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二戰日軍的防禦作戰比進攻更瘋狂？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文 ｜ 白孟宸

如果要評選抗日戰爭中日本侵略軍最臭名昭著的防禦作戰，那麼百團大戰中的關家堖戰役一定會榜上有名。這場歷時兩日，殘酷艱苦到令彭德懷、劉伯承等八路軍將帥們在多年後仍刻骨銘心的戰役，在如今的年輕人中同樣算得上家喻戶曉，這要感謝一部電視連續劇——《亮劍》。

在《亮劍》中，李幼斌主演的八路軍團長李雲龍，曾在一場被稱為李家坡的戰鬥最後，通過土工作業的方式，令我軍接近到距日軍幾十米的位置上，一舉投擲三千枚手榴彈，重創在八路軍重圍中頑抗多日的日軍山崎大隊。據說，李家坡戰鬥和山崎大隊的原型，就是在關家堖戰鬥中被殲滅的岡崎支隊。幾乎所有觀眾，在看完《亮劍》後都會對李家坡上日軍在困獸猶鬥中表現出的頑固和瘋狂印象深刻。

《亮劍》劇照

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筆者曾聽一位參加過百團大戰的決死隊第一縱隊老兵講，日本鬼子被圍之後，就像野獸一樣，完全是一副同歸於盡的打法，比他們進攻時危險很多倍。而1939年在諾門罕戰役中，蘇軍在對被圍日軍發動最後攻勢時，傷亡人數竟然比戰役前期日軍進攻期間承受的更高。速來以風格兇悍著稱的蘇軍，面對頑抗的日軍，也不得不發出了「我們簡直是在同死人作戰」的嘆息。在松山戰場上，中國軍隊多次在夜間遭遇被圍日軍發動的夜襲，甚至為此丟失白天拼盡全力奪取的陣地。實際上，日軍此時發動夜襲集中的兵力僅為幾十人甚至十幾人而已。

野獸也好，死人也罷，在二戰中，日軍在防禦中似乎比在進攻時更讓人頭疼，他們就像一群不要命的瘋子，或者在自己的散兵坑裡打完最後一顆子彈，或者是抱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號叫著沖向比自己兵力和火力強百倍的進攻者。似乎日軍在被圍後，腦子中僅有的念頭就是在被擊斃前多拉上一些盟軍士兵墊背。

當然，日軍並不是由瘋子組成的。或者說，日軍在防禦中表現出的瘋狂並不單純是沒腦子的表現，相反，這是日軍在冷酷的軍事教育中對各級官兵反覆灌輸的結果。日本國內的學者曾試圖通過研究舊日本陸軍大學的戰術教案，來總結二戰中日軍的戰術教育成敗。在大正和昭和年代，舊日本陸軍大學針對尉官的戰術科目開篇，就是通過「啟發教育」的方式來向學員們闡明攻擊和防禦的關係。有趣的是，大正和昭和年代的日軍，似乎特別害怕落入防禦的狀態。

日軍通過研究一戰後期的戰場經驗，判斷從南北戰爭開始直到一戰塹壕戰初期為止，都是防禦方佔優的時代。但隨著炮兵、裝甲兵和航空兵的進步，進攻方終於有能力打破防禦方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日軍認為有必要在官兵中破除對塹壕戰的迷信。更重要的是，日軍從建軍之初開始，就極少通過防禦取得戰果，而考慮到歐美與日本的國力差距，日軍相信，如果不能通過速勝打敗中國和歐美列強，那麼日本必然會陷入被總體戰拖垮的困境。

因此，日軍高層開始有意識地在軍隊中培養對進攻的狂熱，強調「在一切必要情況下發動進攻」，要求將領和基層官兵在作戰中，必須做到「攻擊精神充盈」。並且搬出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反覆強調「進攻是最好的防禦」。考慮到防禦是處於劣勢的一方必然的選擇，日軍在軍事教育中反覆強調防禦分為消極防禦和積極防禦，只有積極地進行防守反擊，才能夠打亂攻擊方的進攻節奏，進而奪回戰場主動權。

但是，單單是強調，似乎很難說服所有人。為此，日軍一方面規定，除了邊境守備隊以外的任何部隊，在處於劣勢時都必須通過不斷的反擊，進行積極防禦。另一方面，日軍在軍事教育有意識地強調精神力量的作用，鼓吹防禦會使「精神力萎縮」，會導致過分誇大進攻方優勢。筆者在舊日本陸大的教案中，曾看到這樣一段師生的對話：學生引用《孫子兵法》中「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來論證防禦的優勢。老師則針鋒相對地引用中國《吳子兵法》中「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當然，對於普通士兵而言，求生的慾望是極度強烈的。如何讓士兵們抱著「必死之心」上戰場，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在抗日戰場上，中國軍民時常是抱著誓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進行防禦作戰的，但日軍作為侵略者，無法像中國軍民那樣用國讎家恨甚至是共產主義信仰來說服自己。日軍選擇的方式，就是把戰敗渲染成比死亡更可怕的狀態。

眾所周知，日本陸軍的軍紀和訓練都是毫無人性，甚至可以稱得上是慘無人道的。日軍中對於曾經被俘官兵的虐待，遠不是簡單的死刑，而是在徹底凌辱後予以痛苦的處決。同時，日軍軍官也不斷向普通士兵灌輸中國軍隊會凌辱被俘日本兵的錯誤印象。再加上日本武士道中本來就有以死承擔戰敗責任的傳統，不少日本官兵認為在被圍後，除非支撐到解圍，否則唯有一死，絲毫不考慮被俘的結局。而且，日軍在群體狀態下，即便僅是三兩成群，仍會互相用幾乎催眠的方式來強調不勝即死的瘋狂理論，這導致大批日本青年在同伴和上司的逼迫下無奈地選擇戰鬥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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