政府軍的義大利盟軍執行。

戈伊蒂索洛在 2006 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我不是我母親的兒子，但我是內戰的孩子，是彌賽亞主義和內戰仇恨的孩子。」

內戰之後，戈伊蒂索洛在巴塞羅那一所耶穌會學校學習，並且開始嘗試寫小說，他在 12 到 16 歲寫了十幾部小說，故事的發生地都設定在異域。

戈伊蒂索洛在 1975 年接受工具書《世界作者》（World Authors）採訪時說：「我每完成一部小說，都會找一些比我年齡更小更脆弱的孩子們去讀一讀。我會把自己和讀者關進同一個房間，從頭到尾地讀給他們聽。」

他的兩個兄弟也成為了著名的作家：何塞·奧古斯汀·戈伊蒂索洛（José Agustín Goytisolo）是一名詩人，於 1999 年去世，路易·戈伊蒂索洛（Luis Goytisolo）是一名小說家，是戈伊蒂索洛一家唯一還健在的人。

戈伊蒂索洛曾很不情願地在馬德里大學和巴塞羅那大學學習法律，但未取得學位。他反對弗朗哥政權，對馬克斯主義抱有極大的熱情，這使他最終投向了共產主義。在收到曾祖父古巴甘蔗種植園奴隸的請求信後，他對共產主義的熱情再次受到了極大的鼓舞。

他青年時期的第一部小說《年輕的殺手》（The Young Assassins）講述了一批革命學生攻擊內部一名成員的故事，這本小說經過兩年時間才通過了政府的審查，並於 1954 年出版。這本書在西班牙的影響甚微，但法語版卻十分暢銷。戈伊蒂索洛在完成第二部小說《混亂的孩子》（Children of Chaos）之後，在軍隊服役半年，並於 1956 年遷居巴黎。

他在伽利瑪出版社找到了一份審稿的工作，伽利瑪是法國非常著名的出版機構。戈伊蒂索洛在此期間撰寫了幾部新現實主義的小說，其中包括《節日》（Fiestas）和《女人島》（Island of Woman），但並不成功。在這一時期，他對共產主義的熱情也逐漸消退。法國共產黨不友好地提到了他的羅馬天主教會背景，還稱古巴之行使他對卡斯特羅的革命抱有偏見。

戈伊蒂索洛的作品在西班牙禁止發行，通常都是在墨西哥或是阿根廷出版。他偶爾會回到西班牙，並寫成了兩部政治遊記，反映了安達盧西亞嚴酷的境況：《尼哈爾農村》（Countryside of Níjar，1960 年）和《昌卡》（La Chanca，1962 年）——昌卡是西班牙阿爾梅里亞省一個貧民區的名字。

來到巴黎後不久，戈伊蒂索洛與莫妮卡·蘭格（Monique Lange）共墜愛河。莫妮卡曾是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的一名編輯，之後成為了一名小說家和劇作者。1963 年，戈伊蒂索洛公開了自己同性戀的身份。他給莫妮卡寫信坦白了自己的性取向，這封信收錄在了戈伊蒂索洛的回憶錄中，他稱這是「一生中最艱難的事」。

他還說：「我很怕她的反應是要跟我絕交，但她也知道她與我的情人們之間沒有衝突。」

他們在 1978 年結婚之後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妻子 1996 年去世。一年之後，戈伊蒂索洛定居馬拉喀什。

他的小說作品有《戰鬥的景色》（Landscapes After the Battle，1982 年）。在這部小說中，他將自己在巴黎生活的地方想像成了一個阿拉伯街區。他還著有兩部政治諷刺小說：《馬克斯家族傳說》（The Marx Family Saga，1993 年）和《荒唐喜劇》（A Cock-Eyed Comedy，2000 年）

波斯尼亞戰爭期間戈伊蒂索洛在薩拉熱窩所做的戰爭報道為《戒嚴令》（State of Siege，1995 年）一書積累了素材。這本充滿迷宮氣質的書中包含一系列環環相扣的敘述，其中的一段將遭到攻佔的恐怖之城轉移到了巴黎。

他的第二部回憶錄《紛爭的領域》（Realms of Strife）在 1986 年出版。2004 年，戈伊蒂索洛在戈達爾（Jean-Luc Godard）的電影《我們的音樂》中出鏡飾演他本人。影片中，薩拉熱窩的一家圖書館在遭炸彈襲擊後變得面目全非，他走在廢墟中高聲朗誦詩歌。

戈伊蒂索洛的銳氣並未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消磨殆盡。他的上一部小說發表於 2008 年，充滿了尖銳的斯威夫特式的諷刺。在小說中，講述者在受恐怖式爆炸襲擊身亡後，轉世成為了一個在網路上逡巡的存在，可以利用電腦屏幕監視地球上人類的愚蠢行為。這本小說的名字也很值得寫到墓志銘上，它的名字叫作《被全世界流放》（Exiled From Almost Everywhere）。

翻譯 熊貓譯社 孫一

題圖來自Público

2017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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