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穫》上收穫我的文學夢

文史 06-11

在《收穫》上收穫我的文學夢

文｜張翎

在網路新媒介問世之前，文字的保存和流傳方式是如此的簡單和決絕：它只能通過印刷出版的程序而成為報刊雜誌或者書籍。然而，靈感成為文字再成為出版物的過程，卻是一個充滿了歧路和玄機的過程，它可以在任何一個毫不起眼的路口突然進入豁然開朗的佳境，也可以在同樣的路口拐進一條黑燈瞎火的死胡同。

對有些人而言，這條路是一條「點字成金」的平坦之途，處女作即是成名作，起點便是終點，幾乎沒有過程可言。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這條路是一條艱難的蠕爬之路，中間充滿了溝壑和陷阱，過程漫長得讓人幾乎忘記了最初出發時的目標。我想我就是那些在文學的溝壑中步履維艱的群體中的一員。

刊發過張翎作品的在部分《收穫》雜誌。

《收穫》新刊張翎小說《勞燕》。

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困惑和掙扎，我終於成為嚮往已久的「作家」時，曾經有人問過我：到底是哪一件事，使我產生了寫作的最初靈感？對於這樣一個淺顯而平實的問題，我常常無言以對，因為促使我走向寫作之路的，不是一件事，一個人，而是一個朦朧的環境，一種同樣朦朧的感覺。

當我試圖把這個環境這種感覺用文字記錄下來時，它已經失去了起初模糊而複雜的毛邊，變得清晰卻膚淺了——文字可以使經歷生輝，也可以使記憶失去層次和色彩。我們不得不感嘆，面對人類的複雜敘述需求，文字有時竟然是如此的蒼白無能。

我出生在杭州，但很小便跟隨父母來到溫州。那時的溫州，是一個非常閉塞的小城，機場鐵路長途汽車，都還是許多年之後的事。兒時的溫州城與外邊世界的唯一鏈接，是一汪叫甌江的水域。在那些物質生活極為貧匱，缺乏玩具缺乏娛樂渠道的日子裡，我唯一用來打發時光的，就是兩件事情：閱讀和發獃。那時在我和朋友中間偷偷流傳的，是少得可憐的幾本舊書：《紅樓夢》《水滸》《聊齋志異》，還有一本手抄的《塔里的女人》。

這幾本小說的書頁，已經在反覆的閱讀和流傳中，磨起了臟厚的毛邊，而書中有限的那幾個故事，如西山一窯鬼，宋江殺惜，湘雲醉卧花叢 …… 也在我的柔軟的少年記憶中篆刻下永不磨滅的痕迹。漸漸的，在別人的二手經驗中，我感受到了講述故事的快樂和驚心。

夏日裡我會和長我五歲的哥哥，一同去甌江邊上呆坐，看著瓜農撐著長長的竹竿，把一船船的西瓜白蘭瓜停靠在江岸。望著渾濁的涌動著爛菜葉和死魚的甌江水漸漸流向遠方，混入不灰不藍的天際，我心深處突然生出了一絲好奇：那水的盡頭究竟是哪裡？在那裡生活的人，會和我有著什麼樣的相同和什麼樣的不同？大概就是少年時的閱讀經歷和對外邊世界的嚮往，最終使我成為了一個遠離故土的作家——當然，那是後話。

我漸漸長大，一步一步地遠離了家鄉，也一步一步地把懵懂的寫作嚮往，落實到具體而艱難的行動之中。在漫長的寫作過程里，我遭遇了一些事，一些人。這些事這些人，都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這樣或那樣的印記。有些印記膚淺而模糊，在歲月流沙的無情磨蝕中很快就消失了。而有的印記卻象刀鑿斧鏤那樣地清明雋永，在年華的流逝中超然存留。《收穫》大約就是其中之一。

尋訪美國女詩人艾米麗-狄金森故居。

1995年，我結束了長達十年的留學生涯和實習經歷，成為一名擁有美國加拿大兩國行業執照的專業聽力康復師。我終於卸下了維生這副千斤重擔，開始撿拾我的作家夢想。那年，我完成了一部名叫《尋》的中篇小說。這部小說寫的是一個留學多年終於學業有成的男子回國尋偶的故事。我把這部用今天的標準看來難免有幼稚之嫌的作品，用航空信的方式，寄給了上海的《收穫》雜誌社。

寄出之後，我幾乎沒有任何的忐忑不安。在此之前我諮詢過一位已經在海外寫作多年的資深作家，他告訴我《收穫》這個級別的文學期刊，幾乎不接受任何自由來稿，尤其是象我這樣完全無名，又沒有名家推薦的作者。我對《收穫》不報奢望，而且已經在考慮給另外一家名氣較小的省級期刊轉投這部小說。

就在三個星期之後的某一個深夜，我被一陣尖銳而怪異的電話鈴聲驚醒，過了半晌才醒悟過來，那是樓下辦公室里的傳真機。我起身下樓，發現傳真竟然來自《收穫》，是一位叫李國煣的人寫的，通知我《收穫》即將刊登我的小說《尋》。那時一封從多倫多寄往上海的信，行程就需要兩個星期。而《收穫》以如此快捷的速度，回應一位毫無名氣的新作者的自由投稿，我當時的震驚和喜悅不言而喻。

張翎在上海思南讀書會上與演講招貼合影。

張翎在台灣拜望作家陳若曦。

從那以後的每一個新年，我都會收到一份從李國煣那裡送過來的傳真，帶著濃郁男性特質的遒勁字體里，傳輸著溫馨美好的新年祝願，也夾帶著一個來年賜稿的請求。在很後來的日子裡，我才知道那個寫得一手好字的「他」，原來是巴老的侄女，和《收穫》的主編李小林原是本家。

後來李國糅退休，一個叫王彪的人，替代她成為我的責編。我家樓下的傳真機長久地沉默了——因為它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電子郵件成了我和《收穫》之間更為便捷的溝通紐帶。王彪秉承了李國煣的細緻和效率，對我的每一封郵件幾乎都會作出極為迅速，基本不超過二十四小時的回復——無論是關於小說還是其他。

我開始在《收穫》上頻頻露臉，從那時迄今一共發表了八部中篇小說，幾乎每一部都被廣為轉載，並進入各式年度精選本。我的小說在走向《收穫》的途中行程各異，有的幾乎一字未改就見了刊，有的則經過了反覆改動，甚至逐字逐句的精修，才得以面世。而這些精修的建議，有時來自責編，有時來自主編李小林。

我和《收穫》的大部分工作人員都見過面，並和李小林、肖元敏、李國煣一起吃過飯。那是一頓幾個女人一台戲的午飯，我終於把靠文字和聲音激起的聯想，落實到一張張具體的臉上。奇怪的是，那天的飯桌上，居然沒有一張臉讓我產生驚訝和震撼——文字和聲音的聯想，竟與她們的真人嚴絲合縫地相吻合。精緻，優雅，嚴謹，認真，那是我能想得起來的符合她們個性的幾個形容詞。

《收穫》雜誌社裡真正讓我驚訝的人，不在這些人里。有一年，我回國探親路經上海，順道去《收穫》雜誌社探訪。那天主編李小林沒在，接待我的是副主編肖元敏。辦公室里坐著一位我不認識的人，肖元敏介紹說他是副主編程永新。

後來元敏有事離開辦公室，把我和程永新扔在了初識的尷尬之中。我久聞程永新的大名，有些興奮，急於與他對話。他在看稿，只用眼角的餘光和我對視，使用的是極為簡潔的幾個語氣助詞。我企圖挑起話題的嘗試以徹底的失敗告終——我很快落荒而逃。

在廈門大學書店。

後來在華語傳媒大獎頒獎典禮上，我再次見到了程永新。那天我喝了一些酒，他喝了很多酒，彼此的機智相撞在一個極為合宜的點上，話題像花兒一樣開放。他的醉態如孩童般天真可愛，睿智顯露無遺。那次的再遇使我明白了一件事：酒真是個好東西啊，它叫人真相畢露，它讓我終於知道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程永新 - 原來他和他的雜誌一樣具有真性情。

從1995年在《收穫》上初次露面到今天，二十二年過去了，《收穫》一直是我文字的驛站，為我點著一盞燈，擺放著一張凳子和一杯熱茶，陪伴著我行走在從醜小鴨到天鵝的漫長途程中。道路依舊崎嶇，我依舊還在暗箭和荊棘之上行走。我最終能否看到路的盡頭，能否真正蛻變成一隻天鵝，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經在路上發出了獨屬於我的鳴叫。而《收穫》，則忠實地記錄下了這些足跡和叫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